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什麼是中大精神？有趣的是，每個人的理解都有不同。周保松認為中大精神就是自我批判、關懷社會，並願意為理想付出。吳明認為要理解中大精神，須相契於當年創校者︰為學問而學問、復興民族文化、溝通世界文化；曾憲冠則認為中大精神是中文大學的四年學制，及以中國文化為標榜。

如果把周保松和吳明理解為對過去理想充滿憧憬，並希望以此作為今天中大人的典範，那安徒與曾憲冠就似乎剛剛相反。安徒則採用了系譜學（genealogy）的方法，把我們一直奉若神明的中大精神化約為歷史的偶然︰中大自命反殖、自命其中國性等「理想」，不但只是歷史的偶然和其播弄，更是一系列的權力、商品、慾望、激情，僅此而已。當「中大人」今天擁有更多權力，站在更高的位置，「理想」只是作為更厲害的殖民武器，去打壓其他人，去爭逐更多的權力。

而曾憲冠對於過去曾視之為對中大理想的保衛的四改三活動，現在這樣睥睨道︰「現在置身其中，往往不明歷史的奧妙，而要到事後，才會知道自己落力演出的英雄史詩，原來是一齣鬧劇。」他又說「中大理想談談好了，不宜太過，理想只是無力者的囈言。」我們或者會想，這種「反理想」的進路，其意義是什麼？

筆者想，或者可以將其理解為，對現今拿著「理想」破壞理想的人，即往往是手握話語權和詮釋權的當權者，對著幹。你說中大理想是怎樣怎樣，我不和你爭辯，我說中大根本沒有理想。這就像，我想用「道德」、「仁義」去支持自己的惡行，你告訴我世界根本沒有「道德」、「仁義」一般，去摧毀我的論證。

另一種理解是，這進路提醒我們，理想可以是很虛偽和血腥的︰究竟大家想怎樣挪用「中大理想」？究竟不斷說理想的人居心何在？那是讓大家可以心安理得做壞事，還是其實是要打著理想的旗幟，去為自己開天闢地？

如果把這以上進路單單理解為策略性，那我們的「理想」還尚未「解構」至虛無。但我們再問另一個問題，那就是中大曾經高舉過的理想旗幟是否還有價值，可否作為我們今天的規範？即使她本身可能從未直正踐履之、篤行之。那些理想曾經是如此污染混雜。我們其實想知道的答案是，我們今天的理想是什麼。說理想不是大發思古之幽情，而是反問自己，我想做一個怎樣的「中大人」，在這一個意義之下，或許談理想還是饒有意義的。

另一個問題是，中大精神何以沒落？最簡單直接的答案，當然是順著安徒和曾憲冠的想法，即中大根本未有一個「中大之為中大」的理想，現在的所謂「沒落」，也是「理當然耳」，就像未有過愛情的一雙最終分手一樣。而周保松認為中大精神的挑戰者，是教育商品化成為教育主流意識形態。在本書「教育理想」一稿題中，陳建民在其文章則提出大學同構化令中大獨有的精神喪失。如果我們今天還要談理想，那我們不如談我們有方法去對抗同構化，去對抗教育商品化嗎？理想說到底，還是現實問題。

或許借吳明先生文中引用祁克果的話來完結這短短的前言，說理想，也許會令人生弄得艱難。但如果說理想，會人生變得輕鬆，那理想不說也罷。未知「說理想」的諸君是否同意？

原創文章

中大理想之原始精神特質─—以新亞書院為例

一切可以說為「文化」的活動、事業，皆源自人的精神；一切文化活動事業的理想性本於人的精神品格，而精神品格本於人的能感、能寂、能照之純粹性；而一切文化事業之所以能將理想與現實條件結合，獲得歷史性，而又能堅持理想，則有賴於人「心」之有「通」（與天，與人，與物，與過去未來通。）和「識」（由見識而識見，雙向判斷力，向下可決定判斷事物之性質，轉上即可反思判斷「存在之理」／意義／目的／理想。），而為一「通識心」。我們對中大成員書院當年的教育事業，即應循此「精神的實現」予以體會。這種體會本身，亦是一高度精神性之活動，其心境當須相契於當年創校者云。

本文亦只能以新亞書院為例（因本人只較為稍稍認識新亞故），追溯體驗當年新亞創校人的精神道路，溫故知新，或可觸動同學們對今日之大學理念與大學生的自我認同作一反省。

（一）無所為而為─—為學問而學問

首先，新亞書院創辦人他們辦新亞就為的辦新亞，此外也沒有什麼別的目的，當年進來新亞唸書的青年就為的唸書而唸書，客觀上也不能再有別的什麼目的。這個「無目的」，我以為正是「新亞精神」最深密亦是最真實最有生命力的源泉所在。孔子曰「古之為學者為己」，即說古人為學沒有別的目的。「子墨子問于儒者，曰：何故為樂？曰：樂以為樂也。」（《墨子‧公孟篇》）儒者答墨子曰：音樂就為音樂，難道還需要什麼的目的？德哲赫爾德說：「人們建立的一切制度、科學和藝術，若與真理相符，即無須任何目的。」[1]說的也是這個意思。錢穆先生寫的新亞校歌：「手空空，無一物。艱苦我奮進，困乏我多情。」與錢先生一起創校的唐君毅先生說：「新亞書院之同仁結合，純粹代表中國之『士的精神之延續』，而此外之什麼也莫有。手空空，無一物。此正是新亞此一團體之特色。則我們今天希望新亞同仁與同學，無論在新亞與不在新亞，都是一獨立自由的人格，一士，國士，天下士。」[2]說的亦正是以培養「士」精神為目的而其實沒有目的─—成為「士」正須任何目的。我現在發現新亞精神的深義是這精神自己要求顯現而別無目的。我這發現本身亦無目的。我只是如是體會了這番精神，一如我當初進新亞研究所唸書之全無目的，只為的唸書而唸書，連拿學位的念頭也沒有，連每科修讀的成績亦不理會，就這樣讀到不能再讀。研究所的老師亦是為學問而學問更無目的。歷史學組的嚴耕望先生有句話最得我心，他說：「只要有飯喫，有書讀，於願已足！」雖身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於他何涉。這「無目的」、「無為而為」的精神，在今日中大校園，從大學站、運動場一直望上去，簇新的教學樓層之擠掉原先的翠綠山坡，直到山頂高聳的新亞水塔，它仍在到處滲透，還是蒸發了呢？當然人亦可問：這無為而為的精神在今日尚有意義乎？

[1]
轉引自《現代德國文化教育學》，頁86，山西教育出版社。赫爾德不懂中國文化，然此說可為儒家「無為而為」精神作了註腳。

[2]
見《唐君毅全集》卷九，頁519。台灣學生書局。

最為香港學界熟悉和尊祟的教育家蔡元培當年接掌北京大學，大事改革，其教育理念最得此「無目的」三昧。一位老北大這樣記述其事：「蔡孑民到大當校長，首先改制，其中一件就是將北大的工科歸並到北洋，他認為大學是研究純理論的學問的地方，越是離實用遠的學問，越是要在大學研究。至於工、農、醫等，都是與實用技術有關的，應該與大學分開，另成立職業學校性質的專門學校。入這種學校的人的目的，在于得到一種技術，以為他將來的職業的準備。至于上大學的人，則是為學術而學術，不求致用，也不是為將來職業準備。」看來蔡元培很受古希臘嚴格區分「文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施於貴族）與「職業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施於役僕）的影響，又或者是中古歐洲之尊「三學」（Trivium，文法、修辭、論理學）而次「四術」（Quadrivium，算術、音樂、幾何、天文學）之餘緒，又或是感於中國官學（為人之學）與民學（為己之學）分流之傳統，而反其道而行之，以官學而效法於中國民間書院，特別是宋元書院那種「列屋而居，書聲徹戶外，皋比之坐，問難無虛日，可謂盛矣！」（馮桂芬《重儒官議》）之為學而學。但蔡元培把「無目的」與「有目的」截然分為兩類，亦即將中國儒家傳統「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七略」（輯、六藝、諸子、詩賦、兵、術數、方技）、「七學」（國子、太學、廣文、四門、律、書、算）之教育裂而為二，而獨尊「無目的」教育為大學理念，此固見教育改革家之非常手段，亦必是有見於舊京師大學堂「今之為學者為人」（今人為學為的是為人所用，為做官、找職業）之學風鄙陋而有之對治之方。而北大果然脫胎換骨，一時豪傑輩出，風雲際會。

蔡元培這樣劃分「大學教育」（無目的之為己之學）與「職業訓練」（有目的之為人之學），今日看來亦不能說真得「無為而學」、「無目的」三昧，亦與孔門「有教無類」、「大學之道」、「吾道一以貫之」之教育思想有隔，亦與我們今所說的理想的大學教育有不同─—雖云無為而為，無目的，但理想的現代大學教育正要將此無為而為、無目的之精神深植於每位學習各門專業知識的同學心中，提昇每位同學的「人的自覺」於學習各門知識之活動中，真正體會所有知識技術源自人的理性，而理性的動力來自精神─—精神在抉擇中，精神今藉著選擇科技，以成就現代文明，成就精神之現代性格，同理，精神亦可選擇轉移現代、超越現代。而精神只是藉這抉擇實現自己擁有自己，而別無目的而無為而為。當年新亞精神之深密義亦應作如是觀。由是我們可進至各義。

（二）有所為有所不為─—為文化使命而學問

我們說新亞書院的創辦人一如所有的文化創造者，在根本處只為創造而創造，為文化而文化而別無目的；但新亞的創辦人自己卻很明白自己的教育事業抱負著一大「目的」，或說一大「職志」、「使命」。唐先生當年這樣「敬告新同學」：「我們新亞是一所在患難中創立的學校。我們鑑於百年來國脈民命之絕於縷，人類世界之亂源，究其深因，本質上唯是一個文化問題。我們深知：要復興我們的國家，必先溝通世界之文化。因此，我們於創校之初，即以復興民族文化、溝通世界文化為我們全體師生之職志。」[3]這種話現在的同學聽來或無甚感覺，以老生常談視之。這無感覺、視之為老生常談，正證新亞所秉持的使命和後來的中文大學的教育已深入人心，為社會所肯定，一道同風，再無可疑。這無可疑在五十年前卻甚危疑。彼時此地辦一間講中國文化的書院，她的存在根據，除了文化使命感之外，其餘都在危疑之中，都在「流亡」之中。唐先生對這點看得很清楚：「新亞書院之原始精神，只是中國大陸變色以後，炎黃子孫流亡在香港者，想對中國之文化與教育，負一點存亡繼絕、返本開新之責任之一種表現。從這點說，新亞書院在先天性質上，只是一流亡學校。」[4]這在唐先生並非什麼特別沉痛語，而只是寫實語、緊迫語，卻也再次講出了哲學家／士／儒者對人類命運、中國文化之存亡繼絕之焦慮和他所選擇的承擔之路：此即在香港與志同道合的流亡者結合為士的團體，辦教育講中國學問，保存中國文化慧命於海外一隅。經過社會認同，遂成為新亞書院之原始精神。這精神與時代緊密相連。精神之躍起固是因為客觀的時代問題之壓迫，但所謂時代問題之壓迫，即證一感受此壓迫者，亦即說有一精神者，感觸者，能感觸時代，通過感觸，證示精神之存在和時代問題之存在。非是有此一時代，便決定有此一感觸和感觸者；乃是精神在感觸中，精神無限，感觸無限，唯在感觸中能透視時代、瞄準時代問題之中心，並投注其關懷和承擔，由是而辦學，抱負一堅定目的而辦學─—我認為這正是新亞精神最顯著亦是最真實最有生命力的另一源來。這亦應是當年在香港民間辦學的教育家的共同精神，有感於國脈大命不絕于縷，在這自由與奴役之爭的時代，維護學術文化、維護自由，而有後來的「中文大學」。

[3]
《唐君毅全集》卷九，頁470，〈敬告新同學〉。台灣學生書局。

[4]
《唐君毅全集》卷九，頁486，（新亞書院之原始精神與同學們應自勉之一事〉。台灣學生書局。

我們今日說中大理想如何如何，豈能逃避上述之義。這所現在聞名邇遐的著名學府，只須想想她的「中文大學」的校名，也就應該知道她與生俱來那份自負和人們對她的期望；從她的原始精神／使命／職志，也就應該知道她為何要堅持她的理想／目標／宏願，也就應該知道她現在得到甚麼、又失去什麼了。

一如所有擁有歷史的成功事業，她現在得到著名大學可以得到的最好的一切：名聲、榮譽、英才、校史、週年紀念。她以整座山為校園，建築物雜駁乏味，毫無風格可言，自建成那日即被批評，謂與校名不配。卻幸有山石林木遮掩，在上山落山轉彎抹角之際，景物遷移，也就忘記她原本可以如何典麗、如何素雅，而今卻因在這些混凝物中，靠樹木遮體，那唯一有趣的庭院，庫藏中單蘇仁山一項即可稱傲于世。四年前為孔子誕生二千五百五十週年，她甚至在山頂叢林樹立了孔子銅像，雖然造工創了硬笨生澀之最，或正應該符這光景時風。她的前校長和現任校長都一心想併吞其他大學，擴大為超級大學；但又據說無須併吞，現今已是世界一流學府。當前全人類對抗SARS，中大醫學院站在最前線，九二年畢業的謝婉雯醫生殉職，讓每個中大人感悲傷和凝重的驕傲。總之，這是一條光榮之路，亦是藉抉擇自己而擁有為己之路。由新亞人、崇基人、聯合人，而為中大人，她失去的難道只是羞澀和矜持，得到的又豈止是全世界。

世上一切擁有歷史的成功的故事，他們得到的都一樣，失去的卻各不相同。為著得到全世界，有人努力自拔其國族文化之根，自輕歷史運會之命，浮在半空，以到處窺探採摘為得到全世界；有人則以淺薄為聰明，以僥倖而沾沾自喜；有人則以膜拜革命先知，厚誣祖先文化為得到全世界；有人則從國族文化存亡繼絕之感之痛，而感應了大時代之脈動、歷史之方向、人類世界之共命，以此感應之實踐實證，為得到全世界。此所言之「世界」，惟存在於各各特殊歷史文化者之深根厚植中，各各特殊文化者之根深植於歷史文化之土地，並四向伸延，吸收異地之養料，與各地文化者深入大地之根相互連接感通，而在人類理想的同一天空下，各自長成不同文化之樹，長成世界文明之林。沒有一個浮在半空的世界，一如沒有一塊沒有天空的土地；沒有一株「世界樹」，也沒有一位「世界人」，一如沒有一個沒有出生地的名字；若他被迫流亡，仍須靈根自植，扎根於生命所攜帶的文化締土，感受並同化陌生地的土風水情，在同一天空下長成他應該長成者。

「香港中文大學」，她的名字鐫記這一切，為著人們故意忘記這一切。當忘記亦被忘記，她的週年紀念將每次觸動人們的記憶和思考。

（三）民間辦學、書院精神──不死的傳說

中文大學建校原遵行書院聯邦制，不幾年，香港政府策動改制，由書院聯邦制改成為統一制，只餘各書院之老名，原來各書院之教學特色和各負之教育宗旨不復存在。此「不復存在」之感與書院原來之教育理念的使命感強度成正比，如是新亞書院感受到嚴重傷害。

由民間辦學之書院制而為官助民辦制的中大時代的終結，一個官辦的統一的中大時代來臨，這其中的重大轉變所帶給中大的成功和創傷、發展和沒落，留待歷史去評說，本文只想因應此段中大史實而帶出民間辦學之意義的思考。

中外歷史一個令人深思的現象是：一些原創性的思想家、學問家、政治家或時代的擔負者，這些後來成為學院派學術議題的人物，往往是在民間講學中出來的。遠的如「軸心時代」中、印、歐三大文明的締造者，不用說都是在民間講學而後來長遠地影響歷史的。拿中國人來說，孔子創辦私學而成為萬世師表，他的思想影響力至今恐仍在擴大之中。秦火代表了中外獨裁者對民間私學的恐懼和仇恨。暴秦一倒，漢代民間私學與官學一起復興，郡、國設學（太學），縣、邑設校，鄉、聚（村）設庠、序，當中官學、私學、民辦官助、官辦民助，都會有。至東漢順帝年間，洛陽太學生達三萬餘人，校舍二百餘房，近二千室。北至武威，南至邊遠的桂陽，「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班固《東都賦》）當時無論官學或私學學生更參與政治、評議朝政，著名的有郭林宗等三萬太學生，結納名士陳蕃、李膺等人，抨擊當朝宦官，掀動風潮，開中國學生運動一千八百多年延綿不斷以至於今之光榮傳統。魏晉喜論才性玄理，清談駁難，私庭講學之風大盛，據記聽者可達千餘人。隨著佛教傳入，助長讀書山林之風；名山古剎既富藏書，又得寺院之便，致當時名山巨剎，隱然為唐代之教育中心。其後五代書院制度，蓋萌於此。至宋代而書院遍天下，著名的有白鹿洞書院、岳麓書院、應天府書院、嵩陽書院、石鼓書院、茅山書院等六大書院。有的延續千年以至民國，如岳麓書院就曾經先後聚集過宋明理學大師朱熹、張栻、王陽明等人，培養了包括後來清代王夫之、魏源等大哲學家、啟蒙思想家及各式領袖人物如曾國藩、左宗棠、郭嵩燾、唐才常等叱吒風雲的人物。元代私立書院有百餘所，遠至瓊州也開設有東坡書院，著名粵劇《搜書院》故事就發生在這裡。明清的官立學校因八股文而更加無生氣，能留住讀書種子的仍是私學書院，明代書院故多民辦。至清代書院多被收歸官辦，加以箝制，則如殖民地政府之急於將民辦書院改為統一官辦，那情形是不難想像的。遂有民國初年之教育改革，蔡元培的辦法其實只是援民學以救官學，向全國各地民間禮聘各方實學之士，「兼容並包」、「教授治校」、「為學術而學術」（當時北大口號），一時朝氣蓬勃。而全國各地民間辦學講學如雨後春筍，論辯駁難，風起雲湧，則亦無分官學私學矣。「中國幾乎變成了世界學術的縮影，各種主義、黨派、學派、教派紛紛傳入，形形色色，應有盡有。一個時間，中國歷史出現了春秋戰國以後的又一次百家爭鳴的盛況，在學術思想界、文化教育界，產生了許多前所未有的代表人物和代表著作，呈現空前繁榮的景象。」[5]這個百家爭鳴、空前繁榮隨著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變色而終結。佔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遼闊土地上再不能擺下一張自由講學的書桌，二千多年民學傳統被切斷。後來的「改革開放」也已二十多年，至今仍未聽聞在大陸有一所書院，是私學，可以自由講道，激揚古今；而中國亦就成為罕見的禁私學的國家。與此同時，台灣的民辦大專院校越辦越多，已到了招不足學生的地步；香港的香港大學則據傳蘊釀轉為私校，外國的著名學府如哈佛、哥倫比亞等長春籐系大學一直是私校……說到這裡，我們也就不難明白當年新亞書院師生對政府策動改制，由民辦書院而書院聯邦而中央統一官辦，所表現的憂慮和憤慨了──當然，若無對文教事業特質和教育史的了解，無「傳道、解惑」（全人的培養）方面的教育理想，而只以「授業」視之，則不必明白這種憤慨和憂慮。
[5]
見周谷城〈民國叢書．序〉，《民國叢書》，上海書店，一九九一年重印。
然而，本文這裡並不認為中文大學現應回復為私校書院，亦不認為統一制的中大沒有成就和優勢。統一制聯邦制私立制之優劣得失、其標準該如何訂，本人全無這方面的知識和談論資格。或正因此，本人這般談論有一種距離上的客觀性，亦即是說，這般談論原是超出中文大學而談論大學理念與實踐，或說是以中文大學為題，而觸發我們重新思考大學教育的各種範型：官學、私學、私學鄉助、私學官助、官學民助、官學民辦，等等，這不同範型所代表的精神意義和可能性，以及我們應有的自覺的抉擇──至少在精神上。

就中文大學的現況而向前看，選擇「官學民助」或是一個有趣的思考。雖然事後想來，當年中大以書院聯邦制創校，說不定創造了一個最切合中外大學教育理想和可能性的香港模式，這香港模式的大學理念和實踐，假以四十年，到今天可能已成功為中外教育史上的重要創舉，成為中外大學教育的新理念新傳統。惜香港當年錯過了，一如她後來錯過了多少次，一如她現在無奈地錯過的。

（四）教育與超教育──教育生態學

由上所說，我們可以進到教育哲學中一個最古老而富爭議的問題，此即：傳統教育所注重的人的品德性情、一個理想的人格，可學不可學、可至不可至，可教不可教的問題。

這個問題與人類文化典範的形成俱始。在古希臘，品德性情問題被處理為知識問題（know-that），如「公正是什麼？」經過辯證，結果是不可知。蘇格拉底遂問：「德性可教乎？」後來，希臘的重知的精神與希伯萊宗教結合，以耶穌為神之子，不可知、不可學，故亦不可教。可教可學者唯如何無條件服從啟示，如亞伯拉罕之獻出獨生子。耶穌屬神，不屬「理想人格」，故不可學，不可教，亞伯拉罕以下諸聖徒才是「理想人格」，可學可教，也可至──成為神的忠僕。由是中古歐陸教育分成兩截，神和神的意圖（隱蔽計劃）不可知、不可教；神所造的世界，神之跡，以及人當如何侍奉神，則可知可教可學。神學是學論證神在知識的盡頭（或以外），科學是學認知，知識範圍內的神之跡。這種泛知識而又權威主義的教育，到了現代出現危機，即：上帝已經隱退，學做祂的忠僕是否適當？且從知識上可學可教乎？

中國教育思想自始認為人的品德性情須待教育去啟發、熏陶，至於可以教可以學到什麼程度，由孔子開始即持一開放態度。謂人皆可成聖成賢，只為「聖人者先得我心之同然」，故能「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孟子）故中國的聖人是道地的「理想人格」，不是神或神之子。這理想人格原非一套外在的行為心理範本，學者要屈己從人地去模仿者。理想人格只是自我生命的純粹化，將那被習氣囚禁的真性情釋放「率性之謂道」，若決江河，便可成聖人、至人、真人。學，便學這點道理，非學什麼德目大全；至，便至一念的誠明，非得什麼神通廣大。此則以聖賢屬理想人格，可學可至。漢代思想開始將聖人超離於理想人格，以聖人為「天縱之聖」（董仲舒），「聖人不學自知」，「非積學所能至」。（王充）魏晉人則謂「學聖人者學聖人之跡」。（郭象），又謂「降聖以下皆須學成」（《論語集解皇侃疏》）。此即謂理想人格（賢人君子）可以學至，聖人超出理想人格，故不可學至：「經雖明言孔亦學，但意在勸教，百姓雖須學，但聖人固無所謂學。」（同上）此時佛教傳入，遂有佛是可學不可學，可至不可至的問題，在佛教史上，演變為著名的漸教與頓悟之辯。大抵成熟的漸教認為佛修行乃一逐漸擺脫習氣、克服無明的歷程，「必要研粗以至精，損之又損，以至無損。」（竺道生《法華注》）故須漸教漸學。頓悟教派則謂若人不能即生滅還滅而反思一如來藏自性清淨心，則亦不能即染還淨，煩惱即菩提。而此真如心實亦無心，無住無本。故曰：「實相無一可得，悟之則理盡，不悟則面牆，何應有淺深之異？」（竺道生）悟就徹悟、頓悟，不悟就像對著一堵牆，那來那麼多淺深階級之異？然無論漸頓都認同佛是一理想人格，可學可至。而此理想人格可學可至之義，換一個說法「蓋是聖人提理令近，使學者自強不息。」（肇論疏）即謂教育的意義，其實在使學者自強不息，豈有他哉！至宋明理學，此義大盛而說得更平實，謂是「變化氣質」。

「變化氣質」，說得何等中肯。所有無論什麼知識、專技，根本來自人，亦只能通過人去掌握、去起作用，而人總是一整全的生命者，知情意雖可分而實不可分。你要學什麼、如何學，將來用在什麼方向上，如何用，這就顯出你的「氣質」了。教育就為的使「精神–>存在–>理想–>」這生命結構迴轉不已，昇進不已，變化氣質，「率性之謂道」，「命日降，性日成」。一句「聖人提理令近，使學者自強不息」透露多少教育智慧。我願仿今流行說法，稱為「教育生態學」或「教育生命學」。

說到教育生態學，我想到不久前香港大學副校長李焯芬教授一次對我說：大學為培養同學多方面興趣，想在假期開一些班，「結果超過六成人報讀電腦」，他語氣帶著難過。過了一段時間，他又向我重提這事──為他的學生慚愧。李校長是工程學家、科學家，他為他的學生只顧學專技感慚愧。我聽後亦感慚愧，為我早已沒有李校長這種感觸感慚愧。我因此想到唐君毅先生晚年對新亞學生的失望。唐先生發現香港青年欠缺對有客觀意義的大問題的真感受。「真能不斷刺激人之心靈生命上進之問題與困難，都是有客觀意義的，如學術文化教育的問題、社會政治民族的問題、個人生命在客觀宇宙之地位的問題等。如果一個人之根本問題，初只是一些純個人主觀的問題，則他縱然讀了大學得了學士、碩士、博士，當了學者名流，他的進步，仍是到一階段而止，以後便是一行屍走肉的人。然而人之有無一些客觀的問題在心，則一般說，要在青年時，由一些感覺，而自己培養。」[6] 這涉及深層教育生態了。或者說，涉及教育的生命學了。康有為謂「登高極望，輒有山河人民之感」，天地也參與教育，然奈無感者何。
[6]
《唐君毅全集》卷九，頁595。〈敬告新亞二十二屆大學部及研究所畢業同學書〉。
或者有人說，現代教育無須負擔過重，現代社會所需要的亦只須是專家和享樂者，亦正是你說的行屍走肉的人。韋伯早說過：「（在這裡）專家沒有靈魂，縱欲者沒有心肝，這個怪物幻想想著自己已達到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7]這就是現代，你只有接受。印度聖雄甘地堅拒接受，他譴責現代七宗罪為：一、沒有原則的政治。二、沒有道德的商業。三、沒有勞動的財富。四、沒有性格的教育。五、沒有人性的科學。六、沒有良心的享樂。七、沒有犧牲的信神。甘地被殺是否象徵理想主義的終結？甘地的「有性格的教育」會是哪種教育？
[7]
馬克斯．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中譯本，頁143，三聯書店。
韋伯警告說：「沒有人知道將來會是誰在這鐵籠裡生活，沒人知道在這驚人的大發展的終點會不會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現，沒人知道會不會有一個老觀念和舊理想的偉大再生，如果沒有，也沒人知道在某種驟發的妄自尊大情緒掩飾下會不會產生一種機械的麻木僵化。」[8]我們已經知道全球化趨勢將把全人類領到這現代性牢籠裡生活；我們知道不久前已有全新的革命先知把人類困進鬥獸場，展開互殺式的毀滅；我們亦知道籠的擴展和鍍金修飾，已令不少人產生前所未有的文明幻想、開始一種機械的麻木僵化。──我們知道這一切都已經發生，這驚人的大發展的終點彷彿已經來臨。我們唯一未知的是：在向神的迷信和向物的迷信雙雙破產後，「會不會有一個老觀念和舊理想的偉大再生」。以及，教育是否與這個再生關連。
[8]
同7。
以上，算是對中大四十週年的感言。把話說大了，也是有意的帶出有客觀意義的問題，帶出沉思。祁克果有一天坐在花園，想到：人人都盡力把人生弄得輕鬆，或者需要有人把它重新弄得艱難。「我就是這個人！」祁克果點燃雪茄，「我把在每一處創造困難看作是我的使命！」大學生們，學會艱難，將理念寫進人生。

二零零三年五月．必照樓

原刊於《明報》2003年9月18日

（此文初稿曾得到陳日東及趙潔芬指正，謹此致謝。）

中文大學一向重視大學精神。單是新亞，創校迄今，談書院精神的文章，便有厚厚一冊。錢穆先生曾說過，談一所學校的精神，最主要是看學生顯露的氣象，呈現的風度與格調，因為學生才是大學的主體。一校有一校的氣象，因為一校有一校的理想和關懷。這些關懷會感染學生，並影響一所大學的方向。我認為，中大四十年，最可貴可愛，最值得珍而重之的，是中大師生持之以恆的自我反省、關懷社會，並願意為理想付出的精神。這種精神，孕育了中大人的氣象，譜寫了中大的歷史。

我的說法，有史為證。

中大1963年成立之初，原意是仿效牛津劍橋的書院制，建一所為中國人而立的聯邦制大學。新亞、崇基及聯合三所書院，保持原來特色，推行博雅教育，實踐「經師」與「人師」合一的導師制。很可惜，1976年立法局通過〈新富爾敦報告書〉，將行政大權收歸大學中央，聯邦制從此消亡。新亞及崇基師生曾提出強烈反對，並和贊成改制的李卓敏校長力辯，又上書港督及立法局。事情失敗後，以錢穆及唐君毅諸先生為首的九位新亞校董，乃集體辭職以示抗議，並沉痛宣稱，「同人等過去慘淡經營新亞書院以及參加創設與發展中文大學所抱之教育理想，將不能實現。」是非功罪，今日難評。但為了堅持教育理念，奮起抗爭，由此可見一斑。

反對四改三是另一例子。1978年，政府要求中大由四年制改為三年制，遭到全校師生強烈反對，二千多人在百萬大道集會，群情激憤。十年後政府捲土重來，三千多中大人再次群起抗議，齊心護校。結果中大敵不過政府，先是改為彈性學分制，繼而變為三年制。三年制對學生在學術探求和參與課外活動，以至全人教育的培養上，打擊甚大。

中大學生參與社會的歷史同樣悠久。早在1966年的天星小輪事件，崇基學生會已發表聲明，反對加價。1970年，三書院學生會積極參與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1971年保衛釣魚台運動，中大學生全情投入，並有學生在七七維園示威遭警方拘捕。1977年金禧中學事件，中大學生利用暑假，在大學為金禧中學的學生，舉辦了別開生面的補課班。

到了八十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開始談判。當戴卓爾夫人在北京跌了一跤，跌得香港人心惶惶之際，在啟德機場迎接她的，是十多個「反對三條不平等條約」的中大學生。其後，中大學生會率先提出民族回歸、民主改革，並聯同其他院校學生會，先後去信戴卓爾夫人及趙紫陽總理，要求港人治港。其後二十年的社會運動，更有數不清的中大人參與其中。例如積極參與香港政制發展的討論、反對興建大亞灣核電廠、反對政府修訂公安法、支持八六及八九中國民運、抗議高錕校長出任港事顧問、反對臨時立法會、反對人大就居港權事件釋法等等。由此可見，新亞聯合水塔下的中大從來不是象牙塔，中大學生的社會關懷，陶鑄了中大人的格調。

而在校園之內，中大人多年來也對本身的文化及價值觀作出強烈批判。這方面的文章，可以編成好幾大冊。李歐梵在七十年代初的批評更為強烈：「我至今在中大任教已近一年半，卻始終體會不到中大有什麼精神或理想，除了『中西文化交流』等的大口號和一幢幢的新大樓之外，中大似乎只是馬料水山頂的一個大官僚機構。」而劉美美在七一年保釣事件後寫下的名篇〈哭新亞〉，便哀嘆「新亞精神已死，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悲劇」，並大力批評錢穆已降的新亞老師，但求明哲保身，對被捕學生不加聲援。連一向溫柔敦厚的小思，也曾不禁反覆低問：「我們呢？幾十年在這小島上，安頓無憂，成家立業，手中物一天一天多起來，名和利一年復一年把人纏得緊。我們擁抱著屬於自己的東西，我們的情只為個人牽繫，我們的淚只為個人得失而流。過於珍惜自己，人自然變得老謀深算，再沒有青春氣息。這樣，如何能挑動千斤擔？如何結得成隊向前行？」而吳瑞卿校友在今年九月號的《信報月刊》一個有關中大四十年文章的專題中，對於母校的未來發展，以愛初責深的心情，發出以下感嘆：「在港英殖民政府統治之下，標榜傳揚中國民族文化的中文大學在逆境中成立和發展，可是在香港回歸祖國之後，將來我們會有一家『國際』的『超級』大學，卻連一家以宏揚中國文化為理想的大學都沒有了。」

當然，還有那令人莞爾的「去死吧」系列。就我所知，最少便有〈去死吧！CU仔〉、〈吃人的『新亞精神』去死吧！〉、〈工管同學，我們還是去死吧！〉等。這些文章用挖苦諷刺的筆調，對四仔主義（車仔帽仔屋仔老婆仔）及書院精神作出強烈批評。至於范克廉樓的大字報，更是中大非常亮麗的一道風景。除了發言為文，中大人還踐之履之。不少人應還記得，十年前的中大三十年開放日，便有學生在百萬大道上拉起橫額，大力反對開放日。中大人三年前聯署反對頒發榮譽學位給李光耀，以及去年有同學站出來公開質疑迎新營的淫穢口號，則是最近的例子。

在一般人看來，這些言辭或嫌過激，行動或嫌過狂。但我覺得，這種自省批判恰恰是一所大學最為需要的。沒有這種精神，學生便不可能看到生命的各種可能性，難以發展他們的個性與格調，並在活潑的討論和具體的實踐中，明辨是非，豐富校園文化，挑戰社會各種不公義現象。只有一所僵化的大學，才會不能包容，害怕衝擊。

我所理解的中大精神，不見得人人認同。甚或有人會說，這至多是一小撮人的理想，現實中的中大，更多的是醜陋和妥協，冷漠和平庸。我無意美化中大。只是回首校史，加上個人一些體會，我真切覺得，中大人確有這樣一番氣象。退一步，即使這種氣象愈來愈稀疏淡薄，這種自我批判及關懷社會的精神，依然是我們寶貴的傳統，值得我們好好珍惜。而發揚這種精神，需要很強的人文關懷，並對人類及民族的生存境況，尤其是弱者的處境，有一份惻隱關矜之情；需要無間的師生關係，言傳身教；需要自由多元的學術環境，容許學生個性得到充分發展；更需要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而是新亞學則所稱的「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要做到這些，教育便不能只是一種商品。中大精神面對的最大挑戰，正是教育商品化日漸成為香港教育的主流意識形態。商品化的最大問題，用馬克思的說法，是金錢將很多事物的內在價值腐蝕了，將我們的人際關係非人化了。它會令得師生關係變質，學術的自足價值被貶抑。而當學生漸漸將讀書內化為一項商業投資，便會愈來愈精打細算，不再對嚴肅的學術問題感到好奇困惑，更不會花時間參與一些於就業前途「無益」的活動。我擔心，商品化會將中大艱苦經營的一點點氣象，慢慢侵蝕。事實上，近年中大已愈來愈少奇人怪人，大字報愈來愈稀落，校園愈來愈沉寂。剩下的，是每個人都在盤算如何以最低成本，最短時間，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

當然，一所大學的發展及其所呈現出來的氣象，受很多因素影響。尤其作為一所由政府資助的大學，面對香港目前的政治社會及經濟的困境，我們似乎更難抽離於歷史條件的限制，討論大學的理念。但我卻覺得，正正由於面對各種前所未有的挑戰和限制，我們才更有必要從理念和價值的層次，好好思考中大的未來：中大到底想要變成怎樣的大學？培養怎樣的人才？在香港（以至中國）逐步走向現代化民主化的過程中，中大可以扮演什麼角色？而面對全球化（經濟文化教育等等）的挑戰，我們又該如何應對？中大傳統的教育理想，例如雙語教育、通才教育、書院教育，以至溝通中西文化、建設中國文化等，有多少已經名存實亡，又有多少仍然值得我們珍惜發揚？而近年大力鼓吹的國際化、世界一流等，其內涵是什麼？我們又需要為這些目標付出什麼代價？

我覺得這些問題，值得大家一起思考討論。四十年校慶，我們當然可以懷之緬之，歌之頌之。但更重要的，也許是我們一起利用這個機會，整理我們的傳統，檢視我們的理念，審察我們面對的各種困難和挑戰，好好思索一下中大應該如何走下去。

原創文章

二零零三年四月，《明報》一項調查指，中大、港大學生對自己所屬院校的評價，遜於規模遠小的嶺大。中大一名教授受訪回應上述結果，他說「五星級酒店」豪客的要求，與「一星級酒店」客人對「客棧」要求不同，難直接比較跨院校評分。嶺大有部份同學，對於自己的院校被謔稱為 「客棧大學」憤憤不平，更電郵該教授投訴。

這件事令我想起我在中大求學的年代，曾在校園傳誦一時的所謂「AO事件」。事緣建校初期的某年，中大學生無一人能考進政府當AO（政務官），為報章廣泛報導。當時中大同學還未長出那種「豪客」意識，對報章挖出這個瘡疤深深不忿，除了質疑中大只否只具二流大學的地位，也抱怨殖民政府有意將中大邊緣化，維護港大精英的壟斷。時光流轉，筆者成長於這所昔日的「二流大學」，今日又聞它已榮列「五星級大學」之榜，撫今追昔，對於嶺大同學的反應，可謂別有一番滋味。

舊中國素有「讀書做官」的傳統，大學畢業當不上官，有如上京赴考落第，可謂奇恥大辱。中大當年的AO事件，雖與今日流行的大學排名遊戲不全一樣，但從中反映的價值觀，即以大學作為求取俸祿之梯階，實在無分今昔。無論舊日科舉封建，還是近世殖民外治，轉變其實不大。香港大學籌設於晚清的斜陽急景，立於民國元年，它是在大英帝國派赴中非印度的老練討蠻大將盧押（Lugard），與本地華人買辦領袖何啟，相互協力下籌備建成。其如意算盤乃是在中國土地上，合力落實「間接管治」（indirect rule）的「後滿清」殖民大計，它所看準的正就是華人學子根深蒂固的讀書利祿情結，有奶便是娘的德性。及後民國政治長期混亂，使港大「為（治理）中國人而立」的大計夭折，港大遂變為香港本土殖民政權接班人的培訓所，行半世紀而不改。

晚殖民的教育管治工程

中文大學立於六十年代中葉，是時香港實行了超過一世紀的舊式英殖民者與華人精英共享的「間接管治」架構，開始不適用於從商貿販運轉變過來的新工業現代秩序。傳統受英人吸納的「高等華人」團體，無法駕馭日趨複雜的香港社會，殖民政府有必要更廣泛的介入社會生活各領域的管治，所以，要在專為培養舊式專業及政治管治人才的港大英中教育系統之外另立機構，培植社會管治人才。為了開展這項晚殖民（late-colonial）教育管治工程（pedagogical governmentality），殖民政府銳意收編私辦大專的力量，統一各零散書院，成立一所新的大學。戰後因「文化冷戰」需要而為美國所訓練的新一代回國華人學者，就成為這個管治工程的重要構成部份。

高教精英站在維護殖民政府管治的立場，無分中港大，這點從中港兩大學生同聲譴責由親共左派策動之六七暴動，可知一二。但中大的成立，畢竟亦動搖了過去英殖民者和「高等華人」階層之間，共同分享利益的既有機制。躍躍欲試的新精英對中大學位的「利祿等值」期望欣欣，AO事件的發生，猶如打翻了五味架，顯見新舊系統的交接協調，並不一帆風順。其實由殖民政府來設計及駕馭一個全新的現代管治架構，要在本土世家大族的高等華人之外，平衡新進的精英利益，又談何容易。中大原初採用的聯邦架構成份複雜，社會上華文中小學教育，亦素為左右派政治意識形態的分歧對立所偏擺，各式其他辦學團體，亦陷各自為政的局面。中大的出現，不但未能及時安撫這些不同的利益，卻更突顯出既有權力體制中華洋有別的矛盾。抱怨英人歧視和壓制華人教育的觀念，主導了很多關於中大的人事及制度爭論：大學年制、授課語言、書院架構……所有都成為大學文化政治角力的新引爆點，雖然這些教育管理問題，未必全跟華洋有別的問題有關，但不管怎樣，過去殖民統治所成功掩蓋的差異和矛盾，漸次被上綱為文化壓制，溯源到殖民權力。

其中最突出的，莫如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這運動原由一班殖民政府所吸納的「高等華人」精英所提出，目的只為方便政府對華人社會的管治，自己則贏取身為華人領袖的威信。但是星火燎原，一發不可收拾，運動引領各方勢力介入，終成為史無前例，成份駁雜的民間連線，一致以「中文」此一文化象徵，宣洩對政府之不滿。因著中文地位而激起的民族主義意識，反超越了左／右派舊式的政治忠誠，突破了香港社會「非政治化」的禁忌，成為一面新的旗幟，要求分享殖民體制的管治權力。中文運動亦突顯了中港兩大的矛盾，其中一次中文運動的聯席會議在崇基舉行，港大學生會以害怕有人到場以民族主義煽動，突然退出。中港兩大學生互罵，走上分途。斯時，本來碰巧以「中文」為大學校名的中大，就鬼使神差地從殖民現代化大計的設置，變成一個非殖或甚至反殖意識發展的（想像）空間。

這種以中大作為反殖的想像空間的取態，主導了不少繼後有關中大的歷史陳述，AO事件被逐漸遺忘及邊緣化。它所顯露的那種中大人的殖民地臣民心結、含混情緒被逐漸淡忘，中文大學如何本是脫胎自殖民政府自我調適的計劃，亦一一開始被擱開。在線性歷史記敘底下，港大、中大被整裝為兩個不同的對立系統，被想像成體現不同價值，兩所大學的校風差異，亦被不斷標識為源於不同的文化。以後殖民心理分析的語言去說明，我們可以說「港大」已成「中大」的他者other），既是競爭的對手，也是欽羨和嫉妒的對象。中大對自身認同的確認，亦在於自詡為港大的另別選擇（alternative）。

民族主義：飄泊．陽剛．功利

當時日漸澎湃的「殖民主義vs民族主義」論述主導思考，中港兩大的分別也隨之而不斷誇大，中大本質在不知不覺間易容改裝。中大根基中的「中國性」（尤指新亞書院復興中國文化的自我定位），被不斷從那種反共的飄泊中華認同（diasporic Chinese identity）置換為親共的紅色中國擁抱。中大人匆匆抹去草創時期中大自身在殖民政權面前的含混反覆、自憐自卑，拼盡一切去打造一個「火紅年代」。在所謂學運高潮的時刻，傳聞中大一名國粹派同學曾寄豪言，要「將紅旗插遍中大」。

紅色中國的出場，對孤懸「海外」，常問鄉關何處的飄泊社群來說，猶如從家鄉傳來爆發了一場原教旨主義革命，雖然令人迷惑，卻可讓那些在異地的失落心靈一洗烏氣。它除迷醉了部份急欲還鄉者，更使如我這類土生土長的英中／港大系統的逃兵與失敗者動容。在新興起的民族主義陽剛面貌底下，中大相互矛盾的歷史回憶及文化政治想像，又哪怕被一再混同、互換？部份創校諸君或有南來倦客那股移置的悲情，過客的焦慮，這些落寞心境對新一代土生學子來說，本不必然會產生共鳴。然而在七十年代，在二等心結瀰漫的中大，「手空空，無一物」的淒楚迷離，很快就會接上了「開了山，闢了地」的昂然奮進，雖然前一句來自反共冷戰時期的憂慼徬徨，後一句卻是國粹派革命浪漫主義的濫觴。「打倒牛鬼蛇神」的囂狂，迅速將「花果飄零」的憂患情結，轉化為回歸綺夢。謎樣的中國想像，既可以是落難心境的投射，誰又能說那其實不是人類理想的烏托邦？

七十年代，未大肆擴建前的中大，山清水秀，遺世獨立，具有詩謎氣質的校園，最易讓人萌發那種強說愁情式的故國情懷，以填補那份香港知識份子固有的空虛，以故作孤高的自我形象，給予自己藉口以忘卻在急劇變動中的現實香港。於是，雖然世局紛紛擾擾，但中大人的另類象牙塔心態，反更易將熱情心智投射於千里之外的「祖國」，使中大成為所謂「國粹派」的溫床。歸國朝聖，作「革命」的觀光客，回來後以取得真經，讀懂《人民日報》中央指示之道而炫耀人前。縱非個個能真的做到「胸懷祖國、放眼世界」，這些偉大口號也至少可以洗滌少年境遇不濟的霉氣。

雖然當時大學校園的國粹派並非中大特有，然而國粹派那種盲從一統，以至派性和霸氣，中大都是首屈一指，而且歷久不衰。雖然這種「火紅年代」的浮躁激進主義，在七十年代末已經潰散，但關於中大的這一系列情緒、慾望、價值及理念的投射，卻以神話化的方式縈繞不散。八十年代初關於「中大理想」的話語，雖以民主信念盡量洗滌國粹派傳統之偏執浮誇，仍逃不出將中大孤懸於水晶化的民族想像，在時代交替的關節口上，不但未能收拾理想主義解體後的價值衰頹殘局，更為日後回歸過渡期靠攏轉﹝車太﹞的功利民族主義者作嫁衣裳。

浪漫化的民族主義，使得中大人在回歸問題上恐居人後，義不容辭地一馬當先，帶頭打倒「不平等條約」。但中大人民族主義的迅速徹底質變，出現在八十年代回歸過渡期一窩蜂的「朝北望」。一方面，在日子倒數著的殖民地，自號秉承傳揚國家民族文化的大業，發揚中國文化，領世界之先；另一方面，卻以歐風美雨作為中大人的文化資本，磨拳擦掌，準備投入開放中國這個無限的市場。於是，中大的認同和歸屬，迅速揚棄其殘餘的理想主義色彩，轉變成一種獨特的社會關係和人脈網絡。中國關係，特別是前國粹派的中國關係，立即兌現為開拓個人政商前途的敲門磚。

八九十年代之交，因著六四的衝擊，與及中國徹底市場化的巨大動力，一切環繞中大的理想主義頓然崩析，四改三的最終實現，標誌著一個關於教育另類選擇的神話鬼話已徹底破滅。在回歸在即的歲月，大學體制卻給貼服地整編在如殘陽晚照的英式殖民系統中，更可謂晚節不保，此亦深刻地反映出中大上下依附殖民權力體制的本質，根本與香港其他院校毫無區別。其「朝四暮三」之變，亦正好反映後過渡期香港那種缺乏政治風骨和知識分子遠見的「朝秦暮楚」。於今回歸後六年，恢復四年制之議又沸沸揚揚。是歷史開了中大的玩笑？還是中大開了歷史的玩笑？

廢墟中的中大認同

Bill Readings在《廢墟大學》[1]說，大學是現代性體制的一部份，文化是從屬於民族國家的，大學的天生使命就是權充民族國家的公共空間，在其中文化得以維護發展、價值得以保衛堅持。可是，Readings悲觀地斷言，以文化商品化為特徵的全球化，正根本地動搖民族身分的相關性，大學作為民族國家文化發展和傳承基地的功能，日漸被制度化的實利主義（institutional pragmatism）所淘空，大學亦因此喪失作為民族社群的公共空間的資格。
[1]
Readings, Bill （1996） The University in Rui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可是，中大成長於一個殖民地，原本就不具備一個甚麼偉大的民族國家文化使命，我們亦大可不必重覆Readings所述說的那個大學的民族文化功能日漸失落的線性敘事神話。因為，從追索香港殖民末期文化政治糾葛的逆向閱讀中，我們知道的是，它在振興國家民族文化的角色被認同之日，恰好就是它的一些創辦者從飄泊到定居之時，而那亦正是文化理想轉化為文化資本的時刻。可是，在全球化所帶動的文化商品化大潮底下，本難真箇有落地生根、安身立命的定居，有的只是不斷的拓殖和墾伐。中大人咀巴愛說卻又虛應故事的「文化使命」（cultural mission），細說亦得從這個內在於墾殖者邏輯的「文明開化使命」（civilizing mission）談起。它是否是一種殖民主義，或是怎麼樣的一種殖民主義，就是一個有待細辯及見仁見智的問題。

但無論如何，作為一種潛意識的展露，上文所述那位中大教授以「五星級酒店」及「客棧」的對比來談論今日的大學排名，正是一種新殖民的全球化時代癥候，說明中大（與及其他院校）今日如何已是文化理想之廢墟，大學除了提供customer services之外，已別無甚麼大不了的功用。不過，將大學比擬為廢墟，並不是說它們一無所有，因為廢墟尚非沙漠，它只是一片頹垣斷壁、碎瓦殘樑，但仍可供人一再憑弔、紀念、述說——或者建酒店。

中大作為一個特大的廢墟，可以被回憶、述說、拜祭、招魂的亡靈特多（本文也只能算是這些喋喋不休的招魂咒語的一部份）。無論是中大的「鬼古」還是神話，說起來也還是特別聳然動聽。事實上，這些傳聞故事、片刻回憶、剎那激動，不斷在耳語相傳，流通轉述，偶爾也會傳來一兩聲孤弦黯嘆，低迴半首安魂悲調。然而，不也正就是這些，還在不斷建構延續一種頗堪珍重的「中大人」特殊身
分認同，使中大成為一個名符其實的想像社群？——上文述說的調查，亦謂中大同學對中大的「歸屬感」在所有大學中最強。只是，這個客死殖民異地，急欲還鄉安葬的僵屍社群，從未有回歸一個故土，而是自始至今，仍然飄泊流散在權力、商品、慾望、激情、夢幻的全球網絡——「廢墟中大」上已經建成的，與其說像客棧酒店，不如說更像提供給這些離魂過客寄居的「義庄」。

然而，鬼影幢幢的又何止中大？如果我們今日仍然希望，大學是一些可以用作交流學問、啟發識見、煥發精神意志的公共空間，我們也須明白，這些空間大都已給各類不同的文化掮客所僭奪盤據，各建山頭。他們一身名銜，手挽各式貼滿全球機場及航空公司標記的行李箱，昂首闊步的面朝北方，準備大展拳腳，在一片片新開發的經濟文化屯墾區上開山闢地，完成英國人還未完成的工作。不過，無論是在尋利的商品大海中弄潮，還是在追逐權力的波濤中滑浪，標誌「中大人」不可磨滅的身分認同的仍是，他們雖絕非手空空、無一物，但依然會在五星級酒店，唸唸有詞的哼起中大學生會歌：我們的神聖工作是拓荒！

原創文章

答應學生報的同學寫文章，談理想。滿以為命題作文，自小已然，豈料一下筆，才發覺題目並不好做。理想其實是早就完了，要談也不知從何談起。七十年代後期理想開始崩潰，直至冷戰結束，社會主義全面敗北。世紀末，有人說歷史已經終結，歷史既然已經終結，理想還有甚麼好談的呢。

我在八十年代中期進大學，在迎新營裏，一位新認識的校友忽然說：「你覺得大學生有甚麼特別沒有？」他大概是大學生的社會責任角色之類聽得多了，所以有此一問。但我的說話還沒有準備好，他便自己答道：「我想大學生跟普通人也沒有多大分別。」二十年後，當我回過頭去看，知道那時歷史恐怕已經走上了末路，但我那時並不曉得。現實反映到頭腦，有個時間差，笨人自然更是後知後覺，儘管校友已經透露了消息。

中文大學成立四十年，理想大約也經過幾番起落。前二十年我不甚瞭然，只是後來的略知一二。一九八八年左右，中大掀起了一次反四改三的浪潮，烽火台的集會萬頭攢動，好不熱鬧。大家似乎是在捍衛一個理想，可是火熱的情景只屬剎那光輝，其後中大推行學分制，三年四年不再是問題。而耳聞目睹，大多三年結業。因此，置身其中，往往不明歷史的奧妙，而要到事後，才會知道自己落力演出的英雄史詩，原來是一齣鬧劇。我還記得，在那之前不久，還聽說校方執著於通識教育，不會放棄。而我的引申，則通識是四年制的有力支持。

九十年代以前，香港還只有兩間大學。中文大學之有別於香港大學，除了山光水色，便在於它的四年學制，此外就是它以中國文化為標榜。新亞學生時常掛在咀邊的是「珍重珍重，這是我新亞精神」。有些學長一語道破，新亞精神就是反共。然而，我們何曾反共？我不是說共不可反，也無意非議新亞創辦人的懷抱，只是儒家思想與馬克思主義當日勢成水火是一個事實，「中國文化」的涵義太豐富了。

中學時，聽過一位老師提起中文大學，他故意不把「文」唸成通常的低平聲，卻唸高上聲，成了「抆」。這個玩笑倒也並非不符實際，「新亞精神」太形而上了，「中國文化」須得落實，中「抆」是具體體現。──中「抆」大學面向中「抆」中學的學生，教學可用中「抆」，論文可用中「抆」，學校的工作語言也多以中「抆」。如此說來，中大自成立起便負起了支撐中「抆」的責任，所謂「千斤擔子兩肩挑」，可是，多年下來，不知是不是因為中大「卸膊」，中「抆」在香港步步失守，而無論如何，在這個局面當中，中大不但沒有繼續撐持，反而順水推舟，向它的汪洋大海駛去。據悉，中大不能老是當「二奶」，沒有理由只收次等學生，於是「暫取生」出台了，中大要與港大爭一日之長短，於是競爭策略偷換了教育理念，優等學生搶來教，次等學生沒人要。

現在，中文大學要研究跟科技大學合併，據我的片面調查，相識的校友多不同意，我卻是並無所謂，但只是詫異，為甚麼總聽見反對的聲音，中文大學不就是合併出來的麼？所以，問題在於合併有甚麼意思。有一次，我忽發奇想，想到要是真的合併了，很可能便要改校名，那麼叫做中文科技大學，還是叫做科技中文大學？再一想，中文必得改掉，那倒不是因為那「中國文化」，而是因為那中「抆」。這個中「抆」太礙眼，必除之而後快。後來，在學生報的網頁上讀到金耀基教授的訪問，赫然發現金教授也正有此意，真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金教授在若干場合闡釋了合併的考慮，合併是為了增加資源，增加資源是為了聘請國際一流學者來港。簡言之，就是中大要走向國際化。我不知道一流學者是學術一流，還是價錢一流，又或者一流的價錢是否就能買得一流的學術，總之，這麼一說好像把一流學者說成都是金錢掛帥的，未免有喪斯文。

我們從前是不大想到國際化的，所想者無非是中國。八十年代有幾屆的開放日，學生打出的旗號便是「中大──中國人的大學」，也就是說，中大面向中國，為民族的利益而立。（我前幾年才知道，原來香港大學也是為中國而立，只是港大的為中國而立自然有帝國的計算在內。）也許有人會說，國際化便是最符合民族利益的方向，我不敢反對，正如我不敢贊成，只有但願如此。畢竟，我們不知道現在究竟甚麼才是民族的利益、誰是受惠者、誰是受害者。

然而，這也許不過是一個中毒太深的人在自言自語，問題早已不成問題，大概由於「承擔著整個民族的光輝」之類唱得多了，自己上了當的緣故。大凡理想，是談談好了，不宜太過，否則要糟糕的。夫子所謂：「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是過來人的肺腑。這是因為理想是無力者的囈語，有力的早就去幹去了，還在談甚麼。譬如中共，幾十年前狠批「全民黨」，現在要來代表資本家了，跟了共產黨一輩子的人不知道會不會覺得理想原是個大騙局，我則以之為二十世紀中國的一個大笑話。可見，理想不是要來談的，卻是要來幹的。來吧，同學們，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