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culty of Science,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 許浩霖 教授 (生命科學學院)

中大理學人

演化學達人許浩霖:「物種皆公平,人類不比猩猩優勝」

 
許浩霖 教授

生命科學學院

(原文刊登於2017年2月5日明報副刊)

中大思托邦一場宗教科學大辯論,辯生物之源論宇宙之始,有神或無神,李冠春堂上辭鋒再銳利縱橫,也無法穿越山上蒙民偉樓的實驗室玻璃門——演化生物學家許浩霖在專注他的馬蹄蟹研究,他的思托邦在試管之中。

許浩霖連臉書也沒有,校園的世紀盛事他恍然未聞,八年前另一場辯論他卻參與其中,當時國際科學期刊《自然》上有文章提及香港教育局提議在中學課程引入達爾文理論以外的「其他」解釋來說明生命緣起,同期港大還有位叫Chris Beling的物理學教授,抗議校方不准他在課程中加入「智能設計論」,許浩霖越洋撰文反駁。當年的教授今天已撒手塵寰,智能論卻縈繞未去,繼續伺機蟄伏,一言蔽之,是指自然世界既有無法解釋的地方,自當歸結於背後有一高高在上的「智慧」,巧妙地設計出宇宙穹蒼,於是有人謂之「偽科學」,或經精心包裝過的宗教。

宗教與科學的辯論無日無之,許浩霖對宗教也不陌生,父親是天主教徒,出生時神父給他改的洋名「Jerome」來自一千七百多年前古早教會神學權威,母親是滿天神佛,由是成長於關公與觀音像之間,回到教會學校老師卻問他:Do you believe in god?

一直到了預科一堂生物課:「還記得是十一點半到十二點半。」啟蒙記憶鮮活,老師興之所至,在課堂上教out of syllabus的部分,黑板上兩組長頸鹿,前者為了吃樹頂的嫰葉而長出長脖子;後者鹿群脖子有長有短,吃到樹葉的長脖子活下來,短脖子被淘汰,那是達爾文(Charles Darwin)「天擇論」(natural selection)。那刻中六小子的世界開了一道大門,從前物理課學過E=mc2,化學世界再複雜也不過圍繞一張元素周期表,唯有生物一科總是雜不成章:「原來所有事情可以連在一起,所有事情都是這樣發生的。」

一個人的科研路

學過七十二絕技的人,揭開易筋經才發現萬變不過藩籬。類似感悟,上世紀美國遺傳學家費奧多西(Theodosius Dobzhansky)寫過一句「nothing in biology makes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一直傳誦不墜,同一句話,他在英國讀博士期間的第二位師傅,寫在送給他的達爾文著作第一頁,枕頭書放在辦公室案上,今天信手拈來,仍舊情意綿綿。

他自己買的第一本達爾文是《物種起源》,那一年還在港大念生物學,複製羊多利問世不久,生物科技是一股風潮,同期跟他一同從聖若瑟書院升上大學念生物學的同學出奇地多,只是風潮過後無以為繼,最終走上科研路的也只他一人。老師課上叫學生畫出對科學家的印象,白紙上人人畫出一式一樣,滿面白髯外搭一件白袍,都是愛因斯坦,其實深意是想告訴學生科學家沒有既定樣板,只在乎你有沒有用科學精神去思考;許浩霖當時已以科學家自詡,引來同窗訕笑,學位只是水泡跳板,讀什麼也一樣。

今天夢想成真的科學家是中大生命科學學院助理教授,研究科學界忽視的「垃圾」DNA,比較過黑猩猩、大猩猩、婆羅洲猩猩和普通獼猴,成功推算人類與其近親品種的演化歷史,又發現馬蹄蟹的進化過程中曾發生了罕見的「全基因組倍增」(Whole genome duplication),一個以往被認為只會發生在脊椎動物祖先身上的遺傳機制。中大實驗室中還保留着的馬蹄蟹標本,翻開底部黏着一條白色管蟲,是他○五年在英國的博士論文研究題目。

跟隨達爾文腳步

港大畢業後,有意繼續探索演化之路,老師便推薦他到演化的發源之地英國,祖師爺達爾文在劍橋修神學,半途出家寫出改變世界的文章,他選擇到宿敵牛津大學承襲前人智慧:「(演化論)個idea build up了我們這麼多年的modern biology,不幸是那個年代,他找不到evidence去prove。」化石紀錄不完整,近年有反演化論者看準空隙,說有missing link,那是後話,當年祖師爺養鴿子,希望藉鴿子交配繁殖繪出演化圖譜:「問題是evolution要經過很多代,但你看今天的細菌,大腸桿菌,廿分鐘變一變,過程快很多,他不好彩是沒有那麼多科技可以做到。去到基因技術出現,看到的層次已經不同,提供了很多以往覺得沒有辦法證實的事,我想今天科學界應該沒有人再將evolution當是hypothesis。」科學家習慣自我修正:「當然仍然是一個hypothesis,law of gravity也是hypothesis,但這是testable hypothesis。」

採蟲子 找人類基因排序

比達爾文幸運,不用登上小獵犬號越洋遠征,他讀博期間的探索之旅是每天甫天光坐火車到南部小鎮Plymouth採蟲子樣本,然後一天到晚泡在實驗室找出蟲子與人類相似的基因排序。師傅Peter Holland是演化界權威,倫敦書局很流行那種學術入門書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其中一本請他簡寫動物王國點化眾生。大教授主理的實驗室是出名的木人巷,每星期只擠出十五分鐘與他見面,每次劈頭就審問研究進度,如此半年過去,一天師傅下達最後通牒:「再失敗要不要轉去讀碩士看看?」他急得當場就哭,冷靜下來思忖會不會是樣本不對,決定盡地一煲,到法國國家實驗室拿新樣本一試:「回到英國,砰,搞掂晒,原來真是material問題。」

「可能那一刻會好難受,難聽一點就是swim or sink,但回想起來,原來畀個勁一點的selection你,你日後就會很獨立。」連思考人生也無意間用了演化的套路,許浩霖說,今天演化生物學界已經不再熱中於尋找演化證據:「Evidence is never enough,但不會說無了一個evidence會證實不到evolution,不是big argument;Provide evidence其實已經不再up to trend,因為做緊科學的人已經不再覺得是什麼big science。」

人生第一場筆戰

只是科學界的共識以外,爭辯卻是無日無之。○五年埋首實驗室期間,美國上演了著名的「熊貓審判」,應否在學校教授達爾文演化論之外也加入智能設計的觀點,被搬上聯邦法庭,許浩霖卻繼續專注自己的研究:「我只會提供證據,而不是base on argument,或者反駁說你不能夠排除這件事的可能性,我不會跌入這種『陷阱』,因為會變成了debate。」哲學家伯特蘭‧羅素提出茶壺悖論,說如果有人指出在地球和火星之間有個瓷製茶壺圍繞太陽公轉,自己無法提出證據,卻駁斥不相信的人,因無法舉證指出茶壺並不存在,所以不能斷言他的主張是錯,這是荒謬的:「即係如果你要prove的,show me evidence。」

科學家也有按捺不住的時候,二○○九年他在《自然》上看見一篇文章,指香港教育局擬在中學課綱中也來美國一套,立刻撰文回應,人生首次筆戰,筆下不留餘地:「It reflects a lack of long-term public education in evolutionary biology. In the year of Darwin 200, it is time to rectify this situation.」文章刊出,翌日電子郵箱隨即收到一大堆信件反駁,有引經據典要他迷途知返的,有直斥他是「Devil」的,奇怪是發信地林林總總,就是沒有一封從香港寄來:「香港根本無人知道發生緊咩事。」

時為Darwin誕生200周年,香港卻連最入屋的專欄作家也搞不清楚演化論與優生論的分別,「適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不是達爾文說,是史賓沙,後者挪用達爾文理論搞「社會達爾文主義」,中國第一部將西方演化學翻譯過來的《天演論》譯者嚴復卻照引不誤,才有梁啟超後來對全中國人說「優者必勝,劣者必敗」。演化沒有目的,不一定就是進步,哪一天地球糧食短缺,存活下來的可以是最瘦最弱食量最少的物種,有台灣學者為了以正視聽,將「Evolution」由以往「進化論」改譯作「演化論」,許浩霖看來其實用「進」亦無不可:「進,也可以是進行的意思。但如果你怕誤導,當然用演也可以。因為『進』是進行式。」

只信證據

達爾文在《物》中讚嘆︰「from so simple a beginning, endless forms most beautiful and most wonderful have been, and are being, evolved.」Being evolved,演化生物學不只研究「過去」,還有正進行的「現在」和可影響的「將來」︰「『進』不代表是好一些還是壞一些,只不過大家生存在同一空間,我不覺得我們比起猩猩有什麼特殊的地位,所有物種是公平,你覺得我們好威嗎?我扔你去太空,你死硬了,美國太空總署試過將不同的生物放上太空,卻發現水熊蟲原來可以避免輻射,有特別機制,那誰比較優勝呢?」

《自然》上的文章刊出後,牛津的師傅問他日後回到香港打算如何自處,他當刻理所當然:「假如有一些事情,涉及到科學卻是不對的,我一定會出聲。」以為事實勝於雄辯,回港執起教鞭後才知道世情複雜:「頭三堂教一些進化很基本的概念,去到第四五堂,講origin of life,如何由無變有,有些人聽聽吓,企起身走咗。」有學生在他面前崩潰:「那一刻聽完我便改變了以後的講法,我不認為我要令他相信這一套,但作為一個科學家,我要告訴他,科學正在發生什麼事,你去揀你的人生吧。It doesn't matter,這不會影響到你成為不了科學家,有好多很好的科學家也有信仰。」他自己卻只相信證據,宇宙大爆炸之前的事,他留給宗教去演繹,卻不去揣測造物者,甚至拒絕「不可知論」,人生觀寧願參考Steve Jobs,人死就似電腦熄機一樣,如燈滅。生死看得輕淡,更何况物種:「現代智人會不會絕種 ,這是我出給一年班同學要他們考試答的思考問題。」

果蠅的提醒

「會,絕對會。」科學家眼中一切happen by chance,地球也試過五次大滅絕,第六次差在什麼時候出現:「Extinct不是可怕的事,而且睇吓你如何定義extinct,如果我們演化成一種新人類,然後我們在一些惡劣的環境下被淘汰,我們的lineage仍然延續,只不過不再叫現代智人罷了。」最新的科學考證,推論現代智人在演化過程中可能曾經和另一種尼安德塔人混血:「那到底人又是否真是一個物種呢?好多人就話智人可以有下一代,那便是同一個物種了,但你看中國人同中國人交配的成功受孕率,遠高過非洲人和愛斯基摩人。」科學理論上,將亞洲人和歐洲人完全隔絕於兩個地域,數十萬年後各自演化成兩種不同物種,也是可能:「掉返轉咁講,係咪一個species重要咩?」剔開terminology的局限,許浩霖看到經歷數十億年的演化進行曲,五線譜之中你我他殊途同歸,都是源自於一點。他在英國曼城做科研的日子,第二位師傅送給他一支鋼筆一塊琥珀,筆是勉勵他繼續為五線譜填補遺漏的音符,晶瑩琥珀之中凝固着一只果蠅,是生命:「你要找出這是什麼,到底正在發生什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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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源於:明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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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源於:明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