中大理念的警號：「國際化」前傳

中大理念的警號：「國際化」前傳
文：matthewwth

倘若我沒因迎新稿題需要而翻查史料，大概不會知道原來所謂中大校史，是一部關於理想失落與妥協屈服的歷史。創校至今，不同時期的原因屢有不同，但在回歸後至今的一大「魔頭」，正是這隻叫「國際化」的無形之手。

「國際化」不是一件單一事件。它是一個趨勢，是一個建基於「我們要與國際接軌」的意念下，所帶動出來的一連串的政策改變。這些政策上至教育決策當局，下至牽涉我們中大現行的一些教育政策，其影響至今仍然深遠。當我們提到「中大理念的消亡」，我們必然會探討把中大理想「拉倒」的另一股力量是什麼；而探討「國際化」的前奏，在討論這命題時便顯得份外重要。

在這裡提出「國際化」，或許會使不少讀者陷入疑惑：國際化，與世界接軌，有何不好？

與世界接軌，瞭解異地文化，開闊眼界同時，促進社經交流，當然好。問題在於當局對國際化的概念偏頗，以及其執行的內容別有用心。我們應問的是：我們想要怎樣的「國際化」？是希望圖書館多幾部歐美電影？還是校園多幾位金髮美女？而所謂「國際化」背後所真正想推行的，到底又是什麼？在後來接二連三的政策可見，所謂「國際化」流於表面，實情有許多可能的代價，我們其實從未想像過——例如關於本土語言的失喪、本土意識的減弱，以及教育理想的屈服。

可惜就在這些討論產生之前，「國際化」的魔掌已不經不覺地在塑造著香港高等教育的生態。依史實看來，從97回歸起至02年中科合併事件發生期間，官方所推行的「國際化」，完全是向美國為首的「文化」傾斜，而在目前美國霸權的世界格局之下，這種傾向其實隱含著某種期望與世界（以美國為主）的市場接軌的渴望的。而所謂「國際化」，其實只是披著「文化交融」的外衣，實是以把香港專上教育推向國際市場，使教育成為一門投機炒熱的商業生意。

觀念的形成——從港英說起

在港英時期，很少人會說「國際化」。一方面，殖民政府刻意在教育政策上耍花樣，透過課程設計、教學語言及考試制度等愚民政策，使學子忙於應付考試，為極少數的學位爭個頭破血流；加上大政策方向不由本地人定位，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英國本身就是「國際」的象徵，港英當局自然也沒什麼「國際化」的構思，社會上下也沒有這方面的討論。

雖然沒有相關討論，但不代表後來急速發展的「國際化」觀與這時期無關。由於殖民政府對中國文化（尤其以語言政策為手段）的漠視和邊緣化，本地人自己對西方事物（亦以英語為明顯例子）也有著強烈的追求。後殖民理論家Frantz Fanon就曾提出「殖民情結」(colonial complex)，指被殖民者因被殖民而把語言想象成權力，以為只要能說白人的語言，就可較像殖民者，因而可掌控自己的命運與世界。結果即使殖民管治結束，這種英語比華語好、追隨西方比發展本土好等等的價值，仍植根人心。

97回歸後，從劇變中欲求定位的港府，開始高舉「國際都會」、「國際融匯」等旗幟，並視追求國際榮譽與市場自由為本城最高指標。要追隨此目標，意味著社會各範疇（與教育、科研、經商）都需要與「國際」享有「共同語言」（這裡指的共同語言包括思維、管理模式、經營邏輯等），以換取最大的商業利益。而在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目前以霸權姿態牢控政經社各領域的大前提下，「國際化」的步伐亦只能大幅度向他們世界的模式傾斜。而其中，關於教育的「國際化」政策也在此時醞釀。

回歸後的教育市場化政策

院校本身也未必全然認同「國際化」的思路與其背後的商業邏輯，但在院校被捏住財政命脈的情況下，他們的自主性亦因而大被削弱。由於政府始終透過教資會牢控對院校的撥款，而其撥款準則建基於院校間的競爭原則之上，院校遂為了爭得資源而紛紛妥協，對其辦學理念與原則不斷作出讓步。在全球的專上教育事業正步向高速市場化的前提下，這股信念亦變成推波助瀾的隱形動力，把教育政策漸傾向市場化、產業化，而院校亦難逃被推向國際市場的命運。一旦院校已經逐步符合市場模式，她們也就更準備好作為一間能與「國際」競爭的院校了。

董班子就任後，迅速開展了後來令教育界怨聲載道，以教統會主席梁錦松為首的教改。當時提出的主要目標為大幅增加專上學額，並使專上教育普及化，但當中增加的學額中不少為極少政府資助的副學士。更糟的是，配合學額擴充的，竟是大規模的教育削資，對副學士、碩士，以至學士學位和院校的資助紛紛銳減，而副學士結果成為各院校在政府默許下的金礦區。

但教改中對專上教育最關鍵的，是對大學資助撥款政策上的大改變。梁錦松的上任，標誌著商界的管理模式終被套用到專上教育的層面。他開始強調大學間要競爭，而資源就像競技獎品一樣，要羸得比賽方可獲更多資源。但勝出條件是什麼呢？決定資助多寡的主要取決有二：院校學生的多寡，以及研究發表的數量。前者由教資會牢控，不是院校能自行決定；但後者，就成了院校間的一個重要競技擂台。

驟眼看，鼓勵院校多發表研究，也無不妥，但問題在於評核研究的準則。那時大學高層以至政府架構內，都把北美學術期刊奉若神明，表面上說要求香港的大學與「世界」一流大學看齊，其實是以北美地區大學為指標。要研究成果發表，且在北美為首的學術界取得一席，意味著學者必須先放棄本土語言，以英文撰寫；而且，他們的研究主題，也須以北美世界的出發點作考量。（例如你研究香港粵曲文化，真係關北美隱事咩。）連串惡果亦因此接踵而來，學者紛紛為求資源而改以英文撰寫西方議題，如中國文化等議題漸漸被迫以西方感興趣的視角出發，院校開始淪為歐美的「學術殖民地」。

若粗疏地把整個教改以及政府對專上教育的教育觀作整理，可以得出一個簡單的結論。董班子一方面強調要大增專上學額，一方面卻大幅削資，然後在大專院校引入競爭法則，無疑就是希望借院校之手來製造帳面上的成就（如教育普及、國際研究排名），並赤裸裸地視院校為為政府爭取聲譽的機器，而完全不顧院校的承受能力，以及他們的辦學理念等。結果院校開始喪失本土本位，價值取態變得功利化，對具社會面向的原則開始作出妥協。而像中大這樣的院校，亦注定在此趨勢下首當其衝。

我們到底想要怎樣的「國際化」？

誠然，在全球化日益熱烈的時代中，我們沒可能再玩閉關自守，謝絕進入國際社會。然而，我們要問的是，我們怎樣看待「國際」？我們又想以怎樣的姿態進入「國際」？上述的事件敘述，雖只勾劃了「國際化」政策出台前醞釀的情況，但已足以顯示決策當局以「國際化」為副，而以專上教育市場化、產業化為主。只期望把香港的大學推往國際教育市場的大漩渦之中。

雖然有違時序，但亦不妨看看一些中大學者在後來的「國際化事件」（後文會交代）中，對這種「國際化」模式的一些看法。05年2月，中大社會學系教授陳健民曾指出：「每個國家國際化的成本不同，西方國家是中心，不用改太多本土的東西…美國在整個學術界又處於主導地位……我發覺這樣香港會成為一個學術研究的殖民地。」

後來，曾在中大畢業，當時任職浸大社會學系助理教授的陸德泉亦指出，目前講的「國際化」是沒有主體的。他質疑，「全球化是否要把本地的身份認同洗刷乾淨，去符合一個國際認可的標準……」。可見，關於「國際化」的執行和構思，其實還有很多問題需要去思考和處理。

然而，就在這些討論真正產生之前，「國際化」的巨幕經已徐徐落下，專上教育產業化的路愈走愈快，院校也急於爭相回應，結果行政式的指令從院校上層下達，紛紛包著「國際化」的外衣說要大改革……

而作為千禧年後最直接，最轟動，並最快出現的第一波，就要數2002年的中科合併事件（中大與科大合併）了……

前夕到此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