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一
原來，早在十四、五世紀的英語世界，tradition（傳統）一字的使用方法，已分成主動和被動的兩種。被動的「傳統」所指的，大約是給「遺留」下來的東西；主動所指的，便是有意地被保留的、受尊敬的、高尚的東西。再追遠古一點，「傳統」的拉丁文字根是tradere，其中一意竟與「使……降服／屈服」和「背叛」相關。
在某一特定範圍內——不管是一項體育運動、一派思想學說、一種藝術形式等等——「傳統」既是給被動、無意識地遺留下來的東西、也是給尊為可敬、高尚而被主動保存下來的。然而，正如雷蒙‧威廉士在其《關鍵詞》中寫到：「考慮一下（當中）只有多少能流傳給我們，又考慮一下事實上它有多紛雜，（便可知）傳統是有其獨特方式的一種背叛和降服」。
二
小西在批評《歪咪》時，加入了道德、社會效果的考慮。編劇何同學的回應，則以為戲劇的藝術價值、藝術考量是能獨立於道德、社會效果來考慮的——起碼當要回應學生報的跟進時會這樣講。（但小西對劇中有違常識、有違道德的指責，因何同學並未直接回應，故他是否同意，也就不得而知。）
羽卒則直接以戲劇傳統質詢《愛我》的導演，指該劇風格模糊，另順道以中唱為例，帶出在校園內搞活動時，應考慮的意義之規模——是搞手自己的得著？是觀眾當下的滿足和快感？還是希望參與建立一種怎樣的校園氣氛？阿Ben在回應中也直接表明《愛我》是一鬧劇，並指出《愛我》一劇中屬於鬧劇的環節。
三
先不論小西和羽卒以道德、對社會的影響在哪、對校園生活起的意義等等，作為評價戲劇的考慮因素有多恰當，但回應者的策略，都是希望「淨化」討論的對象，從而把批評消音。而回應羽卒的阿Ben，在解釋《愛我》一劇的鬧劇性質時，尚且肯花篇幅去闡明（他所理解的）鬧劇的定義和該劇如何體現鬧劇的精神，而不是簡單而無大建設性地挪用一些不證自明，卻似是而非的概念以作權威，拒絕解釋。
面對小西的批評，何同學則索性只對舉「藝術角度」和「教育電視心態」，並呼籲觀眾捨後者而取前者。然而問題是：一，兩者的關係是甚麼、應否互相排斥？要回答這問題，我們大可仔細考慮兩者的含意、又或以兩者的歷史起源和發展作判斷，看兩者是否互相排斥；二，要回應羽卒的問題，即在校園辦文娛藝術活動時，除了抱娛樂同學這目的外，還可有甚麼考慮。何同學對戲劇的這種態度，如何回應「戲劇上演」這活動其實是以校園為場景的，和這場景倒過來應對「戲劇上演」這活動有甚麼影響？亦即思考該劇的意義時，是否有將戲劇「純粹」的藝術意義和其他意義一同考慮，而不是死抱內涵不明的「藝術」意義，並認為這才是戲劇之所以為何物，而拒絕對「在一特定情景中的戲劇活動」作更廣闊的思考。
四
類似的「淨化」防禦機制還可以在學校政策的層次中體現。本專題中的九七年英文系事件，一般都被理解為「涉嫌干預學術自由」，然而當我們仔細一點的考察當中兩方理據的對應時，不難發覺「涉嫌干預學術自由」的機制，和上述的「淨化」例子有共通之處。
根據當時英文系高層理解，「維持英文學部論文研究的範圍」[1]是英文系的職責，這職責，望文生義地，就是「應以英文原文素材來作參考資料」[2]。換言之，並非以充份（substantial）英文文本為材料的研究，就是「研究英文以外的學科」[3]，也就不能在英文系得到學位。但就如當時寫大字報的英文系研究生、李行德和陳清橋兩位講師都異口同聲的指出，跨語言文化的比較研究不是突然在九七年前後空降在英文系的，其發展直可追溯至八十年代。退一步而言，假設英文系內這比較研究的「傳統」不存在，若按照英文系高層的標準，英文系的文學論文，便「不能寫關於阿里士多德的美學，也不能比較左拉和茅盾的寫實主義，更不能研究易卜生對中國現代戲劇的影響……不能研究香港聾人手語，不能探討香港中英語文混合使用現象（code mixing），不能用喬姆斯基（Chomsky）的理論分析本地方言，也不能探討中國地區洋涇濱語（pidgin）的特性。」[4]即便我們同意英文系的研究望文生義地應便用英文素材，但相信單靠望文生義，我們未能一口咬定上述的研究問題不屬於，或不能屬於英文系的研究範疇。
[1]
本段中，所有引號內的引文均來自〈訪問姜安道教授〉，《中大快訊》，九七年十月三十日。
[2]
同上
[3]
同上
[4]
見陳清橋、李行德，〈學術自由與中大英文系的發展〉，《中大快訊》，九七年十月三十日。
根據〈學術自由與中大英文系的發展〉（下稱〈學術〉）的兩位作者，跨語言及文化的比較研究的價值和核心，正在於「通過對具體個案的分析，同時就文化理論的假設作進一步的考察。當今比較文學、比較文化的模式，並不能簡約為對兩種文學或兩個文化的材料作表層對比。」[5]學術研究要達到這種高度，除了學系對學術研究的開放態度外，課程結構、社會文化環境、學生心態等當然都是至關重要的條件；但最先要去除的障礙，便是死守空洞無物、似是而非的「正統」的那種慣性。英文系是否應包括比較研究、比較研究是否又應包括跨語言文化的研究等等，都應是學術研究過程中要探索的問題，而不是開始研究前已假設自己通達了的前提。
[5]
同上
雖然，就如〈學術〉一文所說，一個學系的內容「並不由單純可由它的名稱而望文生義」，而又可以想見，這種「不能望文生義」的性質，又不單是在一特定時空的獨特現象，學科的知識內容與範圍又會隨時間而變化。也正因為這會變化的性質，「英文系不包括跨語言文化研究」固然不可能是甚麼穩固的真理，同理，「英文系包括跨語言文化研究」也應同樣地不是超時空地穩固的。換言之，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可寄居在英文系——像中大在現代語言及文化系成立之前——也可以寄居在別處，如〈學術〉其中一位作者李行德現任教的城大大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般。換言之，英文系是否包括跨語言文化研究，其實不是最重要，重要的是，豎立似是而非的正統，以排斥來將學系淨化，對學系以至學術的健康發展有甚麼幫助？「如果不滿意，可以改為『英文及比較研究系』（Dept of English and Comparative Studies），只要以有利學術發展為出發點，總有許多解決的辦法」[6]，這種態度，不是簡單和有益麼？
[6]
同上
五
這個專題，希望不會被誤會為簡單的鼓吹取消一切分類，又或把一切界線打破。希望讀者不會以為，筆者在這裡提倡英文系搞甚麼研究都是合理的、在校園內搞學生文娛活動，應窮盡一切考慮——如藝術價值、社會功能、道德教育、強身健體、增強智力、清腸瘦身、終身學習等等等等。又或以為筆者認為，只有賦與所有考慮同等的重要性才正確，否則都是暴力壓制，都是不合理的。上述並非筆者的用意，反正上述的要求，很可能與對上述要求的抑壓，都具有同等「豎立傳統」的慾望。筆者希望帶出的問題，實是如何能夠較靈活和合理地考慮一範疇內的「傳統」的界限，其他看似「外圍」的因素又應對之有甚麼影響，這些看似外圍的因素的界限又是甚麼，而這些問題的答案，又如何能成為給繼續質詢的對象，從而避免變成新的教條。
有意或無意的對上述問題不敏感，不同範疇便會出現其「正統」、「傳統」的僵化防衛機制。本專題列舉了近年中大的幾個例子，這類幽靈還會在甚麼地方出現，讀者準會有自己的體驗，自己的答案。「傳統」在古時的「使……屈服／降服」、「背叛」的意思，看過以上的例子，原來歷久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