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文章

一‧香港

我在香港出生、成長，並受教育至大學。我一九八零年考入中大，當時考入中大的商學院，主修人事及企業管理，兩年後轉到哲學系，八五年畢業。當時三間書院，選了崇基學院，因為崇基是基督教書院。除了第一年住在赤坭坪外，大學時期都住在崇基的宿舍。八五至八七年讀了兩年碩士，主修哲學，同時做了兼職助教。八七至八九年去了牛津大學的哲學系進修，先以碩士研究生身分讀起。八九至九一年返回中大，做大學通識教育部的全職教學助理，同時在哲學系任助教。兩年的教學經驗促成了我的教育轉向──從哲學轉到教育哲學。跟著九一至九三年重返牛津大學，在九三年的復活節後告別牛津、轉往倫敦大學教育研究所，九四年年底完成教育哲學博士。於九五年一月返回母校，在教育學院任教，一直至今。從一九八零年至二零零三年這二十三年，我經歷過（本科生及研究生）學生、教學助理和（學者）教員三種中大人身分，也同時體驗到香港、中、文、大、學這五層的意義。正值中大四十年，是時候一談中大人身分的聚合和消散。以下打算分為五節述說「香港中文大學」這個名字對我的意義。一談「香港」；二談「中」；三談「文」；四談「大」；五談「學」。聽起來有點滑稽，不過容易記憶，也敘述了我的中大人故事。

我是香港人，所以我入大學時的意識是香港人的意識。簡單來說，香港人有的陋習我都可能有，香港人狹隘我都可能是一樣，所以我不否認醜陋的香港人有的醜陋我都可能有。然而歷過「香港」「中」「文」「大」「學」的人生路後，我見證了更大的世界。如果中大能夠成為國際知名的大學，我應該與有榮焉。但是，我的情感告訴我：內中是有衝突和矛盾的，若想疏導，就只有對一個香港人怎樣思考學問、學府、學風的問題，進行深入的探討。如果看我的成長到事業的經歷，我似乎屬於學院派形態。即是說，二十三年來，從沒有離開過校園──由中大校園去牛津校園，由牛津校園往倫敦校園，然後重回中大校園。基本上我一直都在校園生活，在這樣的意義下我似乎注定是學院派。然而，我是不是真的很「學院中人」？我正在思考這個問題。與此同時也在思考：香港究竟需要怎樣的大學？中大要成為香港的一所怎樣的大學？

正如香港好像孤兒一樣，我所經歷的中大，好像一所收容我且養育我成才的孤兒院。這個孤兒院分為七間學院和四所書院，對於學院和書院，我都深有此感。初讀中大，因為首兩年讀商學院不合自己，而要尋尋覓覓，為找新的主修，感覺冷冷清清，有時更加是凄凄慘慘且戚戚，有一種不知情歸何處的落寞。我打開課程概覽逐個學系考慮一次，結果是這個不適，那個不合。當時只有文理社商四個學院，還沒有工學院和醫學院，教育學院那時也只作師訓而無本科。我高中雖然讀理科，入大學後卻不再有興趣於缺乏人氣的事情，理學院因而不在考慮之中。最後選擇了主修文學院的哲學，副修社會科學院的政治及公共行政學。加上現在在教育學院任教。中大七個學院我經歷過四個。

較之學院，書院更像孤兒院，收容我這個孤兒，讓我安心在孤兒院長大。這孤兒院中的老師，他們給我的情感是超乎我過往作為香港人所曾經歷的。當時的老師不會因為你，只不過是在香港這一時一地長大的學子而不教你，就算是很有學問的學人，他依然會盡心教你。當然新亞書院的唐君毅、牟宗三是典型的一時佳話，他們較為透明地被看到。我所經歷的許多學者，以曾教我的崇基學院老師為例，如從台灣去美國、然後來到香港的何秀煌老師，以及從菲律賓來的沈宣仁教授，他們都來自五湖四海而共聚於中大為中大努力。他們從不理會學生是甚麼出身，覺得只要是有心學習的學生他們就會教，認為有機會就會提攜你，給機會你操練，當中雖有期許亦有寬容。每一次我在犯錯誤當中，都經歷了他們對我的寬容，感受到雖為本地學子，孤兒也可慢慢成才。記得有一次我寫大字報罵崇基院長強解書院精神，陳特老師看後勸我：「你所說雖然對，但不過不用那麼兇。」還有不少老師對我的恩待，他日待我寫我自己這《中大人的中半生》時再一一道明。

二‧中國

依大學生活的重心分，我自己認為我是三主修的：學業上正式地說主修哲學，另外還有兩個非正式主修。第二主修學生組織，還有第三主修愛情。大學的首兩三年，我視自己主要是學生組織人。當時的氛圍，延續著七十年代學生運動流行的「放認關爭」：放眼世界、認識中國（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七十年代是學生運動的火紅年代，能夠目睹那個風光的時代，可能大家都覺得與有榮焉。無論你是國粹派或者社會派，都會覺得：「我生在一個時代，那個時代就是反對殖民地政府。突然間顯示了作為大學生可以有一個更大的意識。」當中流行的，就是所謂中國情懷、中國意識。我八十年代初入來，可以說是學生運動風光年代的式微，而想再復甦的時期，因此學生組織不斷重新咀嚼七十年代的學生運動，當中的中國的情懷、中國意識亦再被喚起。

然而，這個「中國」是歧義的。當時的國粹派所指與所表都很清晰，認同「中國」所指的是大陸這個政體，「中國」就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非國粹派就有意地曖昧了中國的所指和所表。有些中大人都講中國，包括投閒置散不成派的，他們認為「中國」所指的，應該比這個一時一地所指的中國更加廣義，認為在這之前及之後都可以包括在內。即是1949年以前已經有中國，所以當時的意識是，即使「這個中國」消失，「中國」還是仍然存在。很有趣的是中文大學其實是一間為中國人而建立的大學。中大在1963年成立時，合三所書院而為一。而三所書院都是四九之後的南方學者逃難來到香港，結合本地的一些新生力量而形成，所以產生了所謂「難民大學」這個講法。亦因此中文大學在成立之初就有她自己的一個歷史的任務，就是讓中國人在香港都可以讀大學，所以中文（粵語和國語）反而成為了理所當然的教學語言。可是到了近年，這個理念開始難於堅持下去了。

譬如在李國章任校長的年代，就曾經出現過教學語言上的大爭議：不斷要求以英語取代粵語開課。建議是：一個課由中文（粵語）開課變成英語開課，系內能夠多拿十萬元。建議鬧得滿城風雨，有人反對：「為什麼英語開課的轉成中文（粵語），你不多給十萬呢？」會不會是放棄中英兩文、粵國英三語的傳統？會不會有歧視中文教師之疑？校方所給的理由是因為國際化，越來越多交換生、外來生來中大，他們要用英語才能修課。後來這建議未能在本科生中推行，轉而要求在研究院課程推行。所有研究院課都要決定：究竟是以中文開課還是以英語開課？排次為英語第一，普通話第二，粵語第三。這也許與「去粵」運動是相關的，整個氣候就是要去除香港本土的粵語文化，要讓港式粵語消失於高等教育的空間。若是如此，在香港成長、講粵語入讀大學這個福份將會慢慢消散，大學從此不再容納你們這些孤兒。從大世界來說，香港曾經有一段時間是孤兒，我是這樣經歷過，而我當年亦得享了在香港成長、講粵語入讀大學這個福份。這個福份如今要不要堅持下去給新來、後來的孤兒繼續享有呢？

回想當年剛踏入中文大學，中文大學出現的歷史本身，就成為了我當時一個很重要的意識。簡要地說，就是從認識中國到認同中國人的身分──即是覺得自己是中國人。因此這個中國人身分的認同，成為了中文大學教學的一部分，並且是必然部分，即是說凡是在中大讀書的人，都會經過這個洗禮。迎新輔導週（O’ Camp）是洗禮的開始，因為orientation就是給新生一個方向去認識中國。至於你認不認同中國人的身分，這點就容讓每個人各自有所不同。有趣的是，中大的傳統是不會強求人的，認同與否這個結論由學生自己尋思。可是，這樣的教育歷程到現在還有沒有呢？現在究竟是減弱了，還是完全消失了？

在課程哲學上看，中大一直堅持通識教育的理想，中國文明亦一直是通識教育的必修科（範圍）。我曾經就中大通識教育的歷史發展寫過一篇文章，發覺中大的通識教育無論怎樣改變都好，有一個環節一直沒消失過，那就是對中國文化的修習。這是一定要修的，無論是中國文明也好，中國文化也好，都是一定要修的。由書院做也好，由大學做也好。現在由大學通識堅持為必修的一個範圍。對中國文化的認識，成為中國人身分認同的一個條件。這就轉到「文」這個觀念。

三‧文

也許因為我的名字：鄭重看待漢語文化，「文」字是我另一點中大人的體會。可以分為兩個層次，先講文化，後講文心。我所經歷的中大，一直都是以中西文化交流為己任的。好像眾星拱月般，中間的月亮是中國文化，眾星代表其他文化。除了中國文化是必修外，也可以修其他文化──如歐洲、美國、印度及日本文化等。學習不同的文化傳統，所強調的是一個文化交流的精神。簡單來說在這中西文化交流的背後有一個使命：將中國文化優秀的一面在世界文化配景上展現出來。這點從我的老師勞思光教授身上有深刻的體現。勞老師在我前往牛津大學留學前給了我一點叮嚀：在哲學上言，就是如何在一個世界的哲學景象中，把中國哲學優越的一面給顯示出來。他當時特別重視「心性學」，後來我把「心性學」轉化成教育哲學的主張：「心性之教」、「心性教育」──以對比「才力教育」。即是由心性哲學轉成為心性教育的傳統，重現「心教」。

第二就是中大的校訓：「博文」、「約禮」。對於很多人來說，校訓是拿來背誦，甚至拿來取笑、拿來裝飾的。對我而言，中大人身分與「博文約禮」關係密切。在中大的歲月裡，我花了不少時間思考：甚麼叫「博文」？甚麼叫「約禮」？「博文約禮」源出於孔子，箇中隱藏著教育哲學的「心、力」二分法，所以我轉入教育哲學的領域後發展的主張：「教育在於培育心力並養、群己兼顧的公民和人才」，跟這個傳統可說是一脈相承。如果「文」代表著因文化而在能力、才藝上有所增長，「禮」代表因心、因性而起的秩序，那麼這個「心性與才力」的二分法是一早便有了的。從校訓中我們可以看到，作為中大人在文化上固然要精深，然而不斷開展達至博大卻尤其重要。這個「博文」的精神就是「大」的精神──大之為大就是有容乃大。「約禮」是自己緊張自己的操守和品行，因應心性而照明一個可欲的秩序。所以，常繞中大人心間的是這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是我所經歷的校風，是人對自己要怎樣存活的要求。

當時我所經歷的學生群體領袖，他們都對社會關懷很有意識。在文化實踐上放眼世界，認識中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我當時見到的精神，是一種能夠身體力行，有道德勇氣的精神。大學生會要求自己走進社會，為那些弱勢社群代言發聲──例如四大屬會的國是學會和社會工作隊便是。正如古語所云：「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的心為心」。當時的學生組織傳統，就是這樣一個傳統。就算非學生組織人，他們在校園的文化生活上也比現在的學生豐厚充實得多，不單中文系會注重對中國文學和文化的修養，中大同學普遍都甚為「好文」──由文字、到文學、到文化都很重視。例如四大屬會會有文社和青年文學獎，各系時有讀書會，飯堂也有偶遇的書話，同學一般對自己的中文運用都會有要求。這是我經歷過的，一個到處都瀰漫著「博文」精神的校園。

我初入中大所見到的，是還未有工學院、醫學院的校園。醫學院1986年出現，工學院1991年才出現。教育學院一早已經存在，不過教育學院不是一個Faculty，而是一個師訓的部門School，到1991才成為Faculty。所以我見到的學院，是文學院，社會科學院，商學院和理學院這四個。這樣比較近似一個Liberal Arts College。但後來來了一個醫學院，我們在1981年出現了一個所謂醫學院運動，反對醫學院入學放寬中文要求以及不需要修通識教育，當時爭論得很劇烈。普遍認為這樣的醫學院與中大精神不配合。這是我作大學生時一個很大的爭論。當時的馬臨校長被看成是醫學院的催生者，同時亦是放棄中大精神的其中一位校長。學生運動當中多數認為馬臨校長放棄了中大理想，所以反對五年制的醫學院，認為應該是六年制，正如大學讀通識要加多一年，醫學院亦應該在五年之上多讀一年通識，共讀六年。可不可以不修通識教育？這成為了中大一個連鎖性捍衛：「醫學院五必改六、中大三不改四」，既捍衛四年制，就要捍衛通識教育。雖然同學當中的評價，很多都認為通識教育搞得不太好，但一到危難關頭，就覺得
這就是中大的特色，缺之不成中大。通識教育為何令中大之為大？

四‧大

大學何以為「大」呢？大學之為「大」，大在有容。我感覺的大學，是一座「宇宙城」（City of Universe）。大學是一座宇宙的城市，倒影著宇宙，因此在其中無有不問，任何問題都可以在大學裏問。大學之道，正是上承「有容乃大」的精神。這個「容」是容受宇宙所有的關懷──求真也好，明德也好，盡皆可以倒影在大學裏。談到在大學的理念中，為什麼要有大學存在的問題，其中一派我是比較服膺的。就是我經歷的第四任校長金耀基，他在《大學之理念》裡面所談到的大學觀。對比之下，讓我們首先反思一些大學的「小」觀：按現時的流行想法，認為大學既在一個社會存在，自然要為這個社會服務，大學順理成章地成為了訓練人才（勞工）的職業訓練所或訓練工場。現在不斷地說，既然我們的社會正在供養大學，大學就應該為這個社會服務。譬如在某時某地的某大學，當然要為當時當地培養莘莘學子，以及將來的人才。所以很多人會說：「既然給了那麼多錢給你培養我的孩子，他們出來就自然能夠在此時此地就業發財。」這樣看待大學，會不會太「小」？

我成長中所見到的大學是很「大」的大學。大學的物理空間就是這麼大，中大的地界其實改動很少，最多只是後山部份改動了，基本上劃地為界就是那麼多。如果是為了滿足一時一地社會的需要，那麼這大學就會變成「小」的大學了。我看見的大學是可以涵天蓋地的。以我自己在大學的經驗及思考所得，我相信大學的存在不可單為所在的那個社會服務。甚至可以說，沒有一間大學，需要只向一時一地的社會服務。但是，她存在於一個社會，她所服務的自然就涵蓋了一時一地的需要。放眼世界，最偉大的大學沒有一間是這樣的，最偉大的大學不是為一時一地造人才，而是為普世造人才，所以她培養出來的人才，是國際公民，是世界公民，是宇宙公民。大學甚至不是為地球上任何的一個國家服務，而是為這個宇宙服務。很有趣地說，一個社會有責任供養大學到一個水平，但是這個大學的存
在，卻不是為了這個社會。這個理念在現今流行的意識中，是有點難以明白的，這個亦是中大人身分消散的一部份。即使我後來有機會成為教員，這個信念也有點難以堅持下去（no longer sustainable）。

舉例而言，如果宇宙有一個真相要向人倘開的話，她會在哪裡倘開呢？會在一間大學裡的某一個學系，讓一個教員或者一個研究生，讓一個很有學問、很有尋真精神的知識分子，去明解這個真相。宇宙的真相展露的時候，她會打開給一些人看。打開給甚麼人看呢？最好的種籽就在大學。這是群善裡面一個很重要的立場。能夠讓真相在一間大學的學者心中展開，discovery的原意就是這個意思。她原本是隱藏的covered，現在discovery讓你發現。所謂「發現」是所發現的物事本來就有，成為現象而在呈現給你看的意思。大學是一個這樣的地方，所以大學是一個宇宙真相的祭壇，日日都在獻祭。祭到一些煙在薰，突然間有所顯靈。宇宙的真相就好像顯靈般，但你不會知道她甚麼時候會向你靈光一剎地顯靈。我見到的大學每天都在獻祭，獻祭不是無所事事，而是書本讀完一次又一次，自己讀不明白，於是計劃大家一齊開讀書組讀書。讀經典更要求如此，尤其是人文科，越讀就越好像祈雨舞般，祈求上天賜我靈光一現，這是西方大學的基本精神。中國大學的形成有點相反，官學、太學的產生，與「學而優則仕」的關係密切，在根本上是通過科舉產生或提拔人才的一個傳統。有趣的是，現在我們所經歷的大學，大眾社會的期望都較接近傳統中國人的觀點，認為讀書是為了謀取功名，有功名就能為官。總的而言，是希望在社會上有較好的社會經濟地位。與西方大學精神以真理為名，每天像在開設祭壇的觀念很不同。你在香港中文大學就可以看到這兩種大學觀的有趣組合。

而且當時的大學學生會流行在迎新營時寫一些字句在白扇上，例如：「望道而驚天地寬」。所以當時所體會到的大學氣魄是向外伸展的。西方主張的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其中一個意思就是liberation from the present and the
particular不受現在的時代、特定的關懷所綑綁，從而得到解放。只要能打破那「囿」限的方框，對萬有的探索就能不斷向外伸展，而不會牢於一時一地。因此大學教育有一個重要的功能就是幫你拆解牢困。牢困可能來自出身，來自時代，甚至可能來自自己內在的個人信念和性格。這些牢困若能一一打破，人就有百川匯海的可能。好像氣功所言，讓氣流入自己的氣海。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親民，在至於止善」，所講的也是一些大事情、大氣魄，這就是我所經歷的大學。我視大學為一個「容器的蛻變」。所謂蛻變是指蟲在蟲繭中蛻變成為蝴蝶，這隱喻很貼切。最初可能一如蟲在攀爬，匍匐於地上，看不到天是何等大，亦不知天空海闊可任你飛，因此要破這綑綁，從而蛻繭，成為會自由高飛的蝴蝶。破了以後，這容器就開始吞吐。我所領受的大學不但相信這回事，亦經歷這回事。我自己本身就成了一個說明。

五‧學

最後要談談「學」，與「學」相關的是我從學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到教學助理（助教）、到學者（教授）經歷了三種中大人身分，二十三年共經歷了四任校長。1995年再回中大，除了教育學院和崇基學院的正規工作外，我一直期許自已能夠繼承中大學統，例如：養育孤兒的傳統。孤兒有許多種，大分為三：學問上、情感上和信仰上的孤兒。以下只談學習上有家無歸的遺孤。有一種學生不知為何，他讀的主修總是讀不入，這是一種孤兒。其實不是他讀得不好，而是在該學系未能讀通。所以你把他抽出來，鬆了筋以後，再返回去，他就會發現原來可以這樣讀通。因為每一學科（discipline）的構成有一定的理由──才力上，其代價就是需要很強的紀律（discipline）──心性上。如果不合那紀律是不會破關的。這是一種學業上的孤兒。通識教育可以成為他們的「教外別傳」，至少我是這樣看待中大的通識教育的。它是各學科的「教外別傳」，讓學生在系外打通自己的學習，讓困者有破、通者有突破。所以我每年都任教通識教育課，例如：「教育思想」這個課，讓同學思考教育的意義，從而明解大學生的身分和大學教育的意義。

有些孤兒對於他們的主修科，一旦怎樣也讀不入時，就要抽離出來與他「練內功」。練的時候他未必知道有什麼關係，因此他先要有一種十分大的能耐。就像金庸武俠小說裡一個很典型的例子：郭靖幼時受教於江南七怪，但是武功一直沒有什麼大長進。全真教的馬道長覺得郭靖比較單純渾厚，與江南七怪變化萬千的武功路數不合。於是他私底下教授郭靖修習內功。若不是馬道長這兩年傳功，郭靖後來遇上洪七公也就學不到降龍十八掌了。學會降龍十八掌以後，過往所有雜學都因而融入這大氣中，以至搏鬥時能對付千變萬化的招式。當然如果不是遇上黃蓉也不會有機會學到降龍十八掌，這當中靠的也是因緣際會加上他的功底修為。馬道長要他答應不可將此事告訴任何人，郭靖不單能守口如瓶，而且還有跟馬道長坐著練兩年氣的能耐。於是郭靖就這樣與全真派結上了淵源，後來他將楊過送
往全真派，就是因為他曾受惠於全真派。而楊過又是另一類的孤兒。

像我這樣曾經領受「孤兒院」恩臨的中大人，不知會否感到「吾道甚孤」？本來大學整體是要拆解種種的困框和囿限，讓大學生接通萬有，以能明善察理。現在反而每個人自成一個框，每個系亦自成一個框。對學生要求賣身兼賣心──把所有大學時光花在一科一系的專門訓練而不知大學之大。以前中大僱用教員時，待你好像植物讓你慢慢成長，期待你長出來的是鐵樹，榕樹，或楊柳。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養一個教員讓他顯示自己的風格，給予足夠的時間讓他在學問造詣上浸淫。實任制就是在這種理念下被採用的，讓一個學者有充裕的時間「磨劍」，不用畏懼權貴。近年的中大，合約制取代實任制的比例越來越大。合約制下人人都很緊張自己的維生，維生固然高貴，不過只顧經營這事情，就不會再有人照顧孤兒。教學的動機已經變了，自由追求學問和開放論學的風氣也沒有了。

沒有了自由治學的學風，究竟大學為何還要存在？當我們回顧中大，一方面覺得難得地走過四十年，另一方面亦面臨一個問題，就是中大可能會變。其中一個引起最大爭論的就是中大可能會與其他大學（例如科大）合併，或是吞併也未可知。就算中大是在優勢下作吞併，也只會是大網蛇吞併毒蝎子，既不會好受，也消化不來。正如就算娶了美人，也難以消受美人恩般。可能會吞併一些跟中大很異質的因素入來，究竟能否消化得來固然是一個問題，中大的發展亦會因此而變化很快。急功近利的思想會迅速漫延，說得好聽是：中文大學對於社會、對於國際的貢獻明顯可見。這點會越來越要求在短時間中看到，聘請一個人一兩年就要看到表現，因此會出現只爭朝夕的現象。養才的想法亦會消散，不可能等你研究，慢慢十年磨一劍，更加不再相信養才需要時間。不單用才會受一時一地影響，識才的鑑別也越來越弱，因為普及化，最後就只會以成績作判斷。現在的人才觀越來越受表現為本（performance led）的指標影響，自然成為市場導向（market oriented）。所以中大人帶來的歸屬感，要捍衛中大傳統的力量，隨著這發展我覺得越來越薄弱。所有的不過是一些曾經在這裡戀棧過的舊生。但這些舊生又能夠發揮什麼影響呢。

金耀基作校長其實是很偶然的過渡性質，高錕校長未上任前已有人邀請金教授出任。所以我看成如今是過渡期。我相信，也都預期，金耀基離去以後，中大會有很大的變遷。我不樂觀，不認為會是脫胎換骨，更加不會是一種容器的蛻變。是一種什麼？我不敢說。但我有一種很強烈的感覺，以上所說我所經歷的中大人身分的所有要素都將會漸漸消散。究竟消散了什麼？明確地說我有一種感覺，感覺到中大人這身分正漸漸消散。作為一個教員很難再堅持下去，若再堅持就會有一種過於懷舊的感覺。所以緬懷的是一段歷史，但這歷史已漸被看為不能與時並進。提出要繼續的理由，它們中好像有些又流於膚淺。我不會那樣簡單地說：「慘了！中大被這一輩人出賣了。」我看到了一個組織，一個體制，一個故事的發展。這個組織的故事（organizational narrative）是香港中文大學有她自己的生命，而她正經歷四十歲。正如一個人正經歷四十歲，她以往所積存的，可能會因著一個突然的變化而快速地消散。作為一個生命，在個人的敘事體（personal narrative）中，四十是催命的數字，對一個存在的組織也是。要不就破關將以往四十年所聚合的福份，以新的形態存在下去，否則就要消散。這是一種頗有趣的比照，算是「中大四十」這題目的一個注釋。這篇文章先口述後筆錄，口述之時正是二千零三年六月三日在中大校園，六四的前一個傍晚。窗外看似夕陽西下，其實整天灰暗一片，夕陽從未出現過。可能因為感受是又到六四了，不知是紀念十四年前的天安門好，還是紀念遠古的屈原好──今年的六月四日正好是端陽節。這篇特為中大四十而寫的文章，完成於七月一日五十萬香港人上街遊行要求「反對廿三、還政於民」之後，看來香港人也挻可愛。也許，未來會有一天我們一起慶祝火浴以後的鳳凰重生。

二零零三年六月三日口述、二零零三年七月十七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