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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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題靈感：《我們的眼鏡在飛揚》，尖叫，進一步多媒體，香港，1999年4月。女研社若干成員，投入此書的編撰工作。
「……沒有胸罩的日子……我不須再顧及甚麼姿勢或動作會令胸罩移位或肩帶鬆脫，令我可以有更大動作的活動。後來，我逐漸熟習了乳尖觸碰衣服的感受，以前厚厚的乳墊像要把她們淹沒在悶熱的牢獄中，阻止她們與我身體的其他部份去享受自由…」《中大女研報——解放胸罩》，1997年10月
九十年代初，中大校園的性／別討論熱熾起來，一些同學聚在一起討論和出版，及至1994年9月亮出「中大女研社」（下稱「女研社」）的名號。這個有別於傳統學生組織的建制外團體，關注的議題包括新界女原居民土地繼承權被剝奪、選美和發生在校園內的性騷擾等。她們曾出版小報、辦讀書組和分享小組，主動發掘像解放胸罩或反抗性騷擾等討論，都是希望引起同學對性／別議題的興趣及關注。
未有女研社的日子
就算不深究本地學運思想源泉之一的馬克思主義，或七十年代學運認祖的「祖」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女性地位如何關注，至少中大的學生組織，在九十年代中以前，也未至於完全無視性／別議題。《中大學生報》就不時有關於性／別議題的報導或專題文章，內容涵蓋校園內外，包括中大的女生比例、中大同學對女性地位及女性運動的看法、婦女神學、年輕性工作者、流行文化中的女性形象和內地女性處境等。
在校園外，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開始，香港已經有以本地華人為主體的女性運動；而首個本地化的民間婦女團體新婦女協進會（婦進），則在1984年成立[2]，創會會員大多剛大學畢業。為何有關女性權益，或是性／別議題等的討論，要到九十年代才在中大校園才見大幅增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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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裡並無意抹殺1947年成立的香港婦女協會，和往後37年間各香港婦女組織為女性安全和工作待遇所作的貢獻；但「首個」所指的，是本地化和著重女性主義而言。此處參考香港民主之聲於1998年9月為婦進所做的訪問（http://www.democracy.org.hk/chinese/bulletin/ngo/aaf.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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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途殊歸》頁337〈女性自主聯萌的成立〉提及「……雖然傳統的學生組織間中也有表示對性別問題的關注，不過由於種種原因，始終未能長期跟進及變成學運的有機部份。」
女研社中後期成員李偉儀（Jo）認為，這種情況跟香港的婦女運動和社會運動的發展有關。婦進成立後，首先著力爭取改變政策的歧視女性之處。雖然隨著婦運發展，婦運中人會提出政策以外的其他婦女議題，但受1989年大陸民運影響，民主化成了本地社運界的主要目標，不少婦運參與者改往協助政黨、爭取民主化等，「只是（將爭取婦女權益）擺在心」。另外那些年中大的學運，仍由男性主導，學生組織鮮有討論性／別。當時組織幹事的女友，會被人當成「乜嫂」，並無獨立身分。
中大校園較大規模的性／別討論，則要待至九十年代中才出現。1993年11月19日，當時中大小報風尚熾，當日出版的《發聲》第三期，就分「男」、「女」兩個版本，討論中大同學對性的想法。而校內也有一些同學開始較深入討論性／別議題；1994年3月25日，小報《不要性騷擾》出版。1994年初，立法局審議有關新界女原居民有繼承土地權的《新界土地（豁免）條例》，關注女性權益的聲音在校園響起，校園也出現支持女原居民有繼承土地權的小報。當時有些學生先參與女研社，如嚴潔心（Kendy，曾任1993年中大學生會幹事，1999年社會學系哲學碩士畢業，訪問時為婦進外務副主席）；也有一些同學如李偉儀般，先參與已有的校外婦女組織，及後才「回歸」校園。而另一股推動校園討論性別的力量，是來自台灣的大量中文性／別書籍。九十年代初期台灣的性／別論述，雖然政策討論仍多，但對象已漸年輕化，也開始討論校園性騷擾、女性情慾和身體自主等議題。
成立背後：社會影響校園
嚴說，新界女原居民爭取土地繼承權後，當時的輿論開始關注男女平等、女性權益等問題；其後，為促進兩性平權、消除社會上各種形式的歧視，於1996年成立的平等機會委員會，也協助執行前一年通過的《性別歧視條例》和《殘疾歧視條例》。同年香港又引入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CEDAW）。此外，校園內當時也有幾位教師從事性／別議題的研究，如政政系的李詠怡、社會學系的李靜君、心理學系的張妙清、和教育學院的蔡寶瓊等；加上中大早於1985年設立的性別研究計劃（2000年成為性別研究中心，繼續隸屬亞太研究所），不時舉行的有關性／別議題的學術研討會，以及與性／別議題有關的課程（至1997年，中大設了性別研究的本科副修和碩士課程），都為校園提供了討論性／別議題的機會和場合。而校方在1995年，開始制定性騷擾政策。這些內在和外在環境的相互配合，促成了校園內對性／別議題的討論。
在這樣的環境下，嚴和一些同學也希望以學生的身分介入這類性／別議題的討論，並參與、組織相關活動。為對這議題有更多認識，她們曾主動探訪一些婦女團體，理解本地女性的處境。其後，又自發舉辦分享小組，讓同學各自分享曾被性騷擾的經驗，如何應付和對付性騷擾，性和色情等議題的見解，以及培養性／別意識等。這些分享會令個人的性／別體會，和性／別理論結合起來。1994年9月，嚴和一些同學就在出版《睜開眼睛，趕走性騷擾》——一本輯錄了不少同學小時候遭遇性騷擾的經歷，以及提出如何對付性騷擾的小冊子後，他們便開始正式計劃組織女研社，而對象和議題，也因為組織的校園背景，傾向與校園和同學相關。
1995年3月24日，女研社出版第一份《中大女研報》，主要討論校園性騷擾，並介紹自己：「……女研社係由十多個中大同學拉雜組成，當中有女有男，有老有嫩，都係關心兩性問題，想傾多o的、知多o的……」。
那幾年做過些甚麼
女研社從1995年起，不定期印製《中大女研報》，和就某些事件撰寫大字報，闡述成員對各類校內外性／別議題的看法；亦會辦一些分享會（其中一些只限女性參與），讓成員、友好及同學可以互相交流。《中大女研報》討論的議題甚多，除了校內外的性騷擾外，也會討論到迎新營針對女生的口號、校園的性別定型和性別分工，和身體政治等。嚴認為，出版、分享會等可算是教育（但她也提到，「教育」隱含教育者和受教者之間的權力關係，稱為「分享」會較好），跟政策研究或推動政策變革等，也有助改善校園的性／別環境。女研社也會辦讀書會，成員會選讀一些有關性／別的書籍，然後討論，氣氛有如導修，藉此增進理論知識。她們選讀的書籍，主要來自台灣和美國等地。
校園內外的性騷擾事件，和建制如何處理性騷擾，女研社一直關注：第一份《中大女研報》，主要討論中大的性騷擾和當時新設的性騷擾政策。1998年的逸夫書院偷拍案（詳見「性騷擾」稿題）被傳媒報導後，女研社曾要求校方在處理完各項有關性騷擾的投訴後，在保障當事人和其他有關人等的大前提下，把投訴內容、處理方法等資料公開：嚴表示：「當時若不是傳媒報導，同學根本不可能知道事情的發生。」事後。只有這樣，同學以及校方再遇到類似事件後，便可以根據過往的經驗，作適當的預防和處理。
可是，校方始終拒絕交代和公開有關資料。嚴表示，其實若校方答應同學的要求，就正正回應了同學對校園民主化的訴求。她又補充，「校方因為須作這種現實的考慮——若回應了某些同學的要求，會接二連三有更多其他有關校園民主化的要求需要去滿足——所以校方在處理這些事時，十分審慎。」
1998年第三季，港大發生女生在舍堂被偷拍、相片繼而被放上網的事件。然而，校方、舍堂舍監以至港大學生會都未對事件正式回應和跟進。女研社與港大的「ＸＸ小組」除聯署聲明表示抗議外，也一起出版了小冊子和發起了一連串的抗議行動。她們除了希望透過行動打擊校園性騷擾，也同時抨擊校方在事件上所表現的被動和輕視的態度[4]
。
[4]
至當年十二月，XX小組有成員收到恐嚇電郵，對方揚言會作出「殲滅性懲罰」。翌年一月初，事件在傳媒曝光，XX小組當時稱，港大校方為保校譽，曾多次勸喻成員不要即時報警。
1999年4月，新一屆中大攝影學會（中攝）將前一屆的攝影活動作品輯成年刊，並選用一張身穿桃紅連身裙女子倚在車前，題為《問君何所思？》的照片為封面，而該照片的構圖，較易令人注意女子的臀部。女研社因而撰寫大字報，認為照片跟之前的城市電訊「任你上」廣告同樣扭曲女性形象。大字報貼出後，中攝表示封面照由其中一名女幹事選出，原意是讓觀眾從多角度欣賞事物，並非渲染色情；標題則由攝影者定出。部分回應女研社大字報的同學和校友就認為，女研社的回應，未免過份敏感，亦有人表示照片並不見將女性物化了。而在回應當中，更有人署名「知行樓賤男」，寫道：「多得攝影學會影埋o的咁淫賤咁養眼o既女人相畀我地對住自瀆，好過裝o的學思妹呀！」對於「知行樓賤男」的留言，李偉儀當時對傳媒表示：「（回應）有辱女性尊嚴，並且對宿生公然承認偷窺女性，表示震驚。」而婦進就認為，留言將女性簡約為單純的性幻想對象，並指大學校方姑息迴避性／別議題，令部分學生更趨狂妄。[5]
[5]
有關中攝年刊封面事件，可參考1999年5月1日《蘋果日報》A04版，蘇美智，〈盛臀似火 問君所思 賤男叫好 中大豔照惹歧視女性風波〉及香港網站（telnet://bbs.org.hk）Gender板的有關討論。
而校園的性別角色定型，女研社亦有提出討論。在1996年一份《中大女研報》的漫畫裡，亦提及校內屬會職位和小組習作的性別分工問題，也有提到男女生對情人的刻板要求，如女朋友要是處女，男朋友體型要高大等。嚴在訪問也說：「校園內外，都仍然有男和女都在不斷鞏固男女的不同，有些女仔總要等著男的擔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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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x：學聯盃事件
1998年，學聯打算在九八／九九年度舉行首次學聯盃足球賽，口號為「足球無疆界」。但在籌備時，因為原方案並無考慮設女子組，引起部分學聯代表不滿。雖然最後決議增設女子組，但仍引起爭論。
在學聯盃的籌備會議中，有與會者說「足球本是男性運動」，或建議男生參與，女生打氣等，及至決議增設女子組後，有會眾則懷疑參加的女子隊數目不多，如果太少隊伍參加，應取消女子組比賽[6]。及後當年的中大學聯觀察員何民傑，和中大駐學聯首席代表唐文略，為此筆戰。
[6]
Maggie，〈足球場，女生立入禁止！〉，《女流》第28期頁11，1998年9月。
何民傑認為，足球的參與者不只限於球員，領隊、教練、啦啦隊甚至觀眾都可包括在內，倘若有女性參與其中，已不算是性別歧視；而就算球賽只有男性下場，也不能否定足球比賽推動運動的意義，而女子組可能少人參與的問題，也可透過宣傳和改善賽制等方法解決[7]。唐文略就認為，以現時社會對兩性的期望，和女性參與足球運動的機會不多，學聯花錢辦一個男同學受惠更多的活動，並不適當，也強化性別定型和性別歧視；與其選擇足球，其實也可以辦一些性別比例較平衡的比賽[8]。
[7]
何民傑，〈學聯盃歧視女性？〉，《星島日報》「大學道」專欄，1998年12月4日。
[8]
唐文略，〈歧視女性！——談何民傑〈學聯盃歧視女性？〉〉，《星島日報》「大學道」專欄，1998年12月12日。
彷彿一語成讖，後來由於報名隊伍不多，第一屆學聯盃足球賽胎死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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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研社成立初期針對的其中一個校園外課題，是選美。女研社對選美活動的態度，與當時社會上其他婦女團體所持的批判及反對的立場大致相同——認為這是將女性放置在一個從屬的社會地位；又認為這類活動，在強調女性身裁、樣貌來博取公眾認同的同時，是將其視作被玩弄的對象。嚴憶述，女研社當時在反對選美的活動時，除了抨擊那套只顧外表的意識和價值，也是為了抗議這類活動將其他價值邊緣化，建立和鞏固不少主流「美」的標準[9]。
[9]
嚴與另一名女研社成員胡嘉明（2001年性別研究課程哲學碩士畢業），和1997年幹事會會長翁曉娟接受訪問時，回想當年反選美的行動：「我們搞行動好spontaneous，想做就去做，沒有想過組織和深化，有時甚至未清楚認識問題就行動了，譬如上次反選美，我們到會場示威派單張，不知反的是什麼，事後才清楚我們反的是選美這種文化及主辦當局，而不是參選的女仔。」見江瓊珠，〈我們的身體我們自己——三個中大女生的性別經驗〉，《明報》世紀版，1998年2月26日。
1995年7月，嘉士伯啤酒在本港的一輯電視廣告，當中有數名男性品評女性腿部線條的內容。女研社跟其他院校關注性／別議題的同學，一同上街抗議。而這班關注性／別議題的同學，後來就成立了「女性自主聯萌」（詳見下文）。
男女大不同
「這些﹝性騷擾﹞案件都在『維護（男）學校校譽，保持（男）個人聲譽與地位』的堂而皇之的牌匾下，被無聲的永遠保密和遏止。直至有比較觸目的案件發生，而當事人又能在無數干擾下勇敢的站起來指證，人們才會予以關注。這些案件的不斷發生打破了大學作為聖潔的學術園地，沒有性別、沒有權力；（男）大學生作為社會良心、未來的棟樑等虛偽神話……」
（〈顛覆（男）校園文化 消滅校園性騷擾〉，《中大女研報——女人不示弱‧不是弱女人》，1998年3月）
除了針對性騷擾事件和校方的處理手法外，女研社也留意到性騷擾受害人（很多時是女性）的不滿和訴求，為何在男性主導的公共媒介空間，被無理地忽略以至被邊緣化。女研社希望在介入這討論空間的同時，也想為校園提供機會，讓同學重新思考由性騷擾引申的男女權力不均的社會現象。
曾有人批評不少婦運人在爭取兩性平等的同時，過份強調兩性的差異，認為是「將男性與女性置於對立局面」，或是「震盪兩性和諧」，這樣只會愈發鞏固兩性的不平等關係。嚴表示，女研社當時認為不能否認社會一直是以男性為主導，不少女性仍處於極弱勢的位置。她們在堅持以這樣的角度討論性別議題時，實是想為帶出以女性為整個運動的主體，並不是有意拉闊兩性的距離。
其實早在為女研社命名時，組織內的成員已有過爭論。有人曾提議命名為「兩性研習社」，嚴也認為若要爭取兩性平等，只集中某一性別會窒礙討論和行動，尤其這類爭取兩性平權的運動，最終仍需要兩性的互動和溝通。最終，組織還是決定採用「女性研習社」，表示女性在社會承受的壓迫始終較男性明顯，也突顯女性乃是運動的主體。嚴後來也同意，強調應以女性作為組織關注的起點，也可理解。
前文提及，女研社的介紹不忘提及自己是個包括男女成員的團體。曾任1997年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副主席，並推動中大同志文化小組的成立陳諾爾（Tommy仔）說，女研社令他認識性／別議題，使他對過去的大男人想法有很多反思，也開拓他在異性以外的情慾空間。
小就是美
1993年後三、四年的中大學運圈子，瀰漫一股反建制、反層級化組織的風氣，不少本屬傳統學生組織的成員強調同學自主參與的重要。女研社在這樣的環境裡成立和發展，多少表現了這種組織理念的具體實踐，也令校園內反傳統的學生組織文化更豐富。
嚴曾為學生會幹事，把建制內傳統學生組織與這些小團體相比，她認為學生會既行必然會員制，亦已收取所有同學的會費，總要做一些所謂具代表性、與同學權益有關的事。而作為由同學自主參與的女研社，嚴表示不會存在代表性的包袱。組織經費來自成員或募捐款項，亦沒有特定的機制規定組織如何做事，這都為他們提供了相當大的發揮空間，負的責任亦相對比傳統組織小。譬如在出版刊物時，成員可選擇自己感興趣的題目討論，不像傳統學生組織須考慮同學的意願或興趣。又例如，女研社對外在與其他大專院校合作舉辦活動時，也會有較大的自由度，女研社就曾聯同其他大專院校的同學，於1996年組織了「女性自主聯萌」，一同為推動關注性別議題，和爭取各院校訂立性騷擾政策而努力。在聯萌成立前，這些同學曾舉辦兩次「性別營」（Gender Camp），更邀請了台灣大學的同學來港交流。但嚴仍承認一個組織化的學生組織，認受性始終是比較大的。
女研社創立時，由於不少成員跟學生組織關係密切，得到學生組織支援的機會也較多。不過，隨著在學生組織的友好離開組織甚至畢業，新的同學處理學生組織事務，加上女研社實踐非組織化的理念，從來沒向中央或書院學生會註冊成為屬會，它後來在校園舉辦活動時，似乎沒較往日方便。1998-99學年上學期，女研社跟校外友好組織「不示弱女人」，希望當年的學生會臨政，協助向校方商借烽火台舉行推廣女子自衛術的講座，但由於女研社並非中大或書院屬會，雖然活動「值得支持」，在尊重學生會的屬會註冊制度的同時，臨政拒絕協助。結果女研社貼出大字報指責臨政「父權」[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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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見小鮑《范記軼事》第十二章。作者認為，事件反映屬會制度需要檢討。
作為校園內關注性別議題的組織，女研社活動數年後，卻似乎無法在校園延續下去——女研社最近一次公開發聲，是在1999年11月，對傳媒講述對崇基明華堂標語事件（詳見「性騷擾」稿題）的看法[11]——這又多少反映了傳統學生組織與建制外團體的另一分別。嚴解釋，女研社並不著意於組織是否能得以延續或承傳，重要的是校園內仍有同學對性／別議題表示關注，仍有人肯繼續討論和爭取。她回顧數年來的校園性／別運動時說，校園對女研社的行動和活動有積極回應的人不多，雖然歷年都有新人加入，但在中大改為三年制後，新人的功課壓力增加，令他們未必能好好掌握理論和議題，分析功力也較舊人弱；而理想和現實的爭持更為劇烈，單靠「理想」的活動和運動，能吸引的同學未必如往日般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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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代表女研社回應的是李偉儀，中大學生報當時也找過她回應。她說，當時女研社沒新成員，但事件值得一評，所以代表女研社說話。她又說，「女研社不會因畢業而退會。」可說為堅持在學時理想而下的一個好註腳。
在1998年8月28日出版的一期《中大女研報》，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就從大學生的另一些背景，解釋為何較難在校園開展性／別議題的討論：「……因高等教育程度與相對好的家庭背景構成的大學生身分，其實令我們在整個社會環境中享受很優越的資源分配。資源上的優越亦同時造成我們很多的盲點，對社會問題視而不見，聽而不聞。當男女共同享有相同教育機會，青春模樣免受年齡歧視，校方
更設有性騷擾政策委員會時，為甚麼我們還要關心性別議題呢？性別作為一個男女不平等的問題，在校園中顯得更為荒謬。」
女研社之後（？）的日子
在女研社回應校內外傳媒有關明華堂標語事件的同時，第二十九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榦」在其通訊裡，表示新設「性別小組」，邀請同學加入。不過邀請過後，小組並無開展任何具體活動。
雖然女研社、其後成為屬會的中大同志文化小組（詳見〈中大性小眾運動和活動的早期歲月〉和〈一個同運參與者的反思〉），以及1997年正式設立的性別研究副修及研究生課程，均讓中大同學有較多的機會接觸有別於傳統，或主流的性／別論述，從而實踐，但似乎中大的性／別環境，並不因此而飛快地轉變。以下只舉兩個例子。
2000年4月政府提出《保護青少年免受淫褻及不雅物品荼毒諮詢文件》，李偉儀受邀回中大學生會參與傾莊時，不少參與傾莊者以至老鬼，對她說色情不能在校園出現，這討論似乎失卻范克廉樓學生組織常見的觀點開放本色（詳見《Let’s talk about…》）。
而被女研社詬病的迎新營口號，並未因女研社批評而收斂。2002年8月書院迎新營時，逸夫書院迎新營籌委舉出的「新亞桑拿」大幅廣告，更被輿論界高度運用，成為抨擊大學生性／別意識以至整體水準的工具。遺憾的是，自九十年代中開始，女研社對迎新營口號的質疑（也包括各種校園小組織提出的對迎新營的批評），因眾多小組織成員對承傳有意無意的忽略，以及其他同學的漠視，令這些本來屬於小眾，但能令校園有較善意的性／別空間的聲音，旋即在校園消失，令連續兩年迎新營的籌委要在輿論和校方的壓力下，公開道歉（2002年）和大幅更改口號內容（2003年書院迎新營），識者見此，難免覺得是歷史的嘲弄。——假如女研社或另一個關懷性／別的校園團體，在2002年時在校園（以至社會）活動的話，這一幅已經出現了的橫幅，那時又會變成怎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