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碧玉

反修例運動至今已有一年。隨著國安法的生效、多人被控暴動或危害國家安全、新聞自由被嚴重打壓，反修例運動因此陷入前所未有的膠著狀態。本文將會討論反修例運動中的社會運動和反制運動，旨在分析反修例運動中不同政治群體的產生方式，以及他們在回應反修例運動時互相影響的社運策略，從而反思社會運動的脈絡以及會遇到的阻力。

咩係反制運動？

在談及反制運動之前， 我們必需先了解甚麼是社會運動。從學理上說，社會運動是由個體或者團體所策動，以體制以外的手段達至某種社會或政治目的的社會行動。社會學家 Charles Tilly 認為，社會運動須具備以下元素：
1. 訴求
2. 抗爭劇碼
3. 在 WUNC (Worthiness, Unity, Numbers, Commitment) 上的一致性。

訴求是指社會行動中的共同政治或社會目的；抗爭劇碼則是透過一系列的公開活動，如集會、遊行、聯署，務求引起公眾對議題的關注；而 WUNC 是指以 Worthiness（可敬），Unity（團結），Numbers（人數眾多），和 Commitment（委身）的手法，持續地挑戰當權者。通過這些行動，推動者可以有效地推動訴 求並改變現有體制。

相反，那反制運動又是甚麼呢？反制運動（Countermovement）是指針對前一個社會運動而發動的另一場運動。前一場社會運動的成功對社會上的另一群體造成威脅後，被挑戰者便會連結並採取攻勢，以維持以往制度下的權利。同時，反制運動多數與前一場社會運動使用類似的抗爭方式，甚至會用同樣的手法來鞏固己方的力量，以獲得最多的社會資源。

黃藍之爭——反修例中的反制運動

在反修例運動中，我們不難發現反制運動早在運動初期已出現。運動初期要求政府撤回逃犯條例草案，擔心修訂通過後，內地可藉此引渡「涉嫌違法」的在港人士。在 6 月 9 日，更有 103 萬市民上街遊行反對修例。隨後，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拒絕撒回草案，更於 6 月 12 日繼續草案二讀審議，引起社會各界嘩然。不少建制派人士表示支持修訂法律，更到政府請願，表示已收集得 70 萬聯署支持修例。由此可見，在反修例運動發生的同時，社會上不受反修例運動動員的另一群體已自動團結了起來反對運動。反對逃犯條例的市民在一系列的抗爭劇碼（如遊行、聯署、街站、罷工、罷課等）獲得市民支持後，另一陣營的市民則看見了同樣的政治訴求（撐政府／保全現有社會資源及權利），從而抵制改革，為運動提出新的觀點，成為另一股社會上的力量。

反觀整場反修例運動，我們會發現黃藍（反對修例的市民和支持修例的市民）正代表了社會運動和反制運動中兩股推動社會政策的力量。而反制運動中的抗爭手法更是針對前一次社會運動所制定，採用相似的手法來抵制社會運動。反對修例的市民（下稱黃陣營）為了進一步表達政治訴求，以不同的抗爭劇碼取得市民的支持。例如 2019 年 6 月初黃陣營為了反對修例，舉行了數次遊行以表達社會訴求。藍陣營隨後亦有撐警遊行支持警察執法。在這些公開抗爭的背後，其實是把社會上同背景和地位的市民拉到與自己的一方，以增強己方的政治力量。

反修例運動的不少抗爭手法都被反制運動所利用，從而抵制社會運動。當中最具影響力的例子莫過於「黃色經濟圈」。黃色經濟圈是指就後反修例運動的政治取態而建立的經濟圈，消費者在消費前會優先考慮政治理念相近的商舖（黃店）而消費，目的在於孤立建制人士操控多年的經濟資本，建立本土經濟圈。在黃色經濟圈這個概念被提出後，「藍色經濟圈」也自然地形成了。一些不被列入黃店的商舖須就政治問題表態，否則可能被列為「藍店」，又或是消費時不被考慮，無法獲其中一邊市民的青睞。為了反制黃色經濟圈，藍絲們也在消費時優先考慮有相近立場的商舖（藍店），以鞏固藍陣營的經濟影響力，從而抵制黃色經濟圈。這樣的針對抗爭手法的抵制，是反制運動中的常見手段。如果藍絲幫襯了黃店，那便是支持了對方的抗爭劇碼，間接地為黃陣營爭取更多資源。

國際上的反制運動

由於社會運動旨在改變現狀，多數的社運都伴隨反制運動。在美國，墮胎與反墮胎一直是代議士及社會團體爭論不休的話題。支持墮胎「選擇權」（Pro-choice）的團體和保護「生命權」（Pro-life）的團體在美國不斷以社會運動和反制運動來爭取成為社會主流聲音。自 1960 年代起，女性主義和性革命漸漸在美國成為主要的社會議題。自美國最高法院於 1973 年的「羅訴韋德案」中賦予女性合法墮胎的權制，自此，反墮胎運動的聲音便一直作為社會運動與政府抗衡。反對墮胎的人多為新教徒或是尊重生命權的人士，他們認為墮胎是「扼殺一個鮮活小生命，停止其心跳的暴行」，認為胚胎有生命權。Pro-life 的市民通過遊行、圍堵墮胎診所等一系列的活動，配合美國的政黨政治（美國民主黨支持墮胎，共和黨反對墮胎），企圖改變既有的社會現狀。有趣的是，自特朗普（共和黨總統）上台後，美國的反墮胎勢力大振，多間墮胎診所面臨倒閉，政府亦在其支持州份推出多項法案收緊墮胎政策。可以說，「反墮胎」這場社會運動在特朗普上台後迎來了一個高峰。

在反墮胎運動的成功後，針對反墮胎的反制運動開始進入大家的討論。一些支持墮胎、想維持社會現狀、受政策得益及認同政策理念的市民也就反墮胎提出自己的觀點，進行反制運動，以維護 1970 年代以來女權運動所取得的成果。支持墮胎的人遊行示威，更有女星呼籲性自主。這些針對「反墮胎運動」的反制，威力不亞於社會運動自身。

此外，台灣的反核和支持核電者也掌握了不少台灣民眾的投票意向。台灣自 1970 年代建成三座核電廠之後，社會開始質疑第四座核電廠的必要性。在 1985 年，一座核電廠的汽機房設計不當，導致大火，引起社會對核能發電的不信任。隨後切爾諾貝爾於核電廠於 1986 年發生事故，民眾自發去抗議核電政策、成立環境組織，核電問題逐漸進入大眾視野。在 2013 年，更有 12 萬人上街反核，足見議題所影響的不只是既得利益者本身，而是受議題感召的大眾。自此，反核一直作為台灣重要的社會運動，影響著台灣的政黨政治及能源政策。2000 年持反核綱領的民進黨取得執政權，正式把反核列入《環境基本法》。雖然核電廠未被正式廢除，但擁核的民眾已經切身地感到威脅。擁核的一群自動連結起來，支持核能發電，並反制反核運動。在台灣，以推動核能發電的國民黨支持者為首的民眾提出「以核養綠」，表示核能和再生能源將成為台灣未來的主要供電來源，以核能進一步去發展風能和太陽能，以新的觀點抵制反核勢力。我們可以看見固力的群眾在受到社會運動的影響下，如何將己方觀點最大化，爭取最多人的支持，以反制社會運動。

面對反制運動，我哋可以點？

如上文所述，多數社會運動都會伴隨反制運動，在某些情況下，反制運動更有可能成為社會主流，改變有關法律。我們可見反制運動在不同政體的國家中有著截然不同的後果。在美國，社會運動與反制運動是帶出民意，改變社會政策的一劑「良藥」，而在一些非民主政制的地方，例如香港，我們可見反制運動可成為政府對付異見的一把利器，在政府的支持下擁有大量資源，透過廣播電視、遊行、議會中的數量優勢及「穩定壓倒一切」等口號，支配社會意見，從而反制社會運動。面對反制運動，有人曾提出「反反制」Ccounter-countermovement)，即是反制前一場反制運動，以反制運動的手段對付反制運動自身，為社會運動爭取話語權。在筆者看來，美國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正是一次有效的反反制，目的在於以國際戰線的力量反制香港建制對社會運動的打壓。雖然隨著國安法的生效後，社會上未見十分有力的反反制聲音，但可見反反制仍有討論的空間。面對政府支持的反制運動，社會運動未必能在資源上取勝，但至少仍能吸取反制運動的抵制手法，照板煮碗，為社會運動留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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