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刊於《明報》2003年9月18日

（此文初稿曾得到陳日東及趙潔芬指正，謹此致謝。）

中文大學一向重視大學精神。單是新亞，創校迄今，談書院精神的文章，便有厚厚一冊。錢穆先生曾說過，談一所學校的精神，最主要是看學生顯露的氣象，呈現的風度與格調，因為學生才是大學的主體。一校有一校的氣象，因為一校有一校的理想和關懷。這些關懷會感染學生，並影響一所大學的方向。我認為，中大四十年，最可貴可愛，最值得珍而重之的，是中大師生持之以恆的自我反省、關懷社會，並願意為理想付出的精神。這種精神，孕育了中大人的氣象，譜寫了中大的歷史。

我的說法，有史為證。

中大1963年成立之初，原意是仿效牛津劍橋的書院制，建一所為中國人而立的聯邦制大學。新亞、崇基及聯合三所書院，保持原來特色，推行博雅教育，實踐「經師」與「人師」合一的導師制。很可惜，1976年立法局通過〈新富爾敦報告書〉，將行政大權收歸大學中央，聯邦制從此消亡。新亞及崇基師生曾提出強烈反對，並和贊成改制的李卓敏校長力辯，又上書港督及立法局。事情失敗後，以錢穆及唐君毅諸先生為首的九位新亞校董，乃集體辭職以示抗議，並沉痛宣稱，「同人等過去慘淡經營新亞書院以及參加創設與發展中文大學所抱之教育理想，將不能實現。」是非功罪，今日難評。但為了堅持教育理念，奮起抗爭，由此可見一斑。

反對四改三是另一例子。1978年，政府要求中大由四年制改為三年制，遭到全校師生強烈反對，二千多人在百萬大道集會，群情激憤。十年後政府捲土重來，三千多中大人再次群起抗議，齊心護校。結果中大敵不過政府，先是改為彈性學分制，繼而變為三年制。三年制對學生在學術探求和參與課外活動，以至全人教育的培養上，打擊甚大。

中大學生參與社會的歷史同樣悠久。早在1966年的天星小輪事件，崇基學生會已發表聲明，反對加價。1970年，三書院學生會積極參與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運動。1971年保衛釣魚台運動，中大學生全情投入，並有學生在七七維園示威遭警方拘捕。1977年金禧中學事件，中大學生利用暑假，在大學為金禧中學的學生，舉辦了別開生面的補課班。

到了八十年代初，中英就香港前途問題開始談判。當戴卓爾夫人在北京跌了一跤，跌得香港人心惶惶之際，在啟德機場迎接她的，是十多個「反對三條不平等條約」的中大學生。其後，中大學生會率先提出民族回歸、民主改革，並聯同其他院校學生會，先後去信戴卓爾夫人及趙紫陽總理，要求港人治港。其後二十年的社會運動，更有數不清的中大人參與其中。例如積極參與香港政制發展的討論、反對興建大亞灣核電廠、反對政府修訂公安法、支持八六及八九中國民運、抗議高錕校長出任港事顧問、反對臨時立法會、反對人大就居港權事件釋法等等。由此可見，新亞聯合水塔下的中大從來不是象牙塔，中大學生的社會關懷，陶鑄了中大人的格調。

而在校園之內，中大人多年來也對本身的文化及價值觀作出強烈批判。這方面的文章，可以編成好幾大冊。李歐梵在七十年代初的批評更為強烈：「我至今在中大任教已近一年半，卻始終體會不到中大有什麼精神或理想，除了『中西文化交流』等的大口號和一幢幢的新大樓之外，中大似乎只是馬料水山頂的一個大官僚機構。」而劉美美在七一年保釣事件後寫下的名篇〈哭新亞〉，便哀嘆「新亞精神已死，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悲劇」，並大力批評錢穆已降的新亞老師，但求明哲保身，對被捕學生不加聲援。連一向溫柔敦厚的小思，也曾不禁反覆低問：「我們呢？幾十年在這小島上，安頓無憂，成家立業，手中物一天一天多起來，名和利一年復一年把人纏得緊。我們擁抱著屬於自己的東西，我們的情只為個人牽繫，我們的淚只為個人得失而流。過於珍惜自己，人自然變得老謀深算，再沒有青春氣息。這樣，如何能挑動千斤擔？如何結得成隊向前行？」而吳瑞卿校友在今年九月號的《信報月刊》一個有關中大四十年文章的專題中，對於母校的未來發展，以愛初責深的心情，發出以下感嘆：「在港英殖民政府統治之下，標榜傳揚中國民族文化的中文大學在逆境中成立和發展，可是在香港回歸祖國之後，將來我們會有一家『國際』的『超級』大學，卻連一家以宏揚中國文化為理想的大學都沒有了。」

當然，還有那令人莞爾的「去死吧」系列。就我所知，最少便有〈去死吧！CU仔〉、〈吃人的『新亞精神』去死吧！〉、〈工管同學，我們還是去死吧！〉等。這些文章用挖苦諷刺的筆調，對四仔主義（車仔帽仔屋仔老婆仔）及書院精神作出強烈批評。至於范克廉樓的大字報，更是中大非常亮麗的一道風景。除了發言為文，中大人還踐之履之。不少人應還記得，十年前的中大三十年開放日，便有學生在百萬大道上拉起橫額，大力反對開放日。中大人三年前聯署反對頒發榮譽學位給李光耀，以及去年有同學站出來公開質疑迎新營的淫穢口號，則是最近的例子。

在一般人看來，這些言辭或嫌過激，行動或嫌過狂。但我覺得，這種自省批判恰恰是一所大學最為需要的。沒有這種精神，學生便不可能看到生命的各種可能性，難以發展他們的個性與格調，並在活潑的討論和具體的實踐中，明辨是非，豐富校園文化，挑戰社會各種不公義現象。只有一所僵化的大學，才會不能包容，害怕衝擊。

我所理解的中大精神，不見得人人認同。甚或有人會說，這至多是一小撮人的理想，現實中的中大，更多的是醜陋和妥協，冷漠和平庸。我無意美化中大。只是回首校史，加上個人一些體會，我真切覺得，中大人確有這樣一番氣象。退一步，即使這種氣象愈來愈稀疏淡薄，這種自我批判及關懷社會的精神，依然是我們寶貴的傳統，值得我們好好珍惜。而發揚這種精神，需要很強的人文關懷，並對人類及民族的生存境況，尤其是弱者的處境，有一份惻隱關矜之情；需要無間的師生關係，言傳身教；需要自由多元的學術環境，容許學生個性得到充分發展；更需要大學不是職業訓練所，而是新亞學則所稱的「做人的最高基礎在求學，求學之最高旨趣在做人。」

要做到這些，教育便不能只是一種商品。中大精神面對的最大挑戰，正是教育商品化日漸成為香港教育的主流意識形態。商品化的最大問題，用馬克思的說法，是金錢將很多事物的內在價值腐蝕了，將我們的人際關係非人化了。它會令得師生關係變質，學術的自足價值被貶抑。而當學生漸漸將讀書內化為一項商業投資，便會愈來愈精打細算，不再對嚴肅的學術問題感到好奇困惑，更不會花時間參與一些於就業前途「無益」的活動。我擔心，商品化會將中大艱苦經營的一點點氣象，慢慢侵蝕。事實上，近年中大已愈來愈少奇人怪人，大字報愈來愈稀落，校園愈來愈沉寂。剩下的，是每個人都在盤算如何以最低成本，最短時間，獲得最大的經濟效益。

當然，一所大學的發展及其所呈現出來的氣象，受很多因素影響。尤其作為一所由政府資助的大學，面對香港目前的政治社會及經濟的困境，我們似乎更難抽離於歷史條件的限制，討論大學的理念。但我卻覺得，正正由於面對各種前所未有的挑戰和限制，我們才更有必要從理念和價值的層次，好好思考中大的未來：中大到底想要變成怎樣的大學？培養怎樣的人才？在香港（以至中國）逐步走向現代化民主化的過程中，中大可以扮演什麼角色？而面對全球化（經濟文化教育等等）的挑戰，我們又該如何應對？中大傳統的教育理想，例如雙語教育、通才教育、書院教育，以至溝通中西文化、建設中國文化等，有多少已經名存實亡，又有多少仍然值得我們珍惜發揚？而近年大力鼓吹的國際化、世界一流等，其內涵是什麼？我們又需要為這些目標付出什麼代價？

我覺得這些問題，值得大家一起思考討論。四十年校慶，我們當然可以懷之緬之，歌之頌之。但更重要的，也許是我們一起利用這個機會，整理我們的傳統，檢視我們的理念，審察我們面對的各種困難和挑戰，好好思索一下中大應該如何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