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彭光頭

很難想像,當年八九民運的錯誤,二十多年後還是再一次在香港雨傘運動上演。

編按:此文寫於昨年,嘗試對比八九民運與雨傘運動的民主論述,指出兩者都無法提出一種超越傳統以選舉、政治自由為中心的民主概念;無法將民眾的一般生活問題與民主概念結合;運動因而缺乏寬闊的群眾基礎,以致難以持續。

雖然說此文是評價雨傘運動,但也同樣可以應用在香港一直以來的民主運動。必須澄清,香港的民主運動不是沒有提及民生(比如說「沒有民主,哪有民生」的運動口號),但民生議題從來都處於邊緣的位置。由 03 年的 7‧1 遊行以來,相關民生議題都是順帶一提,泛民從不肯直言,民主選舉就是可以用來改善福利與提高工資,更不會說貧富懸殊、福利欠奉、勞工權益受損等經濟不平等本身就是民主的匱乏。貧苦大眾不會反對政治自由,但如果民主運動無法回應他們的苦況,獲得的支持自然有限。無論如何,這種與大眾的隔閡:即這種只專注政治自由、忽略市場壓迫的民主論述與一般港人的距離,跟當年八九學生和知識份子與民眾訴求的分野,可謂有驚人的相似。

近日,有關標準工時、全民退休保障,領展霸權等議題又提上了日程。如果說要將這些議題與傳統的民主運動結合,相互壯大, 那我們就必須提出一套新的民主論述。那麼,回顧歷史——無論是八九抑或雨傘——正是一個好的起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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佔領期間發生一件小事,是這次運動中我學到最重要的事情。

那是十月一個星期四的下午,我在旺角佔領區遛達,很快就遇上路人責難。 「大學生無_用」、 「阻住人搵食」等舌箭紛紛發出,慢慢亦愈來愈多人圍住了我和三個素不相識的學生。我們努力地嘗試解釋民主的重要性,要有普選先產生到一個向我地問責嘅特首。但沒一個人聽取我的說法,只是繼續指控我阻礙交通、斷人米路等等。

一個婆婆指著我罵:「霸住條路,巴士又停唔到,搞著我要行去街尾落隧道搭車走去覆診, 走上走落,行到我呀!」在我不知如何應對之時,一個相貌體型猶似杜汶澤,一直站在外圍觀戰的大叔忽爾指著她說⋯⋯「呀婆,唔好咁勞氣住,不如我問番你轉頭,如果你風濕骨痛去廣華度睇嘞,次次都比幾十蚊;比著你黃梅天跣親又要走去睇骨科嘞,又要俾一千幾皮仲要唔知睇唔睇得好喎。如果有退休保障呀,你洗乜俾咁多錢啫?咁家下班學生就係要求俾我地親自揀一個幫到我地生活嘅特首出嚟囉。」這時呀婆眼神恍惚地說:「唏,咁易咩?」遲疑之間,對民主運動的反對似乎已有所動搖。

「澤哥」用兩言三語示範了把民主扣連生活是如何地觸動到人,反映出單純以民主作為運動旗幟的無力——偏偏八九民運與雨傘運動都踏中了這個盲點, 因而不同程度地脫離了市民和生活。

八九民運的配角

八九民運之綱領主要圍繞民主訴求,從當年於北京各大學貼出的《絕食書》可見一斑。縱然在開首有提出「物價飛漲、官倒橫流、強權高懸、官僚腐敗」等等社會問題以求同胞予以關注,然而書中並未指出民主與改善這些弊端有何關係。該書最終都是以民主為運動的最高目標:「學生代表跪求民主卻被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一再拖延⋯⋯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 」

直接的後果是──無法有效地動員足夠的民眾,形成足以與政權談判的政治力量。一個在廣場當廣播員的工人指, 其實他們不太理解學生提出的民主要求,觸發她走出來的是「官倒的、搞特權的、為兒女出國的」等貪腐問題,還有「住房的問題,北京市民住房都很緊張」、「物價問題,物價上漲和工資上漲不成比例」、「交通問題,市民很多人每天上班車擠得不行」等民生問題。另一個工人表示他參與運動的出發點之一是失業問題:「國內經濟蕭條,失業人數很多,我高中畢業在家待業兩年才找到工作,一些女孩子找工作更困難」[1]。由此可見普羅大眾著眼的多是切身的民生問題而非民主問題,只談追求民主並未能有效地說服社會不同階層走出來。以工人為例,參與了當地民主運動的工人佔不到當地工人的十五個巴仙。

民主訴求脫離民眾, 其中一個負面影響是令到當時大部分社會群眾都是以「支持學生」的心情來參與運動, 認為自己是運動中的「配角」,運動的主體是學生,一如《絕食書》所道:「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 」(粗體為筆者強調)他們受學生犧牲的道德感召而挺身而出,換言之他們不是因為民主與自己切身相關而走出來。如果當時的說法是把改善民生作為運動的主要訴求,以民主作為根治社會問題的手段,很可能會得到更多市民的熱烈嚮應。

在民主運動中,最重要的命題,其實是民主制度如何改善到我們的生活,並從討論中模塑出一個理想社會的藍圖,例如社會保障方面的措施、工人待遇等等,這樣一個民主的政制才有了實質的內涵。可惜這方面的討論幾乎完全在八九民運缺席。

雨傘運動的異己

反觀二十多年後的雨傘運動,其綱領也是相似地以民主訴求為主。在運動前奏大專生罷課中,學聯發出了一份《罷課宣言》,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篇幅有提及民生問題,亦沒有刻意點出民主和民生的關係。在佔領期間,礙於人力、心力、資源等種種條件,把民主扣連民生議題的文宣工作也進行得甚為有限。另一參與佔領的團體「和平佔中」對於民主與民生的論述就更少出現, 縱然在《民主普選》之信念書中,他們有解釋到民主和民生的關係,但終究沒有推而廣之,向更多市民解說為何抽象的真普選方案與他們有關,以爭取他們的支持。若是我們沒有站在他人位置,用合適的說法讓他們充分理解民主訴求, 反而嘲笑旁觀運動的人為「港豬」,指責他們不願意犧牲,恐怕是略嫌霸道了。

運動與民生議題分割,後果與八九民運相似,就是無法說服民眾花時間心力參與運動。平心而論,大學生如我,學期尾時做幾篇論文,已經有「別叫我用腦」之感;若是要求各行各業每日工作十幾小時、身心長期透支的打工仔,抽象地思考民主機制,未至於強人所難卻亦不遠矣。我們常常聽到「佔領阻人搵食」之說,其實很大程度是因為運動中的「民主」遠遠脫離了他們的生活。「民主」可給他們更安定的退休生活嗎?可讓他們受少一些資方的剝削嗎?可讓他們買到樓嗎?可讓他們免於迫遷的噩耗嗎?要把運動的論述聚焦在「民主干卿底事」的方向上,令運動訴求更貼近民眾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如果參與者只著眼於民主追求,更可怕的後果是我們忽視了運動期間迫切的民生問題,甚至對之排拒。一如罷課期間,位於元朗的田香花園被恒基工程車騷擾,名為勘探,實為切斷花園的地下水源以逼使園主遷走——正正示範了專制政府如何與地產商勾結, 一同壓迫平民。當時有支援田香花園的義工在罷課現場要求同學增援,現場反應趨向冷淡,更有人事後批評有關組織的做法是轉移了罷課同學的視線。我們是為了自主生活而走上街頭,爭取政治權利的;為了爭取民主而放棄捍衛某些平民的生計生活、放棄抵抗官商對平民的脅迫,這樣不是本末倒置嗎?其實,觀乎雨傘與八九的問題,我們已經發現在一場民主運動裡面,民生議題必須揉合其中,不但為了說服別人,而是因為那些議論賦予了民主真正的意義。我走出來,是希望將來買得起樓與同性戀人結婚;那對我而言,一個合理的代議民主制度也許會讓它變得更可能,所以它才有了追求的價值。而偏偏,很少人在金鐘和旺角提起過我們得到民主機制之後,要怎樣用它改善我們的生活。

結語——生活就是政治

回到開首的故事,但見其游說之有力,小妹不恥下問,傾談之間,他提到:「你地班大學生就係爭咗啲社會經驗,唔同人有唔同需要㗎嘛。(咁你又因咩事故走出嚟呢?)我哋?我哋咪 XX 幼稚園嘅苦主囉,全日制呀,要比幾皮嘢一年㗎真係苦過弟弟 [2]。上過教育局㗎啦見埋吳克儉,當我地波咁踢⋯⋯」當時我想,的確需要民主制度才解決到他的問題。雨傘過了半年,我想該倒過來說,回到生活檢視社會的弊端,思考合理的社會應該如何,走出來爭取自主的生活。切身的生活訴求才能連結起我們,同時令我們追求的民主制度更清晰和落地。

[1]《工人起來了:工人自治聯合會運動1989》。香港:香港工會教育中心出版,1990。

[2] 《關注免費幼兒教育家長聯盟》的調查發現,現時政府的學生資助處給予全日制幼稚園生的資助嚴重不足,而全日制學生的父母往往都是雙職父母或是中下階層的人士,近七成家長對應付學費表示吃力,有人形容現時的資助模式是「政府付鈔3小時,家長被迫付鈔7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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