荊棘路上的掙扎──中國NGO的生存與困頓

文：余嘉浩

中國政府全面掃蕩 NGO，背後反映的是管治思維的轉變，中國 NGO 未來要走的路想必會更艱難。

自習近平上台以來，政權加劇對異見的打壓，國內的NGO經歷了歷來最大規模的整肅。2014年尾，民間智庫傳知行辦公室被查抄，多個負責人被捕；2015年 5、6月，多間反歧視機構被調查，部分負責人被捕，各地有大量NGO被騷擾和要求註銷，2015年12月，廣州和佛山警方針對4家主要勞工NGO採取行動，帶走至少15位主要工作人員（詳見後頁）。不少NGO工作者雖然沒被定罪，但也因長期傳訊、查問的折磨，無力恢復組織運作，或因害怕再次觸動政權神經而選擇沉默，有些人甚至避走海外。

國內民間組織要如何走下去，還是未知之數。我希望在這裡述說它們的生存與消亡，為的不是重彈中共政權殘暴的老調，而是想記下在威權管治下，民間人士仍嘗試在夾縫中推動變革、爭取人民的自由、反抗壓迫。他們背後付出的努力、犧牲，都必然會成為中國爭取平權路上的一個重要註腳。

傳知行：知識分子的公共政策倡議

2007年創辦的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傳知行），是中國著名的民間智庫，主要工作是倡議公共政策。他們做過出租車管制問題研究，地方政府也邀請其出席研討會，諮詢他們意見；又曾與其他團體在民間推動教育平權，終令教育部允許受戶籍所限的移工子女在當地考高考。他們還會邀請不受體制歡迎的公共學者辦講座，將講座內容及自己的研究輯成文集發佈，推動公眾討論。

傳知行一路以來走的都是去政治化的低調路線：不與政權正面抗衡、不挑戰法律。只是，他們也非永遠站在這個位置。他們過去曾為結石寶寶案[1]提供法律援助、接濟胡佳[2]等良心犯的家屬，為他們募捐。這些舉措都極易觸碰政權的神經，也為他們日後的遭遇埋下伏筆。

2012年，傳知行創辦人郭玉閃決定營救被軟禁的陳光誠[3]， 在看管離開後，找人第一時間駕車前往軟禁地點帶他離開，送往美國大使館，成功助他流亡海外。救援行動後，傳知行6人被捕，郭玉閃被軟禁1個月。自此，傳知行許多活動受干擾，成員隨時面對監控、軟禁，辦公室也被查抄。

救援陳光誠一事令傳知行成為政權眼中釘，他們以後的工作舉步維艱，郭玉閃也失去人身自由，每逢敏感時節都會被軟禁。但他的妻子潘海霞事後也說沒有後悔：「玉閃說過這對他來說就是幾年自由的事，對陳光誠是生死的事。」[4]

2014年，傳知行的一個工作人員在北大校園張貼聲援佔中的傳單，當天晚上即被拘捕。後來數天，警察帶走、刑事拘留多名管理人員，多次搜查辦公室，也有人陸續逃亡。最後，官方找不到證據指此事與傳知行有關，事件只是個別成員的行為，陸續將他們釋放。但經歷大半年傳訊、查問的折磨後，他們都沒心力再繼續組織的工作。就這樣，運行了九年、被視為民間社會一面重要旗幟的傳知行就瓦解了。

益仁平：反歧視的權利倡導團體

反歧視機構北京益仁平中心（益仁平）也是近期受到打壓的組織。其中一個創辦人陸軍在組織成立前是網上論壇權益版的版主，多次協助組織乙型肝炎攜帶者的反歧視訴訟，最終令國家廢除歧視他們的法律，一億個乙型肝炎攜帶者最終可以如常人般接受平等教育及就業。2006年，他與關注愛滋病的人士及人權律師創立了益仁平[5]。

之後，益仁平介入更多範疇的平權工作，例如殘障、精神病、戶籍歧視、同性戀等等，每一個領域都有獨立的工作組，透過調查報告、聯署信、訴訟、街頭藝術等方式平權。益仁平的行動不但影響了國家立法，還培養了不同的平權行動者，在此之餘亦支持他們創立自己的機構，保持合作。

與傳知行一樣，益仁平一直也在法律允許的範圍內做事，故此沒有惹來政權的敵視，但後來發生的「常伯陽案」和「女權五姊妹案」，終重創益仁平。

益仁平在鄭州有一個姊妹組織「億人平」，維權律師常伯陽是組織的法人。在億人平的反歧視訴訟以外，他自己曾為多宗信仰自由、組黨、藏人等中共敏感案件辯護。2014年，有前學運人士舉辦「六四公祭」被捕，常伯陽受托為他們辯護，卻在看守所會見當事人時被捕。即使常伯陽已於2012年離職，事件還是波及到億人平及益仁平，警方多次上門搜查，陸軍的工作同僚陸續被當局拘留、問話，甚至逐出中國。

2015年，5名女權運動者（其中3人曾在益仁平工作）在婦女節前夕派發傳單及舉牌示威，策劃「公交反性騷擾」活動，被警方拘捕。同月警方查抄益仁平的辦公室，多個與益仁平友好的反歧視機構被調查，負責人被捕。

掃蕩廣東勞工 NGO

2015年年尾，廣州和佛山警方查抄4個勞工NGO（廣東番禺打工族服務部、南飛雁社會工作服務中心、番禺區向陽花社工服務中心和海哥勞工服務部），軟禁或刑事拘留多個工作人員。這4個機構的工作內容都各有側重，但大多都是關注勞工維權的工作，為工人提供法律援助及培訓，有時也會介入罷工，協助工人召開代表大會，挑選工人代表，商討與資方的談判方案。

這次掃蕩沒有任何先兆，短時間內突然拘捕多人及查抄辦公室，都令人思疑事件背後是有全盤佈局。在此之前，廣東番禺打工族的曾飛洋剛介入過逢源街環衞工人罷工，被捕的多人都曾在廣東番禺打工族工作過，查問內容都是圍繞著他們與曾飛洋的關係。一位關注勞工權益的人士就指：「這次很明顯是有比較高級的統籌佈局。從一些朋友被問話的內容可以看出，當局是要把實際上幾個各自獨立的勞工機構『證明為』由曾飛洋為首的一個集團，很有可能以此加大監控力度。」[6]事實上，被捕的多人都在積極推動工人的集體談判。當局的打壓，無疑是為了阻嚇工人，抑止正在升溫的工人運動。

打壓背後：經濟寒冬下的權力反撲

箇中因由，是現時中共執政其中一個重要的合法性來源──經濟增長，正開始動搖，中國工業生產的增長率已由10年最高峰時的20%不斷下跌至近年的6.2%[7]。在經濟急劇放緩下，各地的工廠出現倒閉潮。在廣州一帶，工業生產正開始式微，當地台資企業協會會長吳振昌指，「過去幾年有至少30%台資企業離開廣東，當中不少轉移至越南或其他低工資的經濟體。大品牌如微軟、諾基亞和星辰手錶已關閉了工廠，並在過去幾個月解僱了數千人。」[8]

在這情況下，勞資糾紛日趨嚴重，裁員、欠薪潛逃等問題越來越多。中國在2015年首十一個月已經發生超過2，350宗罷工，幾乎是2014年全年的2倍[9]。假若情況持續，未來想必會出現嚴重的社會動蘯，工人運動有機會爆發。

以往中共政權一直默許NGO有限度發聲，也是想讓人民宣洩，或容許小修小補疏導民怨，但隨著經濟變差，民間組織的行動都容易挑動人民潛藏的不滿，於是政權加劇打壓各個組織，以防民間社會醞釀大型集體行動。

由「維穩模式」至「國安模式」

最新通過的《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10]，將於明年初實行，進一步扼殺NGO的生存空間。但凡機構有收取境外資金，都必須經過繁複且門檻甚高的手續，才能註冊或申請臨時活動許可證。而這些機構一律不得從事「政治活動」或違反「公序良俗」的活動，但條例沒有明言兩者的定義，它們到底包含什麼都是由政權說了算，可以想像這能隨時用來整治所有反對聲音。由於國內基金會怕惹上麻煩，一般都不願意資助NGO，所以國內NGO大多都是依靠境外資金，前面提及過的益仁平就有超過80%的資金來自境外。以往對於依法維權的組織，官方難將他們定罪，但有了這法例後，這些組織就會因失去資金來源而無法運作，或因犯法而被定罪。

以上一連串事件，標誌著管治思維的根本轉變。過去在維穩體制下，地方官員及警察是可以跟NGO達成協議，或為防事情弄大而有些微讓步。但現在NGO的活動被視作影響國家安全，中央就下了命令不能妥協。一位體制內的觀察者指：「所以跟基層警察的溝通現在已經完全沒有意義。你跟他講法律或者過硬的證據已經沒有用，『我就是告訴你事情現在是這麼做的』。形勢比大家想像的還有嚴重得多。」[11]

結語——對我們的詰問

當國內仍有一群人願意冒著風險，繼續嘗試在夾縫中找出一條路，這無疑是對身處較自由土地上的我們的詰問。事實上，過往中共拘捕維權人士後，如果有足夠的國際聲援、施壓，中共政權還是會稍為避忌一下，對被捕人士來說可能會是判10年和判5年的分別。相比起來，我們的支援談不上要付出任何成本。當然，我們可以做的遠比聯署或聲援多。但在此之前的重點是，我們到底有多認識國內的狀況？抑或只是在不斷控訴中共政權殘暴的同時，卻對國內的苦難與壓迫一無所知？如果連這第一步也未做到，我們根本無從去反省自身的責任。可以肯定的是，打壓還會持續，如果它能繼續如此猖獗，大概我們的冷漠與旁觀也難辭其咎。

[1] 2008年,內地三鹿牌奶粉被揭發含三聚氰胺,嬰兒食用後會患腎結石,受害者家屬組成「結石寶寶之家」訴訟。發起人趙連海被判處有期徒刑兩年半。

[2] 中國社會運動者,參與環保抗爭、關注愛滋病患者、殘疾人士權益等種種人權問題,2008年被判入獄。

[3] 中國維權律師,為殘疾人士維權,因揭露臨沂市政府非法強制墮胎而被監禁,2010年被軟禁。

[4] 趙思樂,《中國權利NGO生死劫》。

[5] 趙思樂,《中國權利NGO生死劫》。

[6] 趙思樂,《出門見人,回家掃地,地上有勞工NGO》。

[7] National Bureau of Statistics of China, China’ s industrial production.

[8] 中國勞工論壇,《工人鬥爭加劇,廣東省政府有部署地拘捕工運份子》。

[9] 中國勞工論壇,《工人鬥爭加劇,廣東省政府有部署地拘捕工運份子》。

[10] 端傳媒,《中國通過境外NGO管理法,發佈會上提問尖銳》。

[11] 趙思樂,《中國權利NGO生死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