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縱也是一種博雅教育－－起碼在我身上

放縱也是一種博雅教育－－起碼在我身上（原刊於《中大四十年》）
文：梁文道

什麼是大學？它就是中學和職場之間的過渡時間。在它之前和之後，是兩套紀律嚴明的生活方式。而它則是一種不用早八午四朝九晚六，可以晨昏不分的生活。雖有上課的時間表，但沒有鐵一般的律條規定學生必須緊跟。對於中學生和大部份在職人士來講，週六週日令人愉快，對大學生來講卻可有可無，因為他們大可把週一至週五安排得跟週末沒有分別。在大學裏頭，課室外的輕鬆閒談或許要比正式的導修討論來得更有學術上的刺激作用。去圖書館讀書固然可以是為了鑽研課業，但若只是去閒逛瞎翻或者閉目養神，也沒有人管得著你。別人上街看電影要等下班放假，大學生說去就去，只要有錢，就能十二點半直下九點半，把屁股黐在戲院椅子的口香糖上。

在我看來，真正使得出身不同、性格各異的一群年青人能被統稱為大學生的，不是遠離市區的優美校園，也不是深厚悠遠的傳統精神，而是這種工作／休閒區隔的徹底模糊，是社會生活裏時間結構的瓦解與顛覆。這種大學生活的時間特性是大學對「學術自主」最真實的體驗，也是一切「學生王子」等浪漫校園生活傳統的物質基礎。

如今很多人念茲在茲的「博雅教育」（Liberal Arts Education）常被認為是一種傳統人文教育，其內容必定包括人文學科的經典和自然科學入門。這種思路著眼的是教育上「必須」的面向，強調每一個大學若要夠格做大學生，「必須」得到某些知識，「必須」經過某種訓練。但早在現代的Liberal ArtsEducation之前，古希臘晚期和羅馬帝國的時候就有Liberal Education的觀念。這種「原型博雅教育」在斯多葛派的影響下，注意的不是學生「必須」獲取什麼，而是怎樣「解放」學生。這裏所謂的「解放」，指的是把學生從凡俗的定見之中解放出來，從一時一地的習尚之中解放出來，從束縛著自己的常識之中解放出來。這種教育不會像考駕駛執照般核定學生有沒有某種資格，它更關心學生們的生活是不是「經過檢驗的生活」。用今天的話來講，原型博雅教育的目的就是讓學生更有批判和反省的能力。

我無力考究大學生活特殊的時間結構是否就是為了配合「原型博雅教育」，但從我個人的體驗來說，四年的大學生活的確讓我經歷了未曾經歷過的自由。我不想貶低中文大學給我的正式訓練，但我的確能在它開放給我的自由時空裏得到更多更充實的教育。有些教科書的內容我都忘光了，但我還得圖書館裏某些過期冷門的刊物文章說些什麼。部份教授的課我只上過開學那一節，但到老師房裏抽煙聊天是我不會忘記的每週美點。至於為人處事，和同學們在夜間的校園裏散步，到大埔宵夜喝酒，絕對比我參加過的任何社團活動更有教益。大學那四年，不只是擴闊我知識視野的軸心年代，也是我電影、戲劇、舞蹈、展覽看得最多的四年。大學不只提供了必修的課程計劃和形形色色的正式活動（例如宿舍晚宴糖水會），還給出了不遵從這些計劃甚至反抗它的空間。回想起來，那時我刻意缺課走堂，藐視集體活動，是很幼稚很膚淺。但為了証明那種虛矯的姿態也有它合理的成份，我的確學到了一點批判的能力，就從批判自己身處其中的大學制度和似乎理所當然的大學生身份開始。這就是我受到的博雅教育；也是我最感激中文大學的地方。它不像某些大學那樣像中學。但願我不算太浪費納稅人的金錢。

當然，今天我也明白那些逢課必到，死命苦讀以求成績更好的同學，並不值得我當時那麼鄙視。我走過的路也不是每一個人都該去走都能重複的。因為對大部分人而言，用功唸書做個好學生是必然的。大學到底是一個促進階級向上流動的地方，很多人讀大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將來可以改善自己和家人的生活，自然、合理，甚至神聖。像我這般風流地大談自由和批判，無非是種運氣。正如布爾狄厄（Pierre Bourdieu）所說，在大學裏不大計較成績，喜好藝術文化等校外活動，以研究沒有實用價值的學問為樂的，往往是中產階級小康之家的成員。在香港這未必全對，但在我身上它卻是真理。我的出身，我在大學裏的生活方式，應該讓我更清楚自己欠這個社會什麼。而這種反省的起點就是我離開大學校門的那一刻，畢竟博雅教育的目的是培養有一個自省能力的人。不是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