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怎樣跟與精神健康有關的社會工作結緣？

電影、文學裏任何癲狂的事物，只要跟人的心理健康有關的，我都覺得有趣，所以我很早已肯定自己會做相關的工作。唸社工最後一年，我在基督教聯合醫院精神科實習，甫踏進病房，便知道：「是這兒了！」畢業後，我加入其精神科診所，當了七年醫務社工。那是個非常優秀的跨團隊，我戰戰兢兢，盡量吸收。沒有兩個服務對象是完全一樣的，在接觸過程中，對方成了你的鏡子，令你反思很多問題。這七年可以說奠定了我一生的事業路向。

你常從事以內地社會為對象的研究，主要在哪方面？

最主要是如何用家庭治療幫助厭食症患者的研究，在2001年展開，年多前完成了。當時我每周抽半天到深圳南山醫院的深港家庭治療中心，邊為求助家庭提供治療，邊做研究。

在內地展開研究和治療，可遇到甚麼障礙？

有需要的人很多，但案例比想像中少。因為普羅大眾以至專業醫護人員對家庭治療、心理治療、精神健康、社會工作等概念欠缺認識，未必懂得適時轉介。此外，為了保障收入，少數醫生會抱着病人不放，頭一年我可碰了不少釘子。

和內地案主的溝通如何？

文化大革命對內地人民影響深遠，欠缺信任是其一。他們雖因我是香港人而指明要來見我，但用的卻是假名，因為骨子裏還是不信任，簡單至月薪等資料，他們也永遠不會告訴你真的。深圳是個移民城市，我的案主有來自東北、西安、內蒙古、貴州等地，風俗習慣各異，帶給我很大衝擊。

是甚麼令你堅持在內地的工作？

一個簡單信念：當年，我們受惠於美國人、英國人、或一些受過英美教育的本地學者的教導，如果有人需要我的知識，我理所當然應該傳授開去。在香港，我算是資深的專業人員，在內地，在截然不同的環境下跟各色人等切實接觸，是激盪思考，提升專業的難得機會。

社會工作者面對最大的壓力是甚麼？

社會籠罩着一股民粹、欠缺包容的氣候，頗為鬱悶。人們問的是社會欠我多少，可以給我甚麼，而不是我要盡些甚麼責任。社工除了服務案主外，還要處理議員和政治角力衍生的問題。這不單是社工的挑戰，對醫療專業，以至社會整體都不是好事。

中大社工系令你引以為豪的是甚麼？

是盡心學習、不斷成長的學生；是師生承傳的文化；是同事在要計算論文數量研究產出的外圍環境下，努力不懈，出色達標之餘，仍沒有忽略或放棄培育下一代；是校友，在百忙之餘仍回來一個帶一個的提攜學弟學妹，且在各自工作的機構為他們發掘學習機會；是系裏充滿人情味的感覺。

社會工作的概念在中國經歷了怎樣的發展？

有關概念其實在1949年前已萌芽，燕京大學便有社工科。但在八十年代之前，內地有社會福利卻無社會工作的觀念。香港則比國內走前了五十年。近年國內急起直追，曾有來訪社工系的內地高官說，他們明白社會矛盾大，必須重視社會工作，否則要付出嚴重的社會和政治代價。2006年的六中全會審議通過「造就結構合理、素質優良的社會工作人才隊伍」。文件一下來，內地大學出現了超過二百個社會工作課程，碩士課程也近百，但不流於紙上談兵的實在不多。

香港在這方面可如何出力？

中大社會工作系便在國內做了不少補足的工作。我們的社會福利哲學碩士博士銜接課程學生一半來自國內；社會工作社會科學碩士課程則是三分之一。他們接受嚴謹的學術和專業訓練後，不少返回國內。此外，我們支援國內重點大學，組織學者來港觀課；又籌辦研討會，與南開大學在2008年成立的社會政策聯合研究中心便定期為中港台的研究生舉辦研討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