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在必然會員制的中大裏，中大學生會在學生組織中的位置幾乎是最核心的。它有九千位會員，每年收集了同學近一百萬的會費；它被校方或公眾理解成「學生」的「代表」——電視台總會訪問每一個年代敢言的會長，以他或她的意見去概括大學生的聲音；作為學生組織中的樞紐，它又為各系屬會統籌註冊、登記事宜。而在學生會四個部門之中，較諸學生報與電台的傳媒角色，幹事會的行政工作、常常發表反官方立場的性質固然令它十分顯眼——「中大學生會」往往就只指向「中大學生會幹事會」；但大家無法忽略，也不能忽略的，卻是陣容更鼎盛但作風與作用低調得多的中大代表會。
依會章言，中大代表會是最高民意代表；在角色上，它是監察者，有權否決幹事會等部門的工作與計劃，在在影響了另外三者的操作。而在現實的操作上，在近年的學生組織歷史中，代表會更從來不乏惹人爭議的地方︰代表會的民選代表少得驚人，絕大部分都是由書院代表會委任，而委任的過程一點不複雜，照《四十年》編輯所理解，只要你願意出任，你就是中大同學的其中一位「最高民意代表」了；代表會每有辭職、缺席、流會之例，會議紀錄殘缺不善，又常有因出席人太少而無法通過議案；代表會作為一擁有裁判權力之組織，總有不利於系屬會之判決，這樣的判決自然引起很大爭議，近年它跟歷史系系會、動漫畫研究社，以至幹事會、學生報均有火藥味極濃的場面，幾十人於玻璃房（代表會會議場所）晒馬的故事，時有所聞；代表會的代表們時刻強調會章——一份長達百頁而且很少同學會接觸的文件——的性格，幾乎去到不考慮其他價值的地步，難免予人刁難之感，其中代表會應否撥款刊印《中大四十年》之爭論長逾一年，可見一班；嚴苛點說，它有極重的官僚作風，是中大學生會各式各樣質疑建制的聲音的強烈諷刺。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我們訪問了近年積極投入中大代表會工作麥君榮同學，寫成〈代表你的代表會〉。〈代〉文之中，麥同學對問者或多或少的批評提出了心平氣和的反駁，例如指出代表的質素關係到代表的生產機制，書院代表會責無旁貸；又例如說明代表有明辨對錯的獨立能力，能夠成熟地自我監察。這種種代表會本位的說法固然未嘗無理，但也很難令人聯想到一個有價值承擔、有自我批判意識、有行政活力、有民意說服力的代表會。最基本的兩點是︰麥的解答無法釋去代表會的「最高民意代表」遠離同學，沒有代表同學之疑慮；更無法說服我們，這群本身近乎不被監察的代表可以怎樣保持自我批判的警覺性，而不致於獨攬大權、睥睨四方。
至於此專題中另一篇作品〈代表性的問題〉則從一較抽象的概念角度出發，闡述作者大衛碧咸心中理想的學生組織權力圖象。他提出了本質上我們長期無法好好回答的疑難︰怎可以保證幹事會的工作符合同學的意願，甚至說，能「代表」同學呢？作者認為關鍵的是「代表性」跟「行政權」概念必須分開，後者由幹事會操控，前者則正正是代表會的意義所在；搜集民意才是代表最重要的工作，而幹事會則只須向代表會負責。作者的觀點不易反對，但從代表越來越遠離民意的現實來看，代表勤力出席會議已是幸事，幻想代表去努力收集民意、營建「代表性」，就實在是不切實際的奢望了。
不過話分兩頭，關於「幹事會能否／如何能代表同學」的問題其實也有可以質疑的餘地。正如作者所說，同學對幹事會投下信任票不等於認同其全部政綱，同時所謂「同學意願」也從來不是一些整齊易懂的觀點，九千同學當中充滿混雜的聲音，幹事會如果盲從主流意見，無異民意暴力；幹事會如果走一條「四面楚歌」（丘梓蕙語）的路呢，又很可能招來眾聲非議。因此幹事會與其依附「民意」，倒不如忠於其於政綱中所提倡的價值，來解答那本來就不能解答的問題。
最後一篇〈中大選舉之最〉，淺寫中大各樣的荒唐選舉文化；此文已是九二年的作品，但內容一點也不見得過時，「最乜乜」「最物物」的修辭許是誇張了，因為這些只是冰山一角。即使像中大學生會這樣正式大型的選舉，也時有妙趣橫生的不幸「意外」。（像零二年的「不合法」風波）我們的代表是怎樣生產出來的呢？大家唯有一笑置之吧。
學生報近年雖然常常處於跟代表會對立的位置，但《四十年》的編輯編寫這專題也絕非旨在以眼還眼。我們認為代表會也的確有明辨對錯的代表，我們相信對於同學無償參與學生組織的熱情，當應寄予鼓勵。但我們也希望，在可見的將來，我們會有更富活力的學生組織，——一個不擺官威的代表會；一個願意開放討論心胸、考慮多元價值、不視會章為批評他人利器的代表會；一個積極搜集民意、樂於跟同學溝通、有真正代表性的，代表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