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作為激進思想的毛主義——訪文化研究學者彭麗君教授

訪：K

在新冷戰時代，二元陣營話語重回其霸權地位，香港的後殖民處境似乎一直未走出「帝國的夾縫」。但身處邊緣並不代表就此喪失政治主體性，回顧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高舉反霸權旗幟的全球青年激進運動，都致力於蘇美兩大意識形態外尋找新的社會想象，而當中重要的思想資源之一毛主義（Maoism），為第三世界國家與新左運動提供了一條蘇聯陣營以外的自主道路，但另一方面，作為政治鬥爭，毛思想內充滿現實的衝突及複雜性。本文訪問到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教授彭麗君，從中國本土和國際視角歷史化毛主義的發展，探討毛思想的矛盾與駁雜，以及其所反映，當時底層民眾渴求的政治能動性。

問：先從文化大革命說起吧，文革被定義為一場反官僚的運動，批判蘇聯修正主義同時也反對帝國主義，那麼文革中的毛主義，可否被視作當時尋找社會主義新出路的一種進步左翼力量？

彭：這要按兩條歷史脈絡來梳理，一是中國，二是世界左翼，兩這條脈絡有交接的地方，亦有其獨立的發展。在中國 49 至 66 年這十七年立國初期，當中發生了很多歷史事件；從 49 年到 50 年代中、後期，中國由向蘇聯全面學習到關係破裂，於是便要開始尋找自己的道路，而當時社會主義國家之間仍保持著一定程度的國際主義關係，但在 50 年代末國家主義主導中國的政治思想，也可以説國家主義與國際主義並行。若要說毛澤東思想在國際左翼的發展，便可從這裡看起。50 年代開始，自史太林死後，國際左翼便開始反思蘇聯，作為社會主義的老大哥，提供了怎樣一條道路，而當時開始有很多蘇聯的資料公開，顯示史太林政權為一種極權主義，左翼的新晉力量便開始質疑蘇聯的道路是否正確。與此同時中國與蘇聯交惡，並於 50 年代末建立一種以北京為中心的國際主義世界，毛主義亦開始滲透到各地左翼思想，直至 60 年代，毛派在亞洲、歐洲和拉丁美洲冒起，他們不再相信蘇聯的國家機器，而這種反官僚的傾向在文革期間尤其強烈——毛澤東批判在建國十七年初期中所建立的官僚系統，當中包括他的政敵，主要是當時國家主席劉少奇，還有鄧小平等人。反資本和反官僚皆是重要的線索，將中國政治與西方新左思潮串聯起來；一方面是中國本土的政治鬥爭，另一方面是反蘇聯的力量。

問：若從現實政治鬥爭層面來看，毛思想似乎充斥著矛盾，像是在立國初期毛澤東也一直支持劉少奇推行的新民主路線，但毛後來籍文革將矛頭指向劉少奇等人，如何理解這種前後不一？

彭：黨內鬥爭與國家意識形態當然不會完全重疊，至於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的關係也不能簡化為突如其來的破裂，當中很重要的轉折點為 57 年的大躍進。要解釋這段歷史要從 56 年的雙百運動，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說起，在這段較開放的時期，黨內外的知識份子紛紛對政府提出批判意見，但這批知識份子皆在 57 年的反右運動中受到了非常嚴厲的懲罰。除了在黨內進行整肅外，同年的「大躍進」推行對中國經濟作翻天覆地的變革，提出「超英趕美」的目標，這是一場主觀主義的運動，由上而下推動一些現實裡底層農民跟不上的政策。而在其後兩年發生的天災和大飢荒令毛澤東受到黨內壓力，在 60 年代初退下一線，由劉少奇和鄧小平重操經濟，但很快毛澤東就意識到中國經濟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機，他所打出來的江山將拱手讓予資本主義，於是開展了文革。當然文革發生背後還有很多因素，像是林彪的奉承與極左集團的推進，當中由毛澤東為核心的文革小組盡力控制局面，但地方的各種權力鬥爭一發不可收拾，把人性的陰暗面盡情展示。這段歷史有其邏輯，並不能以數個人的主觀意願及簡單的權力鬥爭來解釋，但這場災難確實是由毛澤東自己的不安和政治野心所促成，其中固然有很強烈的意識形態和信念，而當中極端的狂熱和自信以及其實踐的混亂，也解釋了為甚麼文革由一個烏托邦式的理念轉化成一場人類大災難。

問：放在世界框架來看，在1967、68年爆發的全球青年激進運動如何受到毛主義影響？他們所追求的目標是甚麼？是否純粹的叛逆？這些運動的發展又為何如此混亂？

彭： 50 年代末至 70 年代初這段時期在學術界稱為 “Long Sixities”，期間爆發的新一波新左翼浪潮都或多或少受毛主義影響，像是法國的五月風暴、美國的黑豹黨、馬來西亞的馬共、柬埔寨的赤柬、日本的赤軍等。所謂的世界的毛主義（Global Maoism）之所以這麼混亂不穩，是因為各地的青年按本地的政治議程和計劃從中尋找激進的思想資源及革命性實踐（Revolutionary practice），特別是一些實踐性的概念，例如人民法庭和游擊戰術等，都可以被用作挑戰當地社會制度問題的工具。那麼各地的抗爭運動之間有沒有關係呢？可以說是有和沒有，因為在這場全球性運動中，各地的青年皆對他們的社會深感不滿，急切尋找出路，並於同一時期接觸到毛澤東思想，從中吸收且實踐於本土運動中。

問：以香港七十年代青年激進化運動中的毛主義為例子，我們可以看到毛主義的雙重性，一重是其現實政治操作，另一重是其反帝反資的理念，而落在香港火紅運動中，代表前者的是被中共國家機器收編的國粹派，其雖稱「愛國反帝」，但並未參與反殖行動中，並按「長期打算，充份利用」維持地下化運作，代表後者的是一些受西方毛思想啟發的自發毛派，他們積極參與甚至領導本地反殖運動，並與國家權力保持一定距離，如何理解這種毛主義理論與實踐中的吊詭之處？

彭：簡單來說，毛主義是馬克思主義一種新的思想流派，雖具有一定理論基礎，但比較注重的是實踐部份。毛主義相信各地應有其實踐方法，著重人的能動性，而非單純知識的傳遞，及傳統馬克思主義中的歷史及經濟決定論。毛主義尊重歷史的多樣性，認為人有能力決定歷史的走向，賦予各地的政治操作實踐的主動性和空間，這就是為甚麼毛主義對當時六、七十年代的年青人有這麼大的吸引力。毛主義中對實踐的重視，令其不能被簡單歸結為一種連貫的（coherent）的政治理論。

香港當時仍是殖民地，左翼中國對那時候的青年來說是一種反殖、反政府的資源。當政治思想進入本地政治實踐時，當中必然涉及爭持（negotiation）、誤解及挪用。一個概念轉化為實踐策略，再被重新理論化（retheorize）後，必然有所改變，政治理論不可能一成不變，所以香港七十年代左派林立，泥漿摔角的狀態是很正常的情況。況且，毛澤東思想同時是一個政權的主流意識形態，也是一種反抗的叛逆行爲，不同的人會被它不同的面向所吸引。

香港的殖民及後殖民狀態始終是香港研究一個核心問題，最主要原因是香港與世界其他殖民地不同，沒有經歷過一些激進的解殖過程。在97年後進入另一個主權狀態時，因爲各種政治考量，無論是政府與民間都沒有對英國的殖民歷史有相當程度的反思，更遑論思考殖民與反殖民對今天香港的意義。

後記

逾半世紀後再挖掘毛主義的時代意義，並非是出於一種單純的歷史興趣，正如彭教授於另一篇談文革的專訪 [1] 中說到，「對於歷史，如果我們不去不斷地提問題和找答案，做出辯證的理解，歷史就會變成死的東西。」毛主義中反霸權、反資本主義、反傳統（iconoclastic）的浪漫革命形象長期被官方論述壟斷以致僵化，若不將眼光轉向將理論實踐出來的群眾以及他們的能動性，很容易得出「只是被洗腦」的印象，而忽視受壓迫群眾的解放需要與烏托邦想象。彭教授對毛主義的脈絡化解讀，除了展示政治思想的矛盾與流動性質，也強調群眾於當中的道力量，在「民主」、「自由」、「繁榮」、「國家主權」等想象被新自由主義霸權所佔領的今天，六、七十年代的激進論述為我們打開了另一種未來的可能性。

[1] HK01哲學，《專訪彭麗君（上）：文革的浪漫主義，能為今天帶來另類革命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