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來鴻】「難民烏托邦」往右轉 瑞典反移民政黨冒起

自2010年阿拉伯之春爆發,此後數年内,數以百萬計移民冒險漂洋越海進入歐洲,尋求安身之所。在眾多歐盟國家中,瑞典移民政策寬鬆、福利優渥,堪稱「難民的烏托邦」,單於2015年便接收了逾16萬由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等地前來的尋求庇護者,僅次德國。大愛的光環背後,社會資源有限及文化衝突的烏雲逐漸籠罩瑞典,「烏托邦」難以維持,右翼政黨瑞典民主黨(瑞民黨)乘勢冒起。被問到瑞典還有能力收容多少難民及移民時,國會議員兼瑞民黨青年黨主席Tobias Andersson斬釘截鐵地回答:「零。」

記者│梁爽爽 編輯│馮穎堅 攝影│梁爽爽 黎彥廷

2015年至今歐洲難民危機僅過了五年,當地收緊入境政策的呼聲愈來愈高,瑞民黨在這呼聲中支持度節節上升。在2010年瑞典大選中,瑞民黨全國得票首超4%,即進入國會的門檻,議席實現「零的突破」,首取20席。到了2018年,瑞民黨已奪得62席,一躍成爲瑞典第三大黨。當地一份最大報章去年的調查發現,瑞民黨以24%支持度,首次成為瑞典最受歡迎政黨,更有望成爲最大執政黨。

今年二月底,新一輪移民危機在希臘和土耳其之間的邊界爆發,各黨的移民政策成爲焦點。另一邊廂,在2015年由伊朗逃到瑞典的難民Atoosa Farahmand在社交媒體發起支持移民運動,呼籲人們在社交媒體上載帶有 #Jag är 2015 (意指 #我是2015)的動態,指移民對當地貢獻良多,並非國家的包袱。

國會在上世紀連續40年由中間偏左政黨主導,後來中間偏右的政黨亦曾籌組聯合政府。近年極右勢力崛起,打破瑞典傳統政治格局,2018年國會大選四個月後,新一屆聯合政府才誕生。(梁爽爽攝)

難民危機實爲文化衝突 政府融合政策不足

提及瑞典文化,我們或會聯想到家具店内精緻的陳列,或者是肉丸小食。瑞典政治光譜上屬中間偏左的社會民主黨前主席Mona Sahlin曾表示,自己也不明白瑞典文化:「或許瑞典人就是嫉妒新移民擁有共同的文化、身分和歷史,我們有甚麼呢?只有仲夏節和無聊的東西。」時任總理、中間黨的Fredrik Reinfeldt更直指:「只有野蠻屬於瑞典,其他發展都是外來的。」

Andersson在16歲時加入瑞民黨,18 歲時擔任區議員,22歲成為國會最年輕的兩位議員之一。他極其不滿這種言論,强調瑞典確有其獨特文化,包括身分認同及核心價值。而他眼中的難民或移民危機,核心就是文化衝突。

最大的問題是,我們容許所有人保留自己的國籍、文化、傳統等,即使那些東西與瑞典文化有所衝突。

他更批評瑞典國會在1975年決定摒棄同化政策,支持多元文化時犯下大錯。 他認爲,瑞典的核心價值包括平等、法治精神、尊重他人和自然等,與膚色、宗教或種族無關,新移民來到瑞典,就應該放棄他們文化中與瑞典價值觀相悖的地方,例如對出軌女性處以石刑、女性割禮、重男輕女和體罰孩子。瑞典自1970年代開始接收較多難民,他們多來自南斯拉夫和中東國家。Andersson憶述小時候和新移民孩子踢足球,球場上難免有摩擦,他們的父親卻會以謀殺恐嚇裁判員。回想這番經歷,他對瑞民黨崛起的原因,歸結爲愈來愈多瑞典人對新移民的價值觀和文化感到不安。

瑞典國會議員 Andersson 認為文化衝突往往體現在如何對待女性和如何處理紛爭方面。(黎彥廷攝)

有難民則認爲,文化差異並非是他們的原罪,而是成長背景的不同所導致,而政府不當的政策更加劇了文化衝突。Atoosa Farahmand 因為政治迫害,2015年離開伊朗到瑞典尋求庇護,靠著流利的英文和開朗的性格,融入當地。她雖承認外來者與本地人在一些基本概念上有差別,但她無奈地表示, 不是所有人都成長於自由民主的環境,難民多來自戰亂和獨裁的國家,這種環境下孕育出來的價值觀並非他們的錯。 在伊朗的時候,男女分開上學,嚴禁接觸,她也是來到瑞典後才明白女性權益和民主,學會為爭取權益發聲。她認爲,政府沒有制定合適的政策讓難民或移民融入當地,例如沒有好的房屋規劃,導致本地人與新移民居住的地方壁壘分明,不利於文化融合,反而加重了分裂。

Farahmand 發起 #Jag är 2015 (意指我是2015),收集的不單是難民的聲音,更有為自己國家於2015年收容了大量難民而驕傲的瑞典人。(由受訪者提供)

收緊入境政策 加設語言及文化考試

2018年瑞典國會大選後四個月,各政黨達成《一月協議》,內容包括要求新移民通過語言及文化考試,才可成為公民,Andersson對此表示歡迎。他認爲此舉不但能測試新移民的語言能力及價值觀是否符合瑞典的核心價值,更為本地人提供法律保障。他舉例,曾有一名外國男子在瑞典強姦一名女子,後來辯解自己不清楚原來那算强姦,法官接納了他以文化差異作爲抗辯理由。Andersson表示:「如果當初他來瑞典時,需要通過文化考試,那他就會明白我們對同意下進行性交的定義,可能就會拯救了那個女孩;如果文化差異只是一個藉口,那他就不能以這個理由抗辯。」

但除了最近新增的考試, Farahmand 感到瑞典當局自2015年起漸漸地收緊了入境政策,例如移民局批出居留證的速度愈來愈慢。一般而言,難民在獲得居留證後,需要住滿4年才可申請成為公民,而此類申請的預計審批時間已從2015年的6個月攀升到現在的37個月。然而,當局卻削減移民局人手,自2016年起裁走2500人。她説,有些難民身分尚未確認的尋求庇護者等候足一年,仍未獲得面試的機會,有些則等候三年仍未得知結果。她又提及,當年獲得居留權和工作許可後,一家舞蹈團聘請了她,但她前往銀行辦理開戶手續時卻被銀行無理拒絕。

尋求庇護者無法開辦銀行戶口,不僅影響他們尋找工作,更影響日常出入。在瑞典馬爾默,用來乘搭公共交通工具的 Jojo 卡自去年起轉為只有手機應用程式,市民需要連接銀行帳戶或信用卡才能購票。Farahmand 對此十分憤怒,批評此舉剝奪了尋求庇護者乘車的基本權利:「他們現在連巴士票也買不到,可以怎樣到處去?這好像不想他們在城市裡到處去認識朋友、學習語言和融入社會。」

不過,瑞民黨想要的,不僅是設立考試,而是立即停止接收任何移民。

社會資源有限 福利主義惹紛爭

2015年,180萬移民進入歐洲,某些國家如瑞典、德國福利較好,吸引了較多難民。但即使在以完善福利制度著稱的瑞典,福利也不是毫無代價的。

瑞典國家退休人士協會調查顯示,約一成退休人士,亦即15萬人,因為價格高昂而無法使用牙醫服務。Andersson 補充道,免費牙醫服務一般只涵蓋23歲以下人士——父母納稅,孩子自然能夠享受牙科保健,這福利同樣涵蓋23歲以下的難民及移民。這難免讓當地人感到氣憤,造成社會矛盾。

現時,瑞典約兩成人口是65歲或以上的長者,Farahmand 認為,難民能為瑞典帶來年輕、有力量的文化,有無限的可能。但Andersson不同意,認為更嚴重的問題是任由年輕的尋求庇護者享受由當地納稅人支付的福利:「當然,也有很多人做得很好,為瑞典社會貢獻很多金錢,但他們不能抵消沒有貢獻的人。」

資源有限,Andersson認為更人道、公平的做法是將金錢援助投放在聯合國難民署,用於戰亂國家中的難民營。他認爲,若不容許尋求庇護者進入瑞典,直接增加對難民署的資助,能幫助更多更有需要的人,更有效地運用資源。他指責瑞典政府向外界發放錯誤的訊息,讓人誤以為瑞典有能力處理大量難民,同時提供誘因予尋求庇護者花費巨額金錢和冒著性命危險偷渡前來。惟移民局數據顯示,庇護申請獲批的比率由2015-2016年的約六成減至2019 年的不足三成,當中由於瑞典與阿富汗在2016年簽訂協議,被拒絕的阿富汗尋求庇護者更易被遣返回國。

今年二月底,土耳其聲稱無力再收容大批敘利亞難民及移民,遂開放與希臘接壤的邊境,讓難民進入歐盟,移民或難民危機一觸即發。(梁爽爽攝)

新一輪移民潮或至 移民危機又起

二月底,土耳其宣布開放與希臘接壤的邊境,讓難民進入歐盟,引發新一輪移民危機,國會的討論中,大部分政黨都同意收緊入境政策。瑞典中間黨在社交媒體上載了一張國會反對派領袖Ulf Kristersson穿著狩獵服裝、寫有「鞏固邊境!」的圖片,指瑞典不能重複2015年的危機。

上載圖片的前幾天,剛好有難民穿越希臘邊境時遭槍殺的報道,故引來強烈反彈。該照片後來被刪除。

我們是人,不是一個數字。

Farahmand 對照片感到生氣和失望,於是在社交媒體上發起 #Jag är 2015 活動(意指 #我是2015)來回應該事件。截至3月20日,她已收到逾1500條響應她的社交媒體動態,將會寄給全體國會議員。在動態中,難民描述自己的現況,例如已學會瑞典語,尊重當地法律,正在上學或已經找到工作,是眾多納稅人之一等等,以此表達自己已經融入社會,而非某些政客口中的禍害。

Farahmand 促請歐洲各國採取更為人道的難民政策,開放邊境,解決眼前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