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eper of the Keys”: Interview with Tammy, Office Assistant of the Department

Report by Ophelie C

Tammy帶筆者到風光如畫的中大和聲書院露天餐廳訪問。

「Tammy比較慢熱，我建議我們三人先一起吃午飯，然後你才訪問她…」訪談前，中大歷史系系主任張瑞威教授特別作此安排，那時候筆者已非常好奇，到底訪問對象是何許人也，需要這麼特別照顧呢？

甫到新亞書院的中菜廳雲起軒，見張教授跟Tammy的上司Rachel談笑甚歡，Tammy則默默安排茶水和清洗杯子碗筷，有趣的是，每當她離席張羅，Rachel也會乘機跟筆者「打底」，解釋一下她的性格，緊張和保護之情溢於言表。飯後，有位女士走過來跟他們三人寒暄，最後還特別拜託張教授說：「記得要讓Tammy繼續做下去啊！」

喔！他們不會是假扮偶遇演給我看的吧？

訪問還未開始，筆者已被眼前這一連串的溫馨場面感動，大學校園果然是人情味滿滿的地方！難怪自03年起在歷史系工作的Tammy說歸屬感很強烈。大家其實也過慮了，她沒大家說的那麼慢熱或不會說話，但見她徐徐說起這裏的人和事，「這兒的老師真的很好，他們不會因為你是職位最低下的人，而對你有些高高在上的架子」。

一大把鑰匙滿載尊重和信任
老師禮貌道謝是工作的動力和強心針

職位最低下？職級計，也許的確是最低級的一個。她是歷史系的辦公室助理，主要職責是打掃、安排茶水、執拾和清潔各會議室和辦公室、管理倉存和遞送文件等等，但她在眾人心目中的地位，根本一點也不低——張教授大讚她工作認真、任勞任怨；Rachel形容她工作不遺餘力，不單令眾人放心，更細心得讓她感覺窩心如家人；還有，張教授透露其師父科大衞教授這麼說過：「要讓Tammy先受訪，我才受訪啊！」

「想不到我在科先生心目中也有點地位…」Tammy說時，臉上掛着一個驕傲又帶羞澀的微笑，「他曾親自跟我說，『Tammy，如果你遇到甚麼問題，可以跟我說的』，我當時也沒想過系主任會這麼關心我們這些小職員的問題，所以在歷史系工作真是很開心的」。

「那些老師都很有禮貌，很好的，他們看到你幫了忙，他們都會說句『唔該』，一句『唔該』其實對我們來說是一個鼓勵… 是強心針了，因為他們沒有嫌棄你嘛，哈哈！」Tammy笑得燦爛，老師們的一句道謝，對她來說真的很重要，她解釋：「不是說一定要別人道謝，但你知道他們不覺得這是搞亂他的東西，也不會覺得你有企圖翻閱他的東西… 我覺得這意味老師們對你的信任。你想想，我拿着這一大把鎖匙，每間房都可以進入！老師們可能有些很機密的文件在裏頭，他也膽敢讓你執拾、抹枱，那是不是對我有很重大的信任呢？若然他們有所懷疑，可以亂想很多的，所以我覺得這份信任已經讓我很開心滿足了。」

Tammy手握歷史系一大把鑰匙。

信任有時是雙向的，跟她訪談，不難看得出她是心思縝密的人，每一個回答都把方方面面考慮得周詳，雖然看起來有點戰戰兢兢，但其實這是她謹慎的表現。上司大讚她可靠，舉例說找她遞送文件她會拍片紀錄，令大家特別放心。問她為何如此大費周章？她指出，因為送文件到政府部門是沒有職員簽收的，這樣做是要保障自己，「我將放進tender box（投標箱）的過程拍下，告訴你我在甚麼時間已遞交了，這樣你就知道我遞交妥當，我自己也有一個紀錄… 我覺得這樣好一點，對自己也有一個保障」，「我交代多一句給你，將來我也不會有那麼多的麻煩」。

主動多做一步
工作從不計較　只求「打好呢份工」

「我是一個比較主動、多事幹的人。有些東西他們沒叫我做的，我也會主動去問，例如『2007年這些舊檔案那麼舊的，你們會不會考慮scan（掃瞄存檔）完後扔掉它呀？』然後就交由他們決定了…」Tammy坦言，她管理倉存時常常提出這類問題，筆者不禁懷疑，這不是「自找麻煩」嗎？畢竟這不是她的職責，她可以視而不見，或留待上司要求才幫忙處理。但她從不計較，只求做好本份，她說：「地方永遠有限，若然不去執拾就不可能存放更多東西，所以有些東西是應該要處理的… 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問，這些檔案還需要嗎？」

Rachel也說過，很感激那年她轉換崗位時，Tammy自動請纓替她清理大批文件，「還她一個有通道的辦公室」。筆者聽起來已覺得是「浩瀚工程」。但Tammy有條不紊的解釋處理程序：「其實很簡單，每份檔案都有檔案名稱的… 我就絕不會揭開她的檔案了，但檔案上面有名稱的話，我就盡量幫她Pack（整理）好，然後將檔案名稱那面拍照存檔，再幫她整理入櫃或箱子。 例如我將東西放進一號箱，那我就幫她標示好，這是一號箱，這些相片的東西和文件就放在一號箱裏。」聽到這兒，筆者已經覺得這工序費時又繁瑣，但她連上司可能遇到的問題也顧及，她繼續耐心說：「例如這個箱可以放10個檔案，那我會再拍下這10個檔案的名稱給她，然後才整理箱子，那她就知道一號箱有哪10個檔案了。但當然，裏面的文件到底是不是符合檔案名稱內容等等這些問題，還是要留待她自己處理了。」盡心盡力，她居然仍自覺不足。

為環保，Tammy也不惜多做一點，例如在垃圾筒多放一層紙，避免濫用垃圾袋，甚至會代為清潔回收垃圾筒的膠樽和汽水罐，她說：「當然如果太核突的就不處理了，但說真的，我們老師的垃圾筒也很乾淨… 雖然有些膠樽或汽水罐，可能他們沒時間洗… 當我看到這些瓶瓶罐罐，我就會洗，洗完就會掉到環保箱裏面… 其實那就在我們的樓梯口。另外有些紙箱紙皮之類，我就會扔到梁銶鋸樓後面的廢紙收集點。」會不會覺得又加重了工作量呢？她仍然是一副不計較的模樣，「我覺得環保是個人行為，盡自己能力吧… 其實整個中大校園也很注重環保」。

但她決不會為環保犧牲衞生，在疫情下，她也會向上司建議茶水間改用紙杯，「因為始終玻璃杯洗了，別人也可能覺得有問題，紙杯用完即棄是不環保的，但在疫情下就要權衡輕重」。她還會加強清潔，例如多一些清理雪櫃，她說：「她（Rachel）不會限時限刻、或要求你一天要清潔多少次，她絕對不會有這種要求，但就算她沒有這樣吩咐，就自動自覺做好吧！她也給了我們很大的自由度。」

校園同事間的深厚情誼
上司給予滿滿的尊重和信任

甘願為歷史系勞心勞力，除了是責任感，人情肯定不可或缺。Rachel曾在席間提起，以前Tammy會煲南棗水給她們一眾同事，很多工作細微之處也讓她感覺窩心，還當場笑問Tammy是不是把她看成自己女兒？Tammy當時笑說：「沒有啦！」但後來她告訴筆者一件的難忘軼事，原來兩人的信任源於一隻錶。

那已是十多年前的事了。她憶述，某天她看到Rachel佩戴了一隻很美的手錶，好奇想要看，「當時她很爽快的脫下來給你看」。在場有人覺得手錶太名貴了不該讓人碰，她也頓覺不好意思，但Rachel一句「怕甚麼？她是Tammy嘛！」令她暖在心頭，「因為一隻貴價錶，也看得出她對我的信任」。

待她好的，當然不止Rachel一個。早在她入職之初，時任的歷史系行政主任Fanny也很尊重她，令她最深刻的是，有次對方發現自己誤會她把文件亂放，「她竟然跟我道歉說，『Tammy，真的不好意思，我找到那文件了，剛才是我誤會了你』這樣，這些上司那裏找？她用不着跟我道歉啊，對嗎？這可以看得出她很有承擔，不會因為自己是高層而橫行霸道，我覺得我遇到的上司都待我很好」。

她所言不虛，原來飯堂遇到的那位女士也曾是其上司，她是歷史系的前行政主任Patti。Tammy早年曾經短暫離開崗位，Patti選了一張寫有「你總是令事情與別不同」意思字眼的送別卡給她，裏面寫有各同事不捨之情。大概就是這份情誼，讓她走了又回來。

歷史系同僚早年給她的送別卡。

而且，能服務一眾知名的歷史學家，她說感覺與有榮焉，而當中也有不少學習機會，例如她會跟教授和學生們一起田野考察，「見到他們努力發掘文物背後的故事，會向很多當地人查詢過往發生過何事之類，這就是口述歷史… 真的很開心有幸見識這些東西」。

Tammy（左一）跟張瑞威教授（右一）和學生們一起田野考察。

Tammy其實已年過六十，但仍然孜孜不倦地學習，原來工餘時還修畢LCC高級會計，但她坦言：「我的會計在這裏發揮不到任何作用的，因為有很多高級職員比我更厲害。」下一個目標打算學做咖啡師。那她沒想過退休嗎？她突然非常堅定地說：「我不會退休的，我會退而不休… 我想，（若然離開歷史系）我會重新學習一樣新技能。」她不知道還能留在歷史系多久，但會盡心盡力直到最後一刻，她謙虛的說：「其實我都是打工而已，但我就想做好這份工，不希望我離開的時候，人們會說，『真是走得好了，走得越快越好』這樣。」

Recapping the World History Seminar “Geography is Destiny: Britain’s Place in the World, a 10,000-year History’” conducted by Prof. Ian MORRIS on 10 February 2022

Prof. Ian MORRIS from the Stanford University, a preeminent historian in the fields of ancient history and classical archaeology, was invited by the Centre for Comparative and Public History to deliver a lecture entitled “Geography is Destiny: Britain’s Place in the World, a 10,000-year History” on 10 February 2022. The lecture focused on the parallel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y and geography in the British Isles’ place in the world. Prof. MORRIS analysed the evolution of Britain’s global posturing including Brexit since the emergence of the Hereford Mappa Mundi (‘the Hereford Map’). He also presented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s on Hong Kong’s strategic role in the context of its history. Although the seminar was held virtually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it was well attended by faculty and students from the university and culminated in a lively Q&A session.

World History Seminar (2021-22)

Organisers: Centre for Comparative and Public History, Department of Histor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Enquiry: 3943 8541

For teachers and students who have information to share with the Department, please email your articles in both Chinese and English to chanfiona@cuhk.edu.hk by 4:00pm every Mon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