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義的百年孤寂——在二十一世紀回望五四運動

文：瘋橘

人與政權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一段歷史之所以不淪為故紙堆中蒼白無力的文字記錄，是因為人們拒絕忘記;對民族的苦難、政權的壓迫，更會銘記於心。是故每一個掌權者都定不會放過編寫歷史的權力。在槍桿子之外，話語權的壟斷就是將異見者清除淨盡的最有效手段，誠如小說家奧威爾 (George Orwell) 所說：「誰掌握過去，誰就掌握未來;誰掌握現在，誰就掌握過去。」

1919 年，一場中國近代史上影響深遠的學生運動——五四運動，撼然發生了。一個世紀過去，這場被胡適視為「中國的文藝復興」的運動，究竟對當下有什麼啟示？為什麼直到 2019 年，我們還要銘記五四、毋忘五四？

被扭曲得面目全非的五四運動

要知道一個政權如何掌握歷史的話語權，最簡單的方法莫過於觀察它怎樣描述、定義甚至扭曲不同的歷史事件，而曾經高舉「德先生、賽先生」(democracy and science)的五四運動在今天也逃不過被篡改得面目全非的下場。之所以說是被定義、被扭曲，是因為歷史本來就容許不同角度的解讀，一旦解讀的話語權被壟斷，不論是學術界還是當權者，都會威脅歷史真相的保存(也許這正是如此為者的意圖)。因此，保存五四的歷史，就必須保存運動中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主張。

五四是一場跨越文化、社會、政治領域的運動，是西學東漸期間中國的傳統文化與現代化的激烈互動，再配合當時的國族危機，如李澤厚所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是啟蒙與救亡的雙變奏」。其複雜之處，在於眾多參與者爭相提出不同主張，當中不乏針鋒相對、互相口誅筆伐的例子。例如胡適與李大釗之間的「問題與主義論戰」——前者重視「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1]，後者強調「根本的解決」先於「具體的問題」[2]，反映了當時學者在如何利用西方學說、思想以解決中國社會與政治問題上，都存在著不同的態度。以上例子說明了五四的主張從不是定於一尊的，而是一直處於各自研究、互相批判的狀態。除了胡適與李大釗，五四還有其他學者提出殊途同歸的主張。從梁漱溟的文化保守主義到魯迅的「打倒孔家店」，從陳獨秀的馬克思主義到傅斯年的自由主義，以及個人主義、集體主義、民族主義、世界主義等，他們的立場、觀點雖有著天淵之別，但其關懷都在於思考中國文化以至整個文明，該如何在晚清以來列強的壓迫下走向現代化，即胡適主張的「再造文明」[3]。

因此我們在描述五四運動的歷史時，絕不可忽視其複雜的意涵，定義五四運動時更要提防政治權力的滲入，免得歷史成為當權者壓迫異己的工具。在五四的云云定義中，筆者認為胡適的說法最為準確。他在 1919年的文章〈新思潮的意義〉中指出新思潮(五四運動)的根本意義就是一種評判的態度，目的是「重新固定一切價值」[4]。此定義和五四期間紛陳的主張可謂遙相呼，對於研究歷史的後人而言，更點出了這場運動的核心——批判精神。

讓我們看看百年以後的五四運動正以怎樣模糊而扭曲的面貌示人。去年香港政府舉行五四運動 99週年升旗禮，更有制服團體代表宣讀《五四宣言》[4]。《五四宣言》有以下內容：

新青年，心繫家國;獻青春，服務人民。
知榮辱，遵紀守法;樹新風，揚榮棄恥。
共奮進，團結互助;愛祖國，努力向上。
構和諧，民族共融;當自強，振興中華。

一個世紀過去，我們可以清楚看到五四如何成為一個為政權操縱的傀儡：理性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消失於偽造的歷史當中，剩下的只有盲目的愛國主義與民族主義。我們要愛的是什麼國？1919 年的中華民國還是 1949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愛國的方式是面對國難當前、國賊當道，大力批判傳統、革新文化，還是聽從當權者的號令，將一切政權認定的敵人都打倒？這份《五四宣言》沒有告訴我們。但它帶出了一個訊息，就是所有的歷史如果任由政權擺佈，就會隱沒於權力的操縱之下，失其原本面貌。更甚者，它可能被吸納、改造成當權者隨意利用的扯線木偶，以愛國、民族之名，行鬥爭、洗腦之實。

為什麼我們要銘記五四？

如果一個不義的政權想方設法地讓人民淡忘過去，不管是前朝的遺德，還是當世不可宣之於口的黑歷史，那麼我們拒絕忘記，堅持歷史真相的記憶，就是一種有力的抵抗。誠如電影《V 煞》中的名言：「思想是無堅不摧的。」(Ideas arebulletproof) 胡適堅信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是因為他相信一個文明的衰落並不是靠一場激進、暴力而不理性的革命就能挽救的。中國的革新需要的是憲政、民主、言論自由等觀念，令這些思想深入大眾民心，在更易社會風俗的同時進行根本的政治改革，令一個封建、落後的國家漸趨向自由、民主、多元。而新思想的傳播，必須在一個自由的社會方有可能進行的。

也許這正是我們要在二十一世紀回望五四運動的原因。在人人高呼革命、將一切激進的都視為好的狂熱背後，胡適等人冷靜而謹慎地提醒了世人——烏托邦並非經過一場將某人送上斷頭台的革命就會出現的，正如羅馬並非一天就能建成。社會變革固然需要激情與熱血，但這更多時候是為了動員與激發行動的意志。真正決定變革成敗的，是這場運動能否為自由建立穩固的基礎。沒有自由的保障，任何主義都可能成為所謂神聖而不可侵犯的教條，任何領袖都可能變成人人膜拜臣服的救世主。所謂的「革命」只不過是以強權推倒強權，以獨裁取代獨裁，有一天政權到手了，社會卻沒有絲毫的進步，依舊是弱肉強食、以暴力解決所有提出問題的人。這樣的革命註定進入歷史的循環，人民生靈塗炭，換來的卻是暴政的重生。今天的中國政府自詡為世界大國，卻沒有絲毫的學術自主和言論自由。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許章潤撰寫〈我們當下的恐懼和期待〉一文 [5]，批判中國的政治和社會現況，提出恢復國家主席任期制、平反六四、停止個人崇拜等訴求，其後被大學開除，可見言論自由在五四運動百年後的中國非但沒有落地生根，更有嚴重倒退之兆。

我們該如何傳承五四精神

我們都習慣在歷史事件的週年之際說「紀念什麼、銘記什麼」之類的話，但我們必須謹記，單單說這些話是不足以將前人留下的啟示與教訓發揚光大的。要重塑五四的歷史意義，使之再次備受重視，有兩件事是我們應該做的：

第一，我們要繼續五四的歷史書寫，因為五四留下的學術、文化、政治問題仍然有待後人研究，舉凡問題與主義、儒學與西學、民主與威權，放諸今日之中國，非但不顯得過時，反而更加切中時弊，例如中國近年有關民主與威權政體的討論，可謂是延續自五四後胡適等自由主義者與蔣廷黻等專制主義者的論戰。學習五四的歷史，因此有助我們了解當今中國的政治格局和形勢。

第二，我們也應該吸收五四的歷史教訓。若果不想歷史的詮釋權落到當權者手上，那我們時代的知識分子就要肩負史家秉筆直書的責任，為當下歷史作不虛美、不隱惡的記錄。八九民運、雨傘運動、旺角騷亂等社會運動，正如五四般可以被扭曲、吸納、改造，所以寫下種種的記錄、討論、思考，例如本地文化研究學者許寶強在雨傘運動結束 5 年後開展的〈傘運關鍵詞書寫筆記〉計劃等 [6]，不僅是為後世留下珍貴的史料，更是為對抗任何打算操縱歷史的陰謀。

結語

從 1919 年到 2019 年，百年之間，多少大師，當年風骨，如今安在？五四運動早已結束，五四那一代人墓木已拱，但只要我們沒有忘記五四的批判精神，使之重回我們的時代，那麼五四一代人為再造文明而付出的努力也就不會白費。若果百年回眸，我們卻沒有吸收絲毫教訓，豈非昧哉？

[1] 胡適(1919)。〈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每週評論》，28，1919 年 7 月。
[2] 李大釗(1919)。〈再論問題與主義〉，《每週評論》，35，1919 年 8 月 17 日。
[3] 胡適(1919)。〈新思潮的意義〉，《新青年》，第七卷第一號，1919 年 12 月。
[4]〈五四升旗禮 宣言「愛祖國、構和諧」隻字不提民主科學〉，立場新聞，2018 年 5 月 4 日。
[5] 許章潤(2018)。〈我們當下的恐懼和期待〉，端傳媒，2019 年 3 月 29 日。
[6] 許寶強(2019)。〈傘運關鍵詞書寫筆記(一)：假如雨傘是失敗的，為何有必要重啓記憶？〉，端傳媒，2019 年 2 月 20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