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新聞》的辦公室內員工寥寥無幾，只剩數人忙着處理停運前的瑣碎事務，桌面被雜物淹沒。全新的佈景板被棄置在攝影室裏，還未來得及被使用便要被遺棄。總編輯李月華坦言，《眾新聞》決定停運是因政府近日使用煽動刊物罪控告傳媒。「當然很難過，有種『終於來了』的感覺。」
國安法陰霾未清，煽動罪烏雲又至。去年12月，《蘋果日報》七名被捕高層被政府加控「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翌日再以同樣罪名控告《立場新聞》六名高層及前高層。《眾新聞》等多家傳媒於數天後相繼宣佈停運。這條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法例，超過半世紀未被使用，曾被控此罪的傳媒機構亦寥寥可數。當舊法再現，傳媒該如何應對？今昔之境有何不同？
記者｜蘇楚淅 編輯｜羅子璇 攝影｜蘇楚淅 羅子璇
《煽動刊物條例》源於英國普通法，在1914年由殖民政府頒佈，並於立法局通過，意在規管當時反對港英政權的華文報紙， 保障殖民統治。《煽動刊物條例》隨後在1938年被修訂為《煽動條例》，增加了法定免責聲明，列明在何種情況下的批評不具煽動性。到了1971年，香港立法局將《煽動條例》整合至《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煽動意圖）及第10條（罪行），並沿用至今。追溯歷史，政府以煽動罪控告媒體的例子僅有三次。
50年代警民衝突 大公報首觸《煽動條例》
早於上世紀50年代初，港英政府首次引用《煽動條例》控告傳媒機構。1951年11月末，東頭村木屋區發生大火，數千間屋焚毀，逾一萬人無家可歸。當時港英政府的賑災工作未如理想，令民怨四起。直到1952年3月，中共派遣粵穗慰問團來港慰問災民，有左派群眾組隊到火車站迎接。惟港英政府擔心慰問團在香港宣揚反殖民主義，堅拒慰問團來港。到火車站迎接的民眾離開時，因不滿政府處埋手法，與警察發生衝突，導致一人死亡。
事件發生後數天，北京《人民日報》發表短評，稱港英當局「有計劃、有佈置地屠殺當地我國居民」，是「血腥暴行」，無法容忍「英帝國主義捕殺與迫害我愛國同胞的這種野蠻殘暴的罪行」。翌日，香港《大公報》、《文匯報》和《新晚報》轉載了《人民日報》的短評。 港英政府隨即引用《煽動條例》控告三家報章刊登煽動性文章，《大公報》首先被審訊，被告人為當時的東主兼督印人費彝民、承印人鮑立初及編輯李宗瀛，其餘兩報被告人則能延長保釋外出等候審訊。
審判結束後，費彝民、李宗瀛被判罰款3000至4000元或者監禁六個月至九個月，鮑立初則無罪釋放。法官根據《出版條例》，勒令《大公報》停刊半年。根據2018年《大公報》的報道，時任外交部部長周恩來於消息傳出後，對英國駐華代辦表示：「香港《大公報》是中國人民的報紙，如果中國人民不能在香港辦報，那麼中國人民將會重新考慮對香港的政策。」《大公報》隨即就三名負責人的判決提出上訴。周恩來的言論發表之後，法庭指由於案件處於上訴期間，決定暫緩停刊令，《大公報》僅停刊12天就能重新復刊。雖然上訴最終遭駁回，但法院同意將停刊令修改至已執行的日數，並撤銷《文匯報》和《新晚報》的控罪。檢察官表示，因案件已審訊四個月，「控方的目的已完成」。
六七暴動人心惶惶 製造流言終被控煽動
相隔15年，港英政府再度引用《煽動條例》控告傳媒。自1967年5月開始，香港發生為期8個月的六七暴動，暴動共造成51人死亡。響應內地文化大革命，自7月12日起左派在香港各區投置多個炸彈，造成市民傷亡，人心惶惶。「近數日來，香港幾乎成為一個恐怖世界，如果說『人人自危』，那決不是誇張的說法。」《明報》創辦人查良鏞在7月13日的社評中這樣寫道，並敦促政府採取對策恢復治安。然而，左報《香港夜報》於8月2日這樣形容炸彈行動：「十多名大漢留下兩枚土製炸彈，其中一枚炸彈爆炸了，大漢全部安全撤去，大快人心」。
1967年8月9日凌晨4時，警員攜帶長短槍、鐵筆、士巴拿等工具，包圍《香港夜報》社長兼《新午報》督印人胡棣周的住所，將他拘捕及搜查其住所，並拘捕《田豐日報》和南昌印刷公司負責人等合共五人。港英當局以《煽動條例》中的「刊載煽動性文字」、「惡意刊出虛構新聞」等罪名控告五人 ，各人控罪合共99項。翻查當年的報道，這三家左派報章於1967年6月至8月刊登的多篇文章，被港英政府指控為煽動言論。
1967年8月10日，法庭開庭審理三報案。律政司在庭上指，有權根據《出版條例》申請禁止三報在案件開審前繼續出版，只是暫時不作申請，只作警告。然而，三報負責人被控期間持續刊登煽動文字，令律政司決定申請禁止三報出版。於是，法庭在七日後向三報頒布停刊令，迫令三報停刊半年。三報當日聯同另外14家左派報社發表聲明：「今天你們停我們的報紙 ，明天你們休想逃脫嚴懲」。最後，三份報章被停刊至翌年2月28日，而五人則被判監禁三年。到8月20日，中國外交部向英國提交外交照會 （即正式外交文件），要求英方在48小時内撤銷對三報的停刊令，然而英方拒絕。8月22日限時一過，北京紅衛兵立即火燒英國駐北京代辦處。
外圍左報散播假消息 成煽動導火線
觸發「三報事件」的導火線，是《香港夜報》於7月刊登一篇題為《鯉魚門外突出現中國砲艦，駛向香港海域》的報道。時任港澳工委新聞戰線負責人、《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在他的回憶錄《金堯如：香江五十年憶往》中提及，當時《香港夜報》社長胡棣周收到消息，指中國砲艇出現在香港外海，於是請示金堯如可否報道，但金堯如沒有聽過這個消息，便請示港澳工委副書記祈烽，祈烽回答：「《香港夜報》這類報紙不是《文匯報》、《大公報》，他們可以有聞必錄，即便是個謠傳，他們傳一下我看也無所謂，鼓舞香港同胞嘛。」
研究六七暴動多年的程翔，在70年代加入《文匯報》。他解釋，六七暴動期間，左派報業是中共香港工委宣傳部直接領導的文宣系統，報業分為中共官方報章及「尾巴報」。「尾巴報」，即外界所指的外圍左報，《香港夜報》就是其中之一。由於「尾巴報」並不代表中共官方，因此就算報道假消息，也毋須由官方承擔報道失實的責任。因此，「尾巴報」會報道一些更激進、甚至是虛假的消息。程翔補充，當時的左報不斷宣傳指中共即將解放香港，當時很多港人都是因為逃避共產主義而來香港，所以擔心香港會被解放，頓時人心惶惶。《香港夜報》突然發布砲艇來港的消息，加深了港人憂慮，直接導致港英政府決定對付左報。
記錄片《消失的檔案》導演羅恩惠同樣研究六七暴動多年。她指，六七暴動期間港澳工委（中共在香港的派出機構，為香港工委前身）在香港領導各左派戰線，而左派報社則是其中一種宣傳工具。羅恩惠指，當時的左報並非如一般新聞媒體般鋪陳事實、行使第四權以監督政府，而是在收到港澳工委的指令後，站在左派立場對港英政府口誅筆伐。羅恩惠舉例，根據當年的《明報》，曾有工人在警察搜查煤氣廠時不慎失足跌死，然而左報卻清一色地指責港英警察殺害工人。
《大學線》記者翻查英國外交部解密檔案，發現港英政府當年，是特意挑選出三家獨立運作的外圍左報《香港夜報》、《新午報》和《田豐日報》採取執法行動。解密檔案顯示，港英政府當時特意針對私人經營的左派媒體，避開隸屬中共的主要報章，希望盡量減低北京的反應。同時港英政府也希望能透過壓制私人經營的左派媒體，令中共官方左報調整行文語氣。
《煽動條例》難震懾左報 今昔情況大不同
程翔指，《煽動條例》對左報而言毫無阻嚇性，因為當時左派相信中共即將解放香港。左派展開「三視運動」，即仇視、鄙視、蔑視港英法律，又鼓吹「三不原則」，在法庭不上證人席、不聘律師與不答辯，抗衡法律。直到8月22日北京紅衛兵因三報事件火燒英國在北京的代辦處，時任國家總理周恩來命令停止六七暴動，才令左報偃旗息鼓。
歷史上，港英政府僅兩次以《煽動條例》控告傳媒。對於特區政府相隔半世紀再用煽動罪控告《蘋果》、《立場》，程翔強調，當年「三報事件」的處境遠比今日嚴峻，認為今日重用煽動罪控告傳媒並不合理：「當年港英面臨的是被武裝掃地出門的困局，對比今日，《蘋果》、《立場》有沒有公開提出要推翻政府？當年即使迫令三報停刊，也只是一段時間，而且允許復刊，這是一種懲罰性的做法。但今日凍結傳媒的資產，是一種毀滅性的做法。」
回歸前廢除條例失敗 今日舊法重用始料未及
根據回歸前立法局針對《1996年刑事罪行（修訂）（第2號）條例草案》的會議文件，時任立法局議員劉慧卿曾建議港英廢除《刑事罪行條例》的第9條（煽動意圖）及第10條（罪行），認為將發表意見的行為定為刑事罪行是相當嚴厲，而且第9條（煽動意圖）的詮釋非常廣泛。當時的大律師公會、律師會及香港記者協會均支持廢除，認為條例違反聯合國公民權利公約中「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同為時任議員的吳靄儀曾提出修訂第9條的定義，使所發表的言論必須構成「明顯及逼切危險」才可入罪，但修訂最終遭否決。
相隔半世紀，特區政府再次引用「煽動刊物罪」控告傳媒機構。去年12月28日，律政司加控《蘋果日報》案七名高層「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翌日，警方以相同罪名控告《立場新聞》，並拘捕六名高層及前高層。《立場》前總編輯鍾沛權及署任總編輯林紹桐依《國安法》程序不准保釋，《立場》逾6000萬資金亦被凍結，公司隨即宣布停運。影響所及，《眾新聞》等多家網媒先後宣布停運。
新聞界誠惶誠恐 傳媒難捉摸「煽動」定義
《眾新聞》總編輯李月華表示，去年6月警方以《國安法》控告《蘋果》時，她還有信心《眾新聞》不會觸碰到控告《蘋果》的條文，「當時《國安法》的紅線很飄移，已經不是紅線，而是紅地氈、紅海。但我對同事說『我們要走下去』」。然而，政府以「串謀發布煽動刊物罪」加控《蘋果》時，她已心知不妙，直至《立場》被控同樣罪名，李月華與一眾高層決定停運《眾新聞》。她指，部分《立場》轉載的評論文章作者與《眾新聞》相同，《眾新聞》亦與《立場》一樣曾訪問過海外流亡者。雖然《眾新聞》的文章中沒有警方所指的煽動字眼，但她擔心警方的標準或會改變。
作為總編輯，李月華指，已經沒有辦法肯定地告訴記者哪些報道是安全的。「我們成立《眾新聞》的初心，是想有一個小小的平台做多些深度報道，當深入發掘新聞時，一定會挖到一些陰暗面、不足之處。當然我可以很有道理地說我這樣寫是想令政府改進，但政府接不接受呢？」為了防範政治紅線，也許只能放棄政治新聞，每天都只報道疫情，但她認為這樣做就正正違背了《眾新聞》成立的初衷。
法律學者：難界定批評是善意或惡意
港大法律學院院長傅華伶指出，所謂「煽動」，要看傳媒機構發表該言論背後的動機：若對政府的批評，出發點是為了改善政治制度，則是合法；若出發點是為了推翻政治制度，則是顛覆、煽動。不過，他認為「煽動刊物罪」最大的難題在於鑑別兩者的區別：「一般人不會承認說我是想做壞事，大家都說我當時不是這樣，那你怎麼去評判呢？只能是從情節和結果去推斷他的想法。」
因此，審理案件時，法官只能根據被告的背景、當時情況、受眾、社會環境等來推斷被告是否具煽動意圖。他認為煽動罪是社會在緊迫、有危機的時候政府才會使用，而2019年的反修例運動造成了政治分化、社會危機，因此《立場》和《蘋果》才會被控。
時隔多年，這條法例再被翻出來用以控告傳媒，傅華伶也料想不到：「不幸的是，這條法例在香港用得不多，法庭也沒有一套真正成熟的先例去斟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