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與理念之爭？

文：雞

本部范克廉樓食肆結業潮過後，無論空出的位置到底會變成食肆、超市、學生活動中心抑或其他，都難以避開傳統企業模式和其他較重視社會責任的營運模式的討論。近年來，傳統中央學生組織──作為傳統企業模式的批判者──總是希望引入較重視社會責任的營運者；不少同學卻希望商品價格更低廉。兩者彷彿總是無法調和，問題是：我們是否非得為了崇高理念，而放棄價格，又或相反？

以本部的百佳為例。有同學甚至認為現有的貨品仍不足應付日常需要，有擴充和增加貨品種類的必要。可是中央學生組織的幹事們會說，一般企業，如百佳，本身就問題多多。它們奉利潤極大化為聖諭，破壞環境、 極盡浪費之能事；再者，在上者坐擁千百萬年薪之時，底層員工卻只有最低工資，勞工權益也往往不受保障，忍氣吞聲和隨時加班彷彿理所當然。

不少同學也認同中央學生組織的理念，認為企業不應忽視社會責任，故社會企業，作為改良版的企業模式，是更好的選擇──雖然7-11隨便僱用一兩個殘疾人士，便算得上社企；加上，一換了管理層，社企就不確保能履行其社會責任的承諾，足見其局限。但也不能因而抹殺一些社企的實績，譬如，香港社會創投基金會為低收入家庭提供課餘的教育，以免他們因家境不佳而成績落後，造成「遺傳」教育水平的惡性循環。 不過中央學生組織仍不滿足於社企，認為只有實踐經濟民主，從結構上扭轉權力不平等，才能根除企業模式的根本缺陷──而合作社模式就是出路。合作社雖有管理層，但他們不能繞過下層員工做決定，而且也訂下薪酬差距限制，最高和最低薪酬不得超出數倍。更重要的是，在民主決策，大至工資、工時、分工，小至是否賣撈麵、賣糖水，都可以在商討的過程裡，讓社員學懂平衡自己和合作社的整體利益，權力十分平等。這就容許社員思考合作社與周邊社群的關係， 將關懷切實貫徹至其經濟模式上。於是，合作社除了是賺取三餐養活的地方，更是公民教育的場所。相反，社企再有良心，也不過是管理層的獨斷，幾近與底層員工無關；即使管理層願意下放權力，讓員工有更大自主空間，終究也非真正從結構上解決問題。

不過中央學生組織無法回答的一點或會是：既然合作社模式如此美好，為甚麼城市大學的「婦女合作城舍小賣店」，開業幾年後就結束？為甚麼不少贊同合作社理念的人，每當要自掏腰包購物時，眼中便只有金錢利益，沒有公共利益？不少無良大企業雖為我們深惡痛絕，但我們卻沒有牢記光顧它們時，便宜下來的十多塊錢，其實正付出著別種形式的社會代價。歸根究底，就是我們缺乏對公共利益的認識和切身體會。以環保為例，我們對固體廢物的處理和堆填區的情況近乎一無所知，就算知道香港每日生產過萬噸固體廢物，數字也大得無法確切想像情況究竟有多嚴重，更別說能夠真正反省自己的生活或大企業的營運模式有多浪費。正因如此，我們便只道合作社是遙不可及的烏托邦，無法理解其意義，最終就像文首般，把合作社與企業錯認為「理念VS利益」的兩難，不肯為公共利益付出額外代價。

不過也不能否認，每天額外數元，積沙成塔會加重貧困同學的負擔，這就更加突顯中大、大學——作為追求理想和推動社會進步之地——的角色。假如在佔領運動期間，同學們也認為大學以及大學生應為了社會挺身而出，爭取公義；那麼，當此刻在大學跟前，有一個如此可貴的社會實驗機會，大學又豈能就袖手旁觀，把仍在學步的合作社，推向無情競爭？而且，中大女工合作社付的租金雖然比純粹牟利的咖啡閣還多，但它已多次成為其他合作社的考察對象，並催生了其他數個合作社，成績有目共睹，絕非不可能的烏托邦。故此，當下月投標開始時，中大應優先考慮引進一間合作社，讓經濟民主在中大慢慢札根、繼而發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