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大通識教育經歷了三個階段，由創校初期由書院各自負責籌辦通識教育，後因書院無力獨自負責教學工作，遂有大學「七範圍」通識課程與書院通識；到九一年因為四改三，故「七範圍」改為「三範圍」通識課程，再加上書院通識；這種基本上是由大學通識部協調，學系提供課程，加上書院提供部份通識課程的模式，到近年有一個極重要的變動，那就是學院通識的引入。在這篇文章，筆者希望能勾勒當中的變動，和其間的討論、爭議[1]。

[1]
這篇文章主要是改動《中大學生116》的一篇文章〈我們需要，或者要這樣的「學院通識」嗎？〉，並經原作者同意。在此筆者感謝柯柏堅校友的意見，王耀航先生提供資料及通識教育主任張燦輝教授接受本刊訪問。

九六年李國章校長就職後，委任梁秉中教授為教務會通識教育委員會主席，而梁教授在一九九八年通識教育檢討報告提出過往通識教育存在「課程太多、質素參差、同學不認真、學系不支持」等問題。報告雖然肯定過往的成績，但認為以往所花的資源與預期成果不符，因而提出改革。

改革的其中一個目標便是要根治課程太多太蕪雜的問題，所以自「學院通識範圍」於一九九九年及二零零零年分別經通識教育委員會[2]和教務會通過後，所有於二零零零年及之後入學的學生，必須按其所屬學院列出的通識科目名單中，選取一科作為學院通識科目。

[2]
「通識教育委員會」有別於「大學通識教育部」；前者為直屬於教務會的委員會，負責制定中大通識政策；後者則負責推廣通識教育，為開辦通識的學系擔任顧問的角色。

梁氏認為過去通識的問題是課程太蕪雜，不夠系統，故學院通識的主要目的便是設計合適該學院學生的通識課程，吸引該學院的同學。另外，透過學院自己設計通識科目，能給予同學更多的指導。課程多由該學院的老師設計及教授，若有需要，則會向其他學院邀請協助。梁秉中教授認為這做法並不會減弱通識的「通才」教育理念，因為學院必須設計一些非本院的科目，而且通識教育委員會亦會成立一個課程委員會來評定這些課程，委員會的成員會來自四間書院和不同學院，以及通識教育主任等。另外，通識教育辦公室也會加入評核的工作，以確保課程符合通識的理念。

學院通識希望透過限制選修範圍，減少同學過份任意的選擇，但仍會預留相當空間讓同學彈性選擇︰學院通識只佔三學分，為目前選修部份九學分中之三份一，尚餘三份二讓同學自由選擇。

書院通識其實是參照了醫學院的經驗︰由於醫學院的學生長期在外間醫院實習，很難配合中大的通識課程，一直以來，是由該系的老師兼教通識課程，所以梁教授希望將這種形式推廣到其他學院。另外學院通識也有讓同學選修其他的課，以輔助學習本科知識的用意[3]。

[3]
這是據張燦輝教授的理解，《迎新特刊‧中大使用手冊》，2001年夏。

梁教授曾在《大學通識報》澄清，並沒有發展「低級專識」的意圖。學院通識課程受到某些學院的歡迎，而各學院的負責人亦已初步同意此一構想。他更指出，如工程學院本身就有一種院內溝通的需要，正好藉此機會推動各系間之溝通。

贊成與反對[4]

[4]
資料主要來自《中大學生》116期。

（1）學生自由度減少

反對的主要理由是懷疑推行學院通識會扼殺同學的選擇空間，因為學院提供的科目好可能是與同學本科相近的。另外，這選修範圍的劃定也縮減了同學選課的自由度。

何秀煌教授便指出如果這二十多個課是同一性質的，那麼這個所謂選擇的空間便是假的，因為這已在制度上限制了學生選擇的範圍。已故的陳特教授也認為，如由學院開辦課程以作通識學分，可能出現一個弊病，就是學生選讀自己系開辦的課程來當作通識，這樣則違背了通識教育的理念。因為「通識是大學生的通識，而不是由學院來決定。通識教育並非指理學院的通識，也非文學院的通識；過往醫學院的做法只是迫不得已而為之。通識教育應以大學教育的眼光來設計課程。」陳特說。

對此，大學通識教育主任張燦輝教授有如下解答︰學院通識範圍只是每學院向該院學生提供的菜單，讓同學選擇。學院和各學系商討，在制定學院通識科目名單後，便會提交學務會議上通過。其後給予大學通識教育委員會屬下的課程委員會審閱，最後於通識教育委員會通過。張教授指出，如果課程委員會覺得名單的編排有問題──例如太少學院以外的課程──課程委員會是會和有關方面商討的。但張教授也承認，學院通識所提供的課，是學系的決定，通識教育部無權干涉[5]。

[5]
〈通識教育討論會〉，《迎新特刊‧中大使用手冊》，2001年夏。

梁秉中教授亦認為，學院通識不影響同學的選擇自由。現在只是讓學院介紹同學選讀通識科目，老師的輔導多了，也能讓同學了解哪些通識科目更適合自己。由於選科權仍在同學手中，故不影響自由選擇原則。他又認為同學若要求低，無心向學，仍可自暴自棄。

但零零年的學生報發現當年學院通識中學院所選擇的科目名單，多偏向於學院本身的科目。何教授明確表示，這根本違背了通識教育的精神，這樣做的主要原因可能在於爭取資源分配。雖然制度上學院通識科目的名單需要有關部門審議，但他尖銳地指出：「這是沒有人會輕易反對的。哪有人會輕易去反對別的學院的決定？」他又反駁梁教授推行學院通識後，老師的輔導會多了的說法。他指出若需建議學生修讀哪些課程，應由老師或academic adviser提出，而不是硬性加以制度化。他說：「這樣的制度化是不尊重學生的。尊重學生就應考慮每一學生都是獨特而個別的。」

（2）學院不是教學單位

第二個反對的理由是學院並不是教學單位，由學院負責一部份通識，似乎不會是一個好的方法。何教授便指「如果由學院主理的通識教育能夠成功，那麼改由學系主理的也能成功。其實學院比學系在主理教育方面，顯得更加困難，因為它不是一個教學單位，而是行政單位，學系才是教育單位。」

（3）爭逐資源

另外，學院通識的推行令人懷疑純因學系想借此爭取更多資源。

根據張燦輝教授的說法，自實行一筆過撥款後，現行學系的資源由學系自己負責，而修讀通識教育科目的學生經費是計算在學系收入裡面的。張教授指出：「簡單地說，一個學系越教得多學生，系內資源就越多。」如果多了學院通識，學系便多了一個途徑去爭取資源，這也解釋了何以梁教授的建議受到熱烈支持[6]。

[6]
梁教授在學院通識設計期間，已諮詢所有系主任、所有通識主任及同學代表，他們都同意嘗試，各學院也熱烈支持此計劃。

陳特教授也不否認「學院通識」的設立與現時校方資源分配有關。但他認為「學院通識」的設立並不應簡單地視為通識教育部在教育理想上的妥協，問題的根源是由於大學總體的資源分配受制於UGC（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即是說，罪魁禍首其實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

試試看

改革倡議人梁教授認為現時的改變只是少許，屬於一點嘗試，並沒有改變過往一貫的中大通識理念。張教授同意推行學院通識背後的理由，但他強調，學院通識仍是嘗試的性質，因此每一年都會檢討：「我和其他同事都不覺得現時的大學通識教育課程是最理想的安排，因為我們希望大學由三年制改為四年制的時候，能有多一點空間去發展，不論是一般選修的大學通識科目或是學院通識科目。」

何教授質疑學院通識所推行的，只是讓同學符合學院通識表面的要求，將來中文大學的通識教育可能大後退，到時可能還不如港大自由選修的通識教育。

向前看，向後看

三年後，情況如何？筆者就此訪問了張燦輝教授。張教授表示學院通識將會在來年（即二零零三年）取消，取消的原因是通識教育委員會接受了學系和同學的意見︰同學認為學院通識減少選課的自由；部份學系，如文學院或社會科學院，不像商學院和理學院般可以有同一的科目作學院通識，要她們設計學院通識科目給本院同學，殊不容易。在兩方面反應都不理想的情形下，遂決定取消學院通識。

問到張教授對學院通識三年來的評價，他表示學院通識基本上是良好意念，本意是解決通識科目欠缺方向感的問題。

結語

制度不能一勞永逸，固然要因時制宜，但如果學院通識的理念有問題，那是不是要實踐過才能知道它有問題呢？再看通識教育委員會今天取消學院通識的理由，難道這不是有關當局可以預見的嗎？當時他們有沒有做好諮詢的工作？有沒有仔細考慮各種反對意見？我們希望有關當局今後推出新政策時會有更充足的討論和預備；另一方面，我們或許也該讚賞有關當局能真切檢討推行成果，最後終能把學院通識shake shake[7]。

[7]
‘Shake’，即擺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