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10年,有「血汗工廠」之稱的深圳富士康廠房接二連三發生員工輕生,連續數月成為頭條新聞。在自殺潮的高峰,中港台兩岸三地二十所高校的六十多名師生,發起了富士康事件的聯合研究調查。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副教授邱林川製作了一段二十分鐘的短片《解構富士康》,作為調查的影像記錄。其後他在《傳播與社會學刊》發表〈視覺行動研究:解構富士康〉一文,探討視覺行動研究,以及如何利用視聽工具深入了解中國勞工的工作和生活。
邱教授說《解構富士康》不是完整紀錄片,而是整項研究的視頻註腳。短片展現了富士康深圳廠區工人上下班的場面,並有來自蘇州崑山的老員工張厚飛,以及自殺倖存者田玉現身說法,結尾是工人的公餘生活點滴。鏡頭下有不少鮮為人知的內容,是由十多位同學以暑期工身分進入富士康廠房,以手機拍攝得來的。短片於2010年10月初製作完成,到11月中已在北京、上海、深圳和香港等地放映了五次,新浪科技頻道上載短短幾天便錄得五萬多次點擊,反應之熱烈大家都始料不及。「傳播學在行動研究上已落後於其他學科,」邱教授感受甚深地說,「視覺行動研究應該是一條可讓我們急起直追的重要途徑。富士康員工的參與固然是關鍵,但沒有手機和網絡媒體所提供的大量影像、報道和評論,根本沒可能達到現時短片的效果。」
行動研究,簡而言之,是透過實際參與研究對象的活動而進行研究。視覺行動研究則輔以視聽器材,不在乎拍攝是否完美,而是旨在為社會基層發聲。邱教授解釋,踏入網絡資訊年代,社會階層基本上是按掌握資訊技術的程度而劃分的,包括訊息有產者、中下階層和無產者,三者之間的不平等分野,稱為數碼鴻溝或者數碼落差。「中國網民超過三億,差不多八成人上網閱讀新聞,他們都屬於有產者。有手機但沒有上網的大概有七億人,算是中下階層。其餘的是無產者,這批人接觸資訊的機會少之又少,但也有三、四億人。」
手機和互聯網等新媒體出現,令大眾傳播模式產生變化,影響深遠。以新媒體為載體的社會事件稱為「新媒體事件」。新媒體的特點是廉宜和獲得廣大群眾的參與,成為傳播學近年新興的研究領域。邱教授說:「新媒體事件可以繞過既有新聞體制讓群眾發聲。社會事件的發展變為由下而上,傳播速度更快,互動性更強,也更容易跨越界限。富士康事件就是好例子。」
目前,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新媒體事件數據庫已收集了四百多宗新媒體事件,內容大致分為民族主義、權益抗爭、道德隱私和公權濫用四種。邱教授指出,中港台三地的新媒體傳播有顯著分別。新媒體事件在中國大陸出現較頻密,獨立性強,較少依賴大眾媒介。最具象徵意義的是2009年的央視大樓火災,民眾用手機和數碼相機拍攝大火場面上載網絡,是公民新聞超越了電視新聞的經典例子。香港和台灣最哄動的新媒體事件,雖然同樣可引發法律或道德議題,甚至提升為嚴肅的討論,包括隱私權、言論自由、網絡管制等方面,但其本質則較接近日常生活,更像八卦新聞,例如陳冠希「艷照門事件」以及台灣「新228劈腿事件」。「中港台各有其科技特點和社會背景,新媒體對三地事件也因而發揮不同功能,」邱教授說。「這正好說明傳播技術和社會結構不可分割。研究人員應該着眼整個擴展了的媒介生態系統,以及背後的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體系,以全面發展新媒體事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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