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上拾起無限可能──訪問楊穎仁

文：陳秉鳳
（原刊於《迎新特刊2009》）

楊穎仁比我大九年，我入學生報傾莊時他已是報社職員，一頭鬈髮，身材高佻而瘦，說話深入淺出。我上莊後當了總編輯，都叫做係出糧俾佢，形成了奇妙的僱傭關係。編務繁忙，我偶然對他有些怨懟，他回應我以一篇一篇他寫的，議論縱橫的文章。報社雜亂，他文氣迫人，每次回來他總一手拿起一些碗碟，一面咒罵我們這等小鬼，一面清理環境開始工作。去年九月，他重回大學校園，在浸大讀社會學，先前已經讀了兩次大學仍未畢業的他，是否能助我們瞭解「出路」到底是甚麼？

First quit：完全的失範

二零零零年，楊穎仁當時就讀中大社會學系，恰巧又是我半個師兄。時值二年級下學期，他一份論文都沒交。

「唔知份野點做」，他說那是個瘋狂逃避狀態。一年級時好些，初級的科目較少要寫文，僅有的勉強做完。但當時學不得其法，可以看的書太多，自己又無一個學習的焦點，用心寫的論文分數不成正比。升上二年級有了古典理論及當代理論等較深的科目，「一覺得自己唔識，就唔寫」。其他同學即使不太認識都可以抄抄謄謄得一文章，但他卻就是不行。

另一個他面對的難題是人際網絡。在中學只學到怎樣將自己「縮埋一舊」，不引起任何注意；上到大學整個中學的人際網絡崩潰，並沒有特別想做的事或想認識的人，只努力地維持一個中庸的自己，上了細系，既不特別頹，也不突出。與人的關係既無法把他留在校園，交不到論文亦令他覺得「無面」回去，「那時很傻豬，遲了幾個字就不去上堂」，面皮既薄，也沒有動力回校，連校方、tutor打給他的電話也沒接。如果他那時拿起電話，大概可以試升三年級，那就會變成另一個故事了。

離開了社會學系是無可無不可，因為他本來就對這科的歸屬感不大。楊的父親讀工科出身，建議他讀職業治療，楊雖不清楚自己想要甚麼，但卻知道自己不要甚麼──「要我鋸木連條直線都鋸唔到」。本來想揀心理，但父親想他讀社會學，許是怕他不能與人交際太過自我，但結果似乎是說中了一半。

楊的父親在他大學一年級時過了身。他當時並沒有想此事對自己的影響，但事實上，家裡少了一個人鞭策自己，經濟也因為有保險而沒有太大負擔，楊才一心的「頹」下去，終日躲在家中。到母親發現時已是學校寄出最後通牒後，頓時一哭二鬧三上吊，甚至指責他是謀住幾十萬保險。他說對於一個完全迷失的人，錢不算是甚麼，但卻令他想到，自己不能投入讀書，可能是不夠異化──七年的中學生涯，過的是人地俾乜你就讀乜的生活，不用想，不用決定，機械式的運作。當時他有朋友讀會計，跟他說只要捱幾年就能出頭云云，那年還是講big5，不是big4。既然母親以為他要的是錢，讀社會學又失敗收場，他就決定轉讀會計，走一條看似安排妥貼的路。

零零年底他再入JUPAS，報讀理大會計，等入學那段時間則補習及打了一份做倉務和入數的工。零一年九月，他重返校園，這次待了一年。

Second quit：道路在落差之中

無法繼續的原因是會計太過形式主義。讀社會學時無論自己怎樣迷失，上課上tuto都會認真預備討論，但在會計時著重的更多是power point夠不夠花巧，內容次之。那時他裝出一副外向look和同學交流交際，但那些百幾蚊餐的邊爐巴西燒卻令他吃不消。他對理大同學的印象也深，覺得他們真的較靈活，隨時可找到兼職，求生力強，他卻似乎不能成為那種人。未幾懷念起讀社會學時的生活，通識take了科culture and society，坐第一排，讀葛蘭西。在反差中察覺自己想讀的是甚麼，楊很感嘆代價實在很貴。

第二學期的會計課他已經全部沒上，在圖書館看理大存量不多的社會科學書藉，在通識課時遇到的講師又找他幫手做當時中學綜合人文科課程教材，既有了收入來源，會計又讀不下去，於是再次quit U。「今次醒咗，收埋得耐啲」，他笑得有些奸險，沒有太快被母親發現，算是比第一次成功。後來母親一直都希望見到他重返大學，帶四方帽，那種「成功」的幻覺楊坦言已沒法繼續，當找到更有興趣的時候，已經失去了去捱一些苦悶科目的能力。尤其是其實一直以來信那套「平步青雲」的幻覺的並不是他自己，在理工讀那科culture and society現在回想也許不算甚麼，卻已是他口中的荒漠甘泉。

Third path：social movement

要將零二年離開理工和現在接上，還差七年。楊解釋其實很多人會將讀邊間學校，或求學階段作為一個重要的斷代指標，但對他而言則不太適用，網上生涯才是他另一階段的開始。「如果將那幾年在網上發表的字結集，夠我係中大畢業十次」，我和同訪的同學都目瞪口呆。他入大學才初接觸互聯網，最常流連的是newsgroup，而他想知道更多的問題，關於基督教。問到他是否教徒？他說從來都不是。當時有個心儀女生是教徒，楊希望瞭解更多關於基督教的問題，於是在網上尋找探討這類問題的「非教徒」。後來女孩拒絕了他，但他在討論區裡的身份卻生了根，覺得自己在其中有了歸屬感，參與度亦高。當時參與網上討論的人質素都較高，幾千字來來去去，甚至會辦「準學術」的辯論。這是他大學以來第一個能給他支援的群體，亦能討論深入及認真的議題。他以之和學生組織對照，那時傳媒描述的學生組織都不甚了了，他自己又需要照顧長期病患的母親不敢多時在外，故此網上生涯既幫他訓練文筆，亦操練了思考。

後來甚至和群組裡的人發起較行動性的事情，包括一份「良心約章聯署」，倡議道德界定應從人出發，而非規條或信仰，抗衡某種覺得「非洲咁多人死係因為不信神」的論調。後來想和網上的朋友出書或刊物都碰釘，討論好的內容結果網友都沒有交稿，楊開始知道網上動員的侷限，但他既然發現了一些基督教界的問題，就覺得不能退縮。

在這種背景底下，某天他在理工大學校園裡看到一張基層大學（下稱基大：www.grass-root.org）的海報，從此進入了另一個世界。他希望學習如何組織群眾，搞campaign，他若有所思地說：「如果嗰陣一個唔該見到搞青年公民黨，俾佢吸左入去，咁就真係……」楊認識了基大的搞手與一班很有心搞基層運動的人，當時組織性亦強，在零三年時他們搞了個探訪清潔工的落區行動，晚晚落區都有一定人數的隊伍，參與的同學很多。那時的基層大學是基層團體與工會及大專院校之間的中介，他們在院校中找同學作培訓，包括搞讀書組、落區、和不同的基層團體接觸，讓同學組織活動，如探訪基層工友或組織舊區居民，搞講故事計劃等等。

中學時經濟科是楊覺得最有趣的科目，難得與現實有關，又好像可以系統性地解釋事件。但中學經濟一味講供求決定市場價格，楊發現當中沒有解決過公平與否的問題。入基大後，接觸到更多的基層問題，開始明白單靠「論述」、「討論」、甚或「吹水」似乎缺少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基層人士的問題不會在「吹水」間消失─他們仍是住在板間房、仍要被老公打、仍等不到公屋、工資繼續被拖欠……要解決問題，便需要一套帶有行動性的視覺。而這與楊的關注點亦吻合，他需要一套解釋及解決社會狀況的論述，使基督徒即使放下宗教視野仍能分析社會。

零二年底，楊開始接觸基督徒學生運動（下稱SCM），始終在基大很少機會討論宗教議題。SCM本來已有社會關懷面向，楊穎仁想將基大中介者的模式引入，使SCM成為教會及基層團體間的媒介，零四年開始更在SCM做了一年職員，雖然最後和同事的人有分歧而結束，但亦是一次理論加上實踐的嘗試。

零五年世貿來港會議，楊在基督教關注全球化聯席做職員，明正言順參與當時的示威，亦是他第一次做直接行動。當時不覺得害怕，憤怒為何當局要欄住會場不准人進入，示威區距離百丈遠，劃開香港人在世貿會議上的位置，是一個政治運作。那時楊開始寫網誌，批評港府對示威者的措施。後來楊關注的基層議題還有許多，包括紮鐵工潮、反領匯、反對醫療私有化、社區經濟、最低工資……

由quit U開始，楊的每一份工／每一個機會，都不是在網上求職版／報紙／勞工處得來，而是靠人際網絡。有些是半職、兼職、research job，中途也有儲蓄見底的危機，但馬上又搵到工。你話到底係咪quit U對競爭力影響好大，似乎不是，楊的厲害之處是，既能每月給家用三千，又能養活自己，更儲到些錢回大學讀書。他很節儉，平時回中大總是吃十一元的餐蛋飯，有時是五元三個面包，買一瓶廿多元的桂花陳已醉得舒暢，偶然放縱和女友弄一個咖啡甜酒雪糕吃。生活模式固然會引起與母親的爭執，但也不算甚麼解決不到的問題。

上年九月他回大學讀一年級，這次他目標明確，是為了沙紙。其實早一兩年他都有盤算讀書，試過嶺南文研，又in過IED。但他說其實只要目標明確，知道自己想要甚麼而去讀書，既不需要被入讀的學科限死，更毋須進入院校體制。那為甚麼要文憑（一年四萬二千一！）？那是為了將來多一點路途可選，那路途仍然指向運動而不是前途，這可能是最讓人訝異的地方吧。

對於將來運動的方向，楊有過很多很多想像。例如在基層團體任職，則可能要面對團體太小型，處理行政事務之餘已無餘裕搞政策、或者為了申請經費，勉強辦一大堆看似沒政治性的活動把時間都消磨掉，等等問題。後來他提英國史家霍布斯邦講述工業革命時歐洲的政治鞋匠─他們真的是鞋匠，工作時間地點較自主、有時間閱讀、能接觸群眾、可養活自己，那時有一些這樣異議者。那時楊認真想過做街市中醫，奈何行頭太窄不易進入，也想過做社工，最後是教書。教書的好處對他來說是可以慢慢影響學生，正如他也會影響他的補習學生，或許能帶動他們行動；打破老師、家長、學生、學校之間的矛盾和對立，讓他們認清真正的教育問題；籌組一個更基進的教師工會。他又提到現在的自己太書生，除了第一次quit U後做過倉務都沒有打過基層工，所以他又密謀考個保安牌，看看有沒有人肯請他這種手腳纖幼的保安。又或者他畢業後仍會選擇去做紮實的工人組織工作；或者做主流傳媒，摸索主流論述是怎樣砌成的，「又或者，我讀上去，行學術呢……」

他就是一個這樣的人。

路得一條還是多條，在於你主不主動去理解周遭的環境，認清教育和現實的差距。一般人的思路是當發現個人問題不能靠個人解決時，就要訴諸社會。楊是倒過來的，他一開始就問憑甚麼講個人利益，既然社會條利本來就如此不公，為何要從個人出發。所以他從來都是想怎樣把自己放到對運動最有用處的地方，那已經不是個人前途的問題。

中五會考放榜，他一心與心儀的女孩原校升讀中六，努力讀到廿八分回來。可是他喜歡的女孩子不能重返原校。當年選科，喜歡寫作的他理應選文，但為了社會上所謂「較美好的前途」而選了不甚有興趣的理科，相反女孩是出於興趣選讀的，楊覺得自己等於是搶奪了她的位置。於是他開始質疑：「我怎可以說自己的家庭比別人的家庭重要，我條命又如何比他人的有價值」。說到這裡他有點激動，那神情，在很多次聽他說起某些不公義的事情時，

後記

楊穎仁在訪問裡兩次提到，後悔當年沒有參加學生組織，例如上報社。我笑說「如果你上左報社，而家就係我老鬼了」，他答道，那又有甚麼分別呢？我和他一樣讀社會學，二年級下學期我take了當代社會學理論，錯過了一些課堂，追不上閱讀進度，不願意矇混過關，結果也不合格。但我想我來年會畢業。在學生報，在和楊穎仁的相處之中，我想我繞少了許多路，當然楊在那些額外的路上看過很多我看不到的風景，我面前的路也不見得筆直，但我們在此處相會，各有所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