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坦博克教授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
温逊・奥里利教授（荣休教授）
邦妮・史坦博克教授毕业于美国塔夫茨大学，后往加州柏克莱大学深造，并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温逊・奥里利教授（荣休教授），专研生物医学伦理，尤精于生殖和及基因等议题。她同时担任联合研究学院生物伦理学临床领导中心－西奈山医学院生物伦理学课程的全职教授，在网上教授生殖伦理、生命末期等等课程。
史坦博克教授是着名生命伦理研究所 Hastings Center 的研究员，亦曾担任美国生殖及药物协会伦理委员会委员。2008年秋及2012年4月，分别于洛克菲勒基金贝拉治奥中心（位于意大利科莫湖）及 Brocher Foundation（位于瑞士日内瓦湖）担任驻会学人。
史坦博克教授着述不辍，专书有《未出生的生命：胚胎和胎儿的道德和法律地位》（第二版；牛津，2011）；她亦发表了60多篇论文，并主编／合编多种关于医学伦理的着作，如《现代医学的道德议题》（第八版；McGraw-Hill，2012）。
预设医疗指示、脑退化症、医助死亡
辅助死亡，不论是安乐死还是医助自杀，在某些国家和美国某些州分是容许的，条件是病人已进入末期病症阶段（即生命至多只可维持六个月）以及当时尚有能力作出相关决定。辅助死亡可让某些病人（例如是癌症患者）临终前免受煎熬；相比之下，长期患脑退化症，对不少人而言是更大的恐惧和痛苦。
病人在开始脑退化、但仍然有能力为自己定下预设医疗指示之时，如果要求辅助死亡，是否应予准许？箇中论证和问题为何？是次演讲将一一探讨。
生育自由、生育责任、非同一问题
反对新生殖技术或生殖安排的一个普遍理由，是这些技术有可能危害子女。箇中问题，有时在于这些危害是否为真、是否有实证证明。然而，有论者（如 John Robertson）认为，关心子女的安康，并非限制生育自由的充分理由，因为如果没有这些生殖科技或安排的话，孩子根本就不会出生。以下的主张，我是反对的：只要孩子为着来到世上而感到快乐，「出生」本身就不可能是「对孩子不公平」。我认为，生育责任应该有一个像样的最低标准；即使这些最低标准业已达到，但生育仍然可以是不负责任的──如果母亲本来可以选择在安全的情况下怀有健康的孩子，最终却另作他选因而增加孩子受害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