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星島日報》，1996年3月4日

安娜琪

香港學生運動沉寂了。明報《教育視窗》日前訪問了幾位「學生領袖」，又引述一位研究學運「火紅年代」的學者，然後斬釘截鐵地作出了段首的結論，但學生運動真的沉寂了麼？

甚麼是學運

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先了解甚麼是「學生運動」。

學運是社會運動的一種，而社會運動的一般社會學定義是一群人透過集體的行動去嘗試改變現存的社會關係。因此，學運所關注的議題可以是多重多面的，它包括焚燒基本法、支援中國民運等等關於中港政治民主化的宏觀政治議題，但假如將學運困囿於這些所謂「震撼性事件」，那只是對學運一個非常狹窄的定義。各種各樣的社會關係都充滿著權力政治，作為社運中的一員，學運所要關心的也包括其他微觀的，日常生活的政治課題。

事實上，近20年來歐美的新興社會運動，例如女性主義運動，環保運動，同性戀平權運動等，所關注的也不是傳統所理解的狹義政治（例如政制民主化等），社會學的社運研究理論近年也以「新社會運動」學派為重心，集中探討這些意圖改變微觀社會關係的集體嘗試。

所以，要分析香港學運是否已經沉寂，我們不能只聚焦在所謂的「重大」政治議題中的學生「動員」，相反，只有跳出這種狹隘的框框，我們才能看到更接近真實的圖像。

怎麼樣的學運

可見的（visible）街頭抗爭減少了，這是事實；院校學生會缺莊率上升，這也是事實，但這兩個現象就等於學運沉寂了嗎？89年後學運的所謂「迴光反照」，包括「學生領袖」所緬懷的街頭抗爭，筆者也算經歷過，例如連續多年在新華社門前對警權的挑戰，雖然我至今仍然相信那幾次同學自發的反警權抗爭，是繼承八九民運抗爭精神的最直接表現（不要忘記當時學聯那些「學生領袖」對此並不持正面態度，甚至多番責罵那些「不受指揮」的同學），但正如80年代末期學運所關心的政制民主化一樣，這些宏觀的政治議題在香港這個特殊的時空下很難使原覺抽離無力的同學活躍起來，幾年過後，學運並沒有因此而容讓更多的同學參與，相反傳統學生組織卻日趨官僚化，有開不盡的會，守不完的章，做不清的行政瑣事。長此下去，學運只會在這部官僚大機器中被絞死。

筆者所認識的學運活躍份子，很多也因此而拒絕（再）上莊，一方面嘗試在既存學生組織以外開拓實踐的空間，另方面也希望將學運的關懷帶回同學日常生活中的社會關係。

經過幾年來很多同學的默默耕耘，學運的發展已逐漸遠離舊日由「學生領袖」帶領的群眾運動模式，強調民主，自主參與，非層級化和非建制化的活躍組織一個接著一個的出現，例如由多所院校在學及剛畢業同學組成的、強調基層路線的環境前線；多所院校各自的兩性問題讀書組或研集社，一個跨院校的女研社亦在醞釀之中；至於校政方面，去年底中大也出現了反代議模式的同學自主力量；以上已不包括那些地下或半地下的活動，尤其是地下小報。而且這些傳統學生組織系統以外的學運活躍份子，在一些議題下也會聯合參與，去年兩次的天台屋抗爭就是其中的例子。

假如說學運沉寂，那頂多只是「學生領袖」所定義下的學運沉寂了。

為何仍說「學運沉寂」？

既然如此，為甚麼那些「學生領袖」仍然慨嘆學運已死呢？雖然那些「另類」學運尚不算非常蓬勃，但任何關注學運前途的人，只要肯停下來看一看這些日積月累的抗爭實踐，「學運沉寂」恐怕是個言之過早的結論。而且，過去一兩年，在學界一直有內部的批評和討論，例如在金輪天台屋事件中，多所院校的同學便聯署聲明，批評學聯的「學生領袖」對於發生在自己會所天台的居民抗爭漠不關心，又如去年六四周年時，亦有同學出版小報批評學聯只因循地使紀念成為徒具形武的空洞示威。「學生領袖」強說「學運沉寂」，是聽不到同學的批評？看不到同學突破困局的努力？還是故步自封，戀棧「學生領袖」的精英身分？

事實上，去年學聯常委會幾乎每月開會兩三次，但舉行過的活動卻又少之又少。當我們的「學生領袖」花在開會，處理行政繁冗事宜的時間多於投入具體實踐時；當既有模式卡於瓶頸後，我們的「領袖」還一味指摘同學自私冷漠，而不自我反省、尋索出路時；當我們的「領袖」高姿態地在傳媒宣稱「學運沉寂」、建構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的道德形象時，我們的運動怎可能不「沉寂」下去？

領袖不死、學運不來

假如說學運「青黃不接」，那只是因為學生組織官僚化而使活躍份子拒而不接，那只是因為終日夢想高高在上，領導群眾的「學生領袖」太多而非太少！當學生組織和「領袖」是問題的一部分而非答案時，不去揚棄「領袖」的精英心態，同學默默卻實在的學運實踐，只會繼續在自戀緬懷和指摘同學的霸權論述中被隱形消音：不去跨越舊有的學運框架，「領袖」所執迷的「學運」是永不會正視它所定義以外的具體抗爭。

假如「學運」只是「領袖」專利的空想等待，「學運」永不可能涵蓋同學具體生活中的學運實踐，最後只會淪為有學運之名而無學運之實的「學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