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或者你會問，這一輯文章和「理想」題下的文章，有什麼分別。作為編者我們會說，「教育理想」題下的文章，會較明顯地考慮到作為（香港社會）整體的高等教育，其理想型態應是如何。
然而，就此題目撰文的作者，都是出身或曾任教於中大的，他／她們對教育理想的思考，必然會受到其本身經驗的影響。金耀基教授一直以撰著《大學之理念》為人所津津樂道；而且，80年代至今，中大學生莫不受過金氏名篇〈象牙塔與服務站〉一文的深重影響（可參見本書梁文道〈現實淹沒了《大學之理念》〉、樊善標〈自說自話的教授——上課氣氛〉等畢業生的文章）。〈象牙塔與服務站〉寫於1977年，該年金校長初任新亞院長；中大四十週年，金校長又在《明報》世紀版撰寫〈四十年來之中大〉。我們將這兩篇剪輯對照，讀者可見今昔之別。
陳健民的〈大學同構化——中大精神何處尋？〉，乃以中大本位出發，通過回應中科合併事件，揭示本地大學存在的問題。所謂「同構」，則是各間大學在行政建制的巨大影響下，無法再保守自己獨有的面目；這是一個本地大學全都面對的問題，只看各間大學各自對之有多少對抗的堅持。而既批判這種具社會普遍性的同構化傾向，且說得出「如果中大理想能在其他院校開花結果，也很好」，可見作者不放棄理想之餘，更眼光廣闊，並結合了一種不常見的灑脫。
與陳健民不謀而合，鄭漢文的〈中大人身分的聚散——從香港中文大學說起〉，雖然其所表述的教育理想相當莊重堂皇（請看鄭文如何闡釋「大」和「學」），但同時亦非常在地（local），他思考著我們的高等教育應與香港有怎樣的關係，現在的情況如何欠缺了在地的考慮。香港回歸之後，突然冒出了「要成為國際都會」的口號，彷彿在回歸以前香港是很不「國際」的。而在這種情況之下，「香港」、「中文」等等在地的元素，就暗暗地受到了打壓（例如，政府推行母語教育，但很多學校開始有「滅粵」行動，學校裡只可聽到英文和普通話，而學校視之為賣點；最在地的粵語正面對前所未有的打壓）。這是香港整個社會的動態，而鄭氏作為教育工作者、教育的研究者，受到衝擊，像一個人中年時突然感受到的，失去目標和自我定位的徬徨——「中年」一般指四十歲後，而中大也就是四十歲。
張婉雯的〈狂人們的日記〉是對魯迅小說〈狂人日記〉的諧擬，亦承傳了五四小說創作中強烈的社會批評傾向。張氏小說之場景設在大學，不難發現，角色的病態，是與環境的薰染分不開的；文中描寫的是在大學拜金、買賣化等等病態情況下，無法完全被環境吞噬，但又不能扭轉情況的人們的心理圖像。換言之，張氏是以文學作為負面知識（negative knowledge，由Brecht提出，意即文學揭示著社會的欠缺）的方式，指向著對人文理想的追求。或者有人會認為，小說體夾在這麼多篇評論以至論文群中有點不倫不類——讓編者這樣說吧，就編者選輯文章過程中的經驗來看，立場鮮明、單一地追求人文理想的文章，即使以論辯的理性方式表述，但其說服力的形成，與讀者的感性認同分不開。所以，張氏的小說體，或者反而更可直接地喚起讀者的認同。而文中一些細節，也是出色的洞見（如「金菠蘿」從IT業轉到物流業一段），並具相當的複雜性，因而可觀。
梁文道的〈放縱也是一種博雅教育——起碼在我身上〉，強調「大學」在中學與職業生涯之間的相對的自由特性，將「Liberal Art」的「Liberal」詮釋為解放、放縱，為大學教育的傳統人文主義理想，加上了一種梁文道式的個人主義色彩。這不吝是一篇個人色彩甚濃或且更有點感性的文章，不過值得留意的是，梁文道對自己這種「個人主義」的中產階級誘惑並非一無所知或者刻意迴避：「我的出身，我在大學裏的生活方式，應該讓我更清楚自己欠這個社會什麼。」
陳清僑的〈在廢墟中築造文化研究——並論當代大學教育的頹敗形式與意義〉本是一篇長達數萬字的學術論文（因篇幅關係，編者剪去了其中專門談論「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的部分），有陳氏行文一向的蔓衍風格和高壓縮度。「廢墟」是比爾．瑞廷斯（Bill Readings）用來描述當代大學教育危機狀態的術語，陳文立足於對「廢墟」的認知之上，探詢著今日的大學教育工作者（尤其文化研究學者）應抱怎樣的態度。簡單來說，陳氏認為，既然今日我們的大學——無限膨脹的制度、與社會日漸脫軌的學科、難以延續的解放意義下的人文理念——經已頹敗如廢墟，「為了能重新發現大學教育的真諦，我們也許需要暫時從現代機構管理文化的主導意識形態之中游移出去，轉到現存的體制界限和學科領域以外，去拷問現代社會在頹敗之後，我們還有再思考大學、重構文化的自由嗎。」——進一步地，陳氏提出的是一個具積極性的問題——把我們的大學「重建成一個誘發異議的文化場所」。陳氏本身從事的文化研究，至今仍被認為是一個相當難以定義的學科，因為它經常強調從既有的定義、形態中游移出去；而陳氏看見，在大學高度體制化的今日，連文化研究亦漸趨體制化，出現失去游動活力、無法理解異議之根本的危機，可見此危機之重大；因此，我們亦可發見，陳氏的論述其實是相當文化研究本位的。陳氏本身曾與英文系系方在學科理念上發生衝突，在97年約滿之後就離開了中大。中大建校之時，作為一所「中國人大學」，是對當時殖民教育的一種異議；而中大今日，對既有定義、形態、規律的反省，又有多強？而陳文雖然在閱讀上有一定設障，但或者這樣難於消化的、較具學術性的文章，不會像另一些清通易讀的文章那樣，隔著年月就變了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