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屆社運電影節──為自主生活，繼續撒種

訪問：胡倩婷，劉子康

文：劉子康

說起社運電影節，沒去過的人難免會有點疑問：「係咪即係示威集會時會睇嘅戲呀？」、「係咪講啲人佔中架？」、「聽落似係拍比班激進青年睇？」其實，社運電影節已經辦到第12屆，年年辦，題材的確有佔領，但還有工運、教育、移民工、性小眾……電影節期望由影像開始，為本地的社會運動充當養分，口號「影像．感動．思索．行動」，也經已沿用了許多年──希望觀眾看完戲之後不是問「跟住唱k定食宵？」，反是受電影所動，開始思索出路，連結基層，奮起抗爭。

聽著這些好勁的目標，難免好奇到場一探究竟。但看著相當簡陋的設備，加上粗樸的街頭放映，看來又與電影節的雄心壯志南轅北轍。可是這麼一個電影節，又確實吸引到林林總總的人參與，而且不是一般會出席「文化活動」的人──見到一位阿姐映後與籌委有傾有講、另一位阿哥抱怨自己老闆無補足水、還有一位從異國遠道而來的旅人逐場追看……說要以影像感動群眾、連結基層，又似乎有些眉目。

選片理念──共同、覓索出路、學習聆聽

驟眼一看，電影節的選片來自中港台、東南亞、以至東歐都有，為何會選那麼多不同地區的電影？電影節籌委說：「若果看到地球的另一方，人們也在做相同的抗爭，面對著同一個問題，就能把那個經驗拉回香港。」縱然各地的社經結構有著一定差異，他亦希望強調某些全球也在面對的議題。電影〈粉墨登場〉記錄了台灣反高學費運動，核心訴求就是要求政府課徵企業紅利稅，以用於高等教育開支：高教一直也為企業培訓勞動人材，企業作為教育產業的最大受益者，理應承擔高昂學費。相對於許多已發展地區，甚或某些拉美國家，大學學費相當高昂的香港，迫使窮苦同學邊讀書邊打兼職，甚至為了求學而負債累累的人不勝其數，台灣的抗爭正好打開了一扇窗，讓我們開始重新審視高等教育。

社運電影節並不是悲觀的，而是希望觀眾看過後，可以開始覓索生活裡的出路。〈粉墨登場〉裡，縱然抗爭者爭取十年依然未果，難免會有氣餒的時候，但片中除了記錄了抗爭現場，還有在遊行前歡樂地排練著扇子舞、在小小單位裡一起看哈利波特，這些日常就在抗爭之中顯出力量。另一部電影〈黑手那卡西工人樂隊音樂．記事〉裡，樂隊走進工人當中，由編曲、作詞到演出，都與他們一起行動，以音樂連結群眾。這些人與人之間互相溝通、合作、信賴的共同感，就是電影節用以對抗冷漠現代社會的利劍。

看某幾部電影，尤其是在感化院內拍攝的〈壞孩子〉裡，難免會有迂迴難懂之感，這不是。但所謂迂迴，就是對抗主流媒體最常做的整體化和污名化──感化院裡的全都是壞孩子，犯過彌天大錯，所以要在這裡改過自新。但當看到一個希望成為明星的日本女孩，在鏡頭前載歌載舞；一個香港男孩朗讀自己和家人和女友上獅子山看日出的經歷，連續NG了數十次，生怕讀得不好，每一次莊嚴的NG都代表著男孩對親人的重視。看見這些我們都懷有過的、平凡不過的意願，於他們卻總是困難重重，那深陷於我們腦裡的「壞孩子」形象，才得以撼動。

觀映線索──藤掕瓜，瓜掕藤

每部電影並非完全割裂，而是在共同的議題上展述不同的面向，這就是觀映線索之必要。在其中一個觀映線索「教育還是教獄？」裡，我們在〈壞孩子〉看見感化院以懲罰教化「有問題」的下一代，〈粉墨登場〉裡則以學債負擔操控年輕人未來，畢業生被迫著投身大企業。現在的教育對年輕一代的箝制，不論是〈壞孩子〉裡的法律，還是〈粉墨登場〉裡的經濟壓迫，同樣是當權者對於下一代生活自主性的剝奪。

有趣的是，今年的其中一個觀映線索「猜謎：我們在說什麼？」包括了所有電影。若果我們仔細地看，〈衙前圍村〉裡舊區街坊遭財團奪去家園、〈像個人，活下去！〉裡公共企業私有化後造成的大規模裁員、〈粉墨登場〉中把萬千學生迫進勞動市場的學債……這些壓迫本來就不是零星的事件，而是指向同一套社會運作的邏輯：漠視無數人的生活，以換來一小撮人的富貴。受壓迫的人為了保障自己，漸漸變得不信任他人、自私自利。於是，窮人漸趨原子化，愈見疏遠冷漠，拒絕溝通、拒絕聆聽。但是，「猜謎：我們在說什麼？」就是把看似零星的的抗爭事件扣起來，被孤立的人尋回伙伴，打開一條溝通、討論、從而突破現狀的路。

映後討論──平等、參與、溝通

社運電影節的映後討論，同時是這種平等溝通理念的延伸：一般映後座談就是導演高高在上的坐在最前，觀眾就向他請教。但在社運電影節，即使導演在場，身分也與其他觀映者無異。沒有誰比誰更有資格說話，大家都是地位平等地討論問題。不同背景的人，諸如導演、學生、或是街坊，都對電影有著殊別的理解視覺。相信討論，就是相信在溝通裡頭互相啟發。電影節籌委說：「我們不希望因為任何能力上的差異，而令觀映者難以參與討論。」為了讓討論更容易發生，籌委會在場催生討論。有時是向觀映者提供資料，有時是挑戰觀眾的發言，亦會先讓少發言者優先。

一般人的觀映習慣，就是在電影播完之後就散場。即使本來有許多疑惑、感覺，也就這樣溜走了，甚少會向人述說這些感受。映後討論就是讓每個人都有機會練習表達，從而引起溝通。討論會中總會有沉默的參與者，但籌委也會鼓勵他們嘗試發言。筆者曾經在一場映後討論中遇過一位阿哥，討論了近2小時也還是一言不發，後來在籌委邀請未發言者說話的時候，才開始分享速遞公司的老闆時常沒有補足水，而且許多同事都有同樣待遇，最後深深不忿而辭職。這又與電影〈半．路過．世界〉裡菲律賓移民工人的待遇雷同。影像所引起的共鳴本來就有，關鍵在於觀映者有沒有嘗試講出來。

電影節之所以儘量讓每一個人也發表意見，也是因為相信真切的溝通能夠撼動既有印象。在〈半．路過．世界〉，映後就有觀眾分享自己被外傭欺騙的經歷：「我一路都對佢咁好，佢咁樣呃我，真係好傷心囉！」但其中一位籌委就提出疑問：「咁你有冇俾香港人呃過？」答案當然是有，但我們卻甚少會因此而下「香港人成日呃人錢」的判斷。要是持不同觀點的群體之間有更多溝通機會，指說一個族群不老實、沒貢獻、以偏概全的觀念就不會那麼盛行。

若果說我們的社會就是因為拒絕聆聽、拒絕溝通，因而未經思考就妄下判斷，導致同是窮困的人互相指罵、分化。那麼社運電影節多年來的目標，就是讓這種民粹和偏執暫停──緩慢令我們得以聆聽，堅定而溫柔的解構我們頑固的觀念。以日常的語言說，就是嘗試理解他人。電影節雖小，卻又實在地發揮著力量──正如〈粉墨登場〉裡所展現的，十數個台灣青年反高學費的力量固然有限，但卻是為將來種下了因，總有一天會在哪裡再冒起來。

這一切一切，若果缺乏了影像所呈現的細節，在這裡說得再多都只會是空中樓閣。不親身到場觀映、討論，又不會不會有同樣的感悟和改變。總之，到時候一起到場參與，看過了，傾一輪，想清楚，收拾好自己，為生活繼續抗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