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探奇

香港法律制度，有罪？無罪？

中大法律系教授鄭國賢的研究指出，很多案件的被告認罪，只因不清楚自己的權利和可利用的資源。

面對令人生畏的法律制度，普羅大眾往往會不知所措，未必懂得最好的應對方式，亦不清楚自己的權利。

裁判法院是香港最初級的刑事法院，鄭國賢教授在裁判法院研究並分析了上千名被告的案件。大部分案件涉及三種罪行：偷竊、普通襲擊和持有毒品。在首次被詢問是否認罪時，約六成的被告選擇認罪。

對於這個頗高的認罪比例，鄭教授並不感到詫異，因為政府只會打勝算十足的官司。但事實上，有些因素會決定被告會否認罪。

最大的原因當然是被告的確有罪，亦打算承認；但原來即使無辜者也有可能認罪。

鄭教授發現，有些被告根本不明白控罪，搞不清楚狀況。例如有人忘記付款就把貨品帶出商店，被控店舖盜竊，便相信自己是犯了罪。

有些被告則純粹希望避免屢次上庭的麻煩，寧願支付數百港元的小額罰款了事。被羈押而不得保釋的被告為確保順利獲釋，認罪的可能也更高。

承認控罪的關鍵因素在於被告是否選擇自辯──自辯者認罪的可能性高三倍。鄭教授認為這顯示被告不清楚自己的權利：被告其實可以在首度提堂時，向當值律師獲取免費法律諮詢和法律代表。

而在其後的聆訊中，只要被告通過入息審查，繳付540港元（約70美元）的定額手續費，就可獲得律師處理案件至終結。現時合資格的入息限額為年薪不超過185,810港元（約24,000美元）。

鄭教授發現很多人都沒有善用這些資源，亦有些人避重就輕而不給予自己一個公道。

他指出：「法律制度令許多人望而生畏，而且認定請律師等同花大錢。」

鄭教授的研究方法結合定量和定性研究。他出席了大量案件的聆訊以記錄情況和結果，再分析數據，過程有趣但艱辛。但他認為相對於大部分法律學者的判例法研究，這種實證研究邁出了重要的一步。

「觀察過程難免沉悶乏味，而且歷時多月。但研究本身和研究方法的意義驅動我繼續下去。到最後，一切都是值得的。」

定量方面，他採用了一系列的變量因素來將案件分類，這些因素包括刑事罪行的類型和被告的人口特徵；然後將數據作統計分析，以窺探制度運作的全貌。

定性方面，他記錄了聆訊的對話，亦在法庭以外訪問了刑事辯護律師。這有助解釋現時制度的運作情況，反映為何有些人口特徵因素是關鍵，而其他則沒太大關係。

由於他的觀察對象是裁判法院，聚焦的是法院處理的「日常」案件，而非上頭條新聞的轟動大案。「這些案件關乎的是日常刑事司法程序。」鄭教授說。

鄭教授並非批評香港的制度欠公正，而是指出有很多改善空間：「香港的制度整體上運作良好，但仍有很多領域有待開發。」

他接觸過協助被告的義工，希望加強社工服務。社工當然不能提供法律意見，但能為被告指點迷津。

「社工能指引被告如何走過『嚇人』的法律程序。社工不是程序一部分，所以能和被告建立更大的信任。」

他的研究發現當值律師應該獲得更多資源。公眾也需要更多的法律知識，相關的公共服務活動、研討會、網上資源和廣告應有所加強。

他說：「公眾對法律的認識不應只來自電視劇，因為法庭戲的重點往往不是法律。」他希望最終可向政府提交研究所得，推動改革。

鄭教授接下來的探討課題是「破裂聆訊」（cracked trials），即是在被詢問是否認罪時被告表示不認罪，於是司法部準備案件而律師準備辯護，但其後被告改為認罪。

鄭教授研究了涉及約四百名被告最初否認控罪的案件。約七成案件的被告放棄最初的堅持，最終改為認罪。這樣不但浪費時間和金錢，更白費義務律師和律政司的人力物力。

更重要的是這對被告並不公平。鄭教授認為：「遲來的公義等同抹殺公義。被告不但希望快些有判決，亦希望判決是公正的。」

鄭教授尚未確定為甚麼眾多被告會臨陣改為認罪，相信要花些時間向律師和被告了解。這項研究由政府的研究資助局支持，將於年內完成。

這就是鄭教授下一個將破解的「案件」。

倘中英文版本出現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本文出自中大主網頁（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