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ing the bell that still can ring／記八樓天星參與

關於天星，最初我是從see雜誌中得知的，懷舊、文物、美感，我沒大興趣，心想，由上而下商業為主的城市規劃和市區重建就等同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不是更恐怖嗎？

不久，一班玩音樂的朋友對此事有了反應，想做點事，並和八樓的朋友討論了一晚，由文物保育到城市規劃，大家都知道，要反對的，好像不止一個消滅行動。

從天星一點出發想像開始拉闊，我想到外傭，想到參與發揮碼頭外公共空間的每一個人，想到一個人在碼頭絕食的蘇守忠，想到新碼頭商場式內膽一定有冷氣Starbuck或Hargendaze，想到更多的地方將要穿上同一件緊束的玻璃制服(當時還未知道什麼「摩地大廈」，什麼打橫的IFC。

一段短時間的沉寂，

接著是有班唸藝術的學生每星期都到碼頭做公共藝術，我從他們的網誌上看到，他們說自己「年青但擁有歷史」，我覺得挺有意思，但朋友到過現場並覺得他們太專注於「演出」，忽略了和人的直接溝通。同時八樓的朋友亦慢慢開始豐富了對於保留天星的想法，並等待機會提出更多城市規劃和公共空間的問題。

11月初，政府突然公佈天星關閉日期，11月11日，越來越近，就著這班音樂朋友和八樓文化介入的方向，我們決定在當日搞一個音樂會，並由八樓支援音響器材。

我們分別到西洋菜街與東角道等旺區辦了數次街站，出了一份單張，談到天星碼頭作為一個公共空間的重要性，希望議題由「保留建築」的講法拉闊開去。

11月11日，萬人空巷齊睹天星「最後一面」，
我想，爭取保留天星，重新規劃的人，當日都有著十分複雜的心情，因為每一堆人潮，每一個鏡頭，都在說：「這裡完了，以後就只能懷念。」

音樂會最終也成了一個開放的平台，憤怒、叫喊、歌唱、提出資料、數據、現場訪問大鐘專家，以至幾十年香港生活的陳述，「香港地」，老伯「睇住佢大睇住佢壞」
最後那一夜完了。

「事件已經完結」的狀態，或說法，在這次天星事件中不斷出現，「它」來自政府、來自官員在傳媒中的講話，來自每張市民留念相片，也來自抗爭者感到無力的時候。然而，天星引起的反抗，反思和行動之所以可以發展到今天，其實不只因為堅持，我看到的，更多是個人與個人之間接直接的互相激發。

11月11日後八樓與因天星而合作的Adon和Sum仔繼續討論之後的行動。

回到天星現場，我們認識了何來，see網絡的羊羊和Pasty，當老師的阿ger和曾德平，以及其他繼續在裝置現場的朋友，我們說話不多，不過大家都知到這是一班會支持繼續行動的朋友。

過了數天，羊羊、阿ger和曾德平向八樓借發電機來做了一個行動，帶著電腦、投影機、發電機，偷偷走上天星的平台，在鐘樓的白牆上投影了「save me」，我和另外一個八樓參與者阿業看到鐘樓大門微微張開，便走了進去。

黑黑的樓梯我們一層層走上去，上到了這個代表著四十八年時光的旋律心臟，
看到了五個銅鐘，大樓的電力早已切斷，當然我們也不懂機器操作，
不過我們記得一段就算鐘樓粉碎曾蔭權下台後都還會記得的旋律。
大鐘被我們用手拿起鐵球再次敲響。

請想像一下這感覺

無意的闖入令我重新想了一次關於「行動」的可能性。

之後慢慢地認識了何來，她滔滔不絕，其實有點「長氣」，
不過她卻是當時我們認識到最堅定參與反抗的人。

也和長春社開了一個會討論「活動」，大家走的方向相距甚遠，他們貼近建制，提到反抗就十分斯文被動，最後大家只幫他們hold了一次天星相展。在銅鑼灣街頭，我拿著大聲公，扮演了一名支持清拆，擁抱商場文化，討厭任何反對聲音的阿叔，向著這個相展街站破口大罵：「舊既唔去、starbuck點黎？舊既唔去、冷氣商場點黎？」
「天星碼頭引來賓妹聚集，影響市容，將佢清拆係十分有道理！」
……
如是者我罵了接近一個小時。

（這社會裡的反對聲音太容易被消解，在視聽高壓腦袋的環境，人太容易把看慣了的影像聲音取消掉，無論你多正義都一樣。我認為，八樓一直對這些狀態特別敏感。）

我們一星期裡都會到天星幾次，看看何來，想想如何走下一步，已經記不起是誰先提出再入鐘樓，我們與何來決定了一起行動，之後就是觀察環境，計劃如何最快最靜地上到鐘樓，什麼時間保安會最疏忽，最起碼帶什麼裝備，還有，最重要是上到鐘樓後有什麼話要說。

當你思前想後，希望一針見血謊言的一個毛孔，
鐘樓的入口又已經釘上一塊高過七呎的木板。

幸好深社協有一把長梯。
幸好那高高木板上還有一個微張的窗口。
「應該是可以進去的。」我們說。

Sum仔獨自到深水埔買了一塊綠色大布，拿著八樓的工具我們上了金輪大廈天台寫大字。
布分兩行，一條寫「停手」，一條寫「市民參與，重新規劃」，
決定明天清晨天光前再入鐘樓，
等了整晚突然收到何來電話，說病了，不能出來。

緊張的氣氛扯成兩日。
第二天晚上何來和一個女性朋友出來八樓，她仍帶病容，不過一看到我們準備的物資就有點興奮。我們寫了一份聲明、何來也寫了一份自已的。有些朋友睡著了，我喝了一罐紅牛，精神高漲。

有數個八樓朋友先一步到現場觀察情況

我、阿業、林森、何來、Sum仔、Derek（世貿時認識的外國朋友）將梯、兩卷banner放進車尾、一人一個背包內有面包、水、電筒，又帶了一部dv一個痰罐，乘著貨van轉眼到了天星，天未光應該還有星，報紙工人已開始工作，那天應該是他們第十九個沒鐘聲的早上。

付錢下車後就是衝，一個先上第二個把長梯送上第三個接著四然後第五個都成功到達平台，
最輕最快地上了一條樓梯，看一眼那微張的窗口，看一眼沒有人看到我們，打開那長長木梯，
一步一下很快就到了，把身一鑽我們就一個個進入去。

進去後放下背包拿了工具和banner就跑上了鐘面那層，banner不輕，也不知用了幾多條索帶最後終於將兩條大布掛好，何來不斷打電話通告傳媒，八樓的其他朋友亦不斷報告情況給在鐘樓外的朋友，曾德平很快到了鐘樓對面的停車場用相機紀錄了整個過程。每十五分鐘我們便帶上耳塞，敲響大鐘，其實我真的想像不到街上的行人會有什麼反應，不過從鐘面的罅隙看出去，我知道有些人是永遠無動於衷的。

很快工地的人就報了警，不久六七架警車裝腔作勢停在路邊，
可能因為怕被抬走，可能因為意志薄弱，大約敲了七次鐘之後，我們就決定離開，
工人和警察出奇地禮貌，也沒說什麼，可能大家都以為「事件已經完結」，

以為這就會像其他事件一樣fade out，可能當時我們以為以後也沒這種機會。

大約第二日，我因工作到了中大報社，見到inmedia的朱和周，當時期他們正忙著做社會論壇特刊，我提到入鐘樓的事，他們十分雀躍，還問我們之後有什麼行動，我不記得當時說了什麼，不過我想到的都是直接阻止工程的行動。

又一段短時間的沉寂，

何來半夜call了一次行動，說明天早上要用人鍊封工地門口。
現場不到十人，坐在工地門口，一有車就讓路，大家說要表現和平，
我不明白，那這算什麼封鎖工地？
再次和何來談到以後的方向，談不攏，
我和阿業認為行動要升級，那時她卻說不要給市民壞印象。
相反Sum仔和Adon就傾向要走得更前

其實八樓作為一個多議題組織，跟不同個人或組織合作就常有這種討論，
究竟我們要走到有多前？怎樣才算「達到效果」？
討論是很難的，當前面看到的是空氣。
但有時，當有人踏前多一步，同時其他人亦準備充足，情況就會變得踏實，這是一種充滿未知的踏實。

之後就是十二號早上，一班反對清拆的朋友突圍進入工地，當中男的先被帶走，八樓的阿業、我、阿草、阿Cat先後上到平台，還有Sum仔、Adon，何來也在，我們不斷觀察，時機一到，Sum仔阿業從棚架爬落工地，Sum仔箭步跑上推土機，阿業給工人攔阻，一下就躺在地上，大局已定，工程被迫暫停，門外叫喊不絕，越來越多人聚集，阿業由工人帶離工地，工人開門之際，門外人潮乘機闖入，一下突圍又多了一堆人沖上推土機，站在平台上的我目定口呆，說到這裡，你可能已經將想像連繫到電視機上看到的畫面，你看到「示威者霸佔舊天星碼頭工地與工人、警員發生衝突，要求停止清拆，一晚過後最終被警員抬走。」然後，一大堆似是疑非的「集體回憶」討論或定義、還有官員對保育的「同情」和「理解」，將人民參與規劃、公共空間、政府謊言一一掩蓋。

你可能以為「事件已經完結」，其實完結的只會是傳媒的報道。

八樓以及其他團體、個人由十一月到現在仍在互相激發並將議題不斷抗闊，
而這份報告，就是我看到整件事形成至今的一段關鍵時間。每一件關於天星的藝術創作、每一段文字、每一個人的行動、每一次被消音的報導，都放出能量去影響與推動事件的發展。這種影響，不能量化計算，可能性卻無限，這也是我參與八樓所感受到並一直相信的信念，
Leonard Cohen有一首歌是說這個的：

Ring the bells that still can ring
  
Forget your perfect offering
           
There is a crack-; a crack in everything
         
That's how the light gets 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