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當年的學運是這麼的一回事

原文：Jaco
改寫：Cham、Howard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2012年《迎新特刊》

／2019年編按：除了校園抗爭，中大學生亦積極參與學運，在不同運動現場看到中大人的身影也不足為奇。下文從六十年代說起，是因為中大在1963年成立，而學生在那時才開始建立中大人身份，並以這身份參與學運。學生運動由火紅年代的興盛到沒落，前途談判的沉寂到八九民運的狂熱及迅速衰落，主權移交前後的低潮再到雨傘時期的活躍。但不論學運怎樣起伏，中大人都未曾缺席。作為學界的一分子，校內抗爭深受學運影響，要理解中大人為何喜歡搞搞陣，那麼就讓我們將焦點由中大校園移至整個大專學界，回顧香港的學運史。／

公平點說，相對於世界各地，香港以往學運的影響力相當有限。但其中的視野與思考，仍要比今天寬闊不少。

60 年代：「火紅年代」的開始

早期的學運就是抱著民族感情而生，學生們不滿現實，培養出反殖民地的主義。以1971 年 2 月開始，為時兩年的保釣運動為例，當時美日政府企圖奪取中國領土的釣魚台島嶼，同學們成立了「香港保衛釣魚台行動委員會」，抵制日貨，並多次向日本領事館示威抗議，當中 7 名大學生被捕。而 1966 年抗議天星小輪加價、1971 年支援盲工等運動，則反映出當時學生不平則鳴，以及愛國反殖的心態。

不過，「火紅年代」的學生並非在所有社會議題上都有相同立場。以當時學生的主要信念來區分，主要可以分成兩個派別：「國粹派」和「社會派」。這兩個名號首先於 1973 年出現。該年 8 月，同學發起「反貪污，捉葛柏」運動，舉辦多場公開論壇及遊行，要求政府捉拿貪污潛逃的總警司葛柏 [1]。集會期間有同學被無理票控，使學界再次發起「貪污有罪，集會無罪」的示威，逼使政府正視其問題，成立特別調查委員會調查事件，其後發展為廉政公署，成功捉拿葛柏歸案。事後同學發起一連串有關「反殖」的討論，當中同學對香港前途及中國問題的分析在意見上有分歧，開始分為「國粹派」及「社會派」。

70 年代初：國粹派與社會派

當時的學生當中，以「國粹派」為主流。中國國內當時正值文化大革命，不少學生受毛澤東感召，信任中國共產黨，組成了「國粹派」。他們思想左傾，認為在當時推行的中國社會主義中，有不少施政都值得參考學習，並以回歸社會主義中國為長遠目標，在港推廣愛國和社會主義意識。由 1971 年開始，各大專院校的學生會紛紛舉辦回國觀光團，走訪中國多個省份，讓同學親身感受祖國的狀況，貫徹認識祖國的方向。他們以國內的政策作為參考，從而反思香港切身處地的情形，提出可行的改善方法。亦因為這些觀光團，各大專院校成立國是學會，討論中國的形勢和發展。1975 年 3 月，學聯大會上首度提出「放、認、關、爭」[2]的學運路向，並重新確立香港為中國一個不可分裂的領土，而其時中大校內所有學生會和學生報皆由「國粹派」主政，是中大認祖運動的巔峰時期。當時的中大學生會亦曾與港大學生會合辦「中國民主之路」研討營，反思當時中國的政治局面。

除此之外，基於社會主義思想，「國粹派」的學生亦會為弱勢社群爭取權益，熱心為社會服務。當時各大專院校同學組成大專服務隊，傚法內地「進步青年」，為一些大陸逃難到港的同胞建屋，為偏遠鄉村居民修橋築路。此外，在 1969 年，同學聚集於珠海學院門外靜坐，抗議珠海校方壓制學生言論言由及開除 12 位揭示珠海校政的學生。

1976：「國粹派」的沒落

除了人數佔大多數的「國粹派」外，「社會派」亦在當時的學運中佔一席位。「社會派」所主張「反資反殖」，認為學運應該針對香港急切的社會問題並作出回應，以推行社會改革為己任，對中共政權持相對批判的態度。當時「社會派」曾批評「國粹派」於 1974 年反加價運動中的通脹展覽著墨過多於中國社會主義，把工人的血汗錢拿來進行展覽，在場外派發傳單，抗議他們未能緊扣「反殖」的學運思想。此外，當時還有主張世界革命的「托派」[3]及其他較少人支持的派別，但「國粹派」的支持者仍然較多，不論「社會派」及其他派別的學生一直以來如何與「國粹派」鬥爭，亦擺脫不了普遍對社會主義理想的追求。

可惜「時勢造英雄」。1976 年四人幫倒台，文革結束，使「國粹派」失去了精神支柱，同時亦標誌著他們的沒落。自此，學生對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的美好形象瞬間幻滅，「國粹派」學生不再組織運動，學運亦開始偏向「社會派」的理念，討論殖民地切身處地的問題。例如 1978 年 5 月，學界聲援因校方歛財而靜坐抗議的何文田金禧中學學生，中大和港大的同學印發聯刊報導事實真相。一年後，金禧中學新任校長報復揭發歛財事件的師生，結果被教署封校。各大專院校的學生於是在中大和港大辦起補習班，並同時和金禧師生商討對策，最終成功安排金禧師生到新學校五育中學任教和就讀。不過「國粹派」的消亡無疑令其後學運的熱情減卻不少，「火紅時代」那種轟轟烈烈的「放、認、關、爭」已不復再。

80年代：踏上爭取民主的路

隨著學運熱潮的退卻，80 年代是學運的過渡期，當時的同學開始轉為支持中國施行民主化。不過，雖說當時的學生不再那麼擁護中共，但仍然認為自己仍有責任討論並思考中國和香港未來的發展。

前途談判期，大專界亦有介入基本法的爭論。1985 年，適逢香港的前途談判期，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成立，並表示其諮詢委員會可由學聯推薦兩名代表加入，但以中大為首的數間院校寧可放棄該兩個席位，亦要堅持民主的原則，由一人一票普選產生該兩代表。1988年的基本法初稿推出後，中大學生會聯同各書院學生會及學生報發起「一人一信」，建議基本法應修訂為「立法機關75%議員直選，其餘由功能組別產生，而第一屆行政長官則由全港性公開提名並選舉產生」。1990 年 2 月，基本法最後定稿，學界發起「爭民主反專制基本法」罷課集會，數百名學生集合於中大抗議，可惜最後亦無法改變大局。

1989：決定性的一擊

雖然 80 年代的學運已經大不如前，但是相對現在，仍然是比較積極的。當時最後一顆較亮的光芒，便是八九民運。八九民運初期，中大學生會與其他大專院校全力支持北京學生，派代表上京支援，中大同學更自發成立支援組織，肯定北京學生對民主的訴求。一眾學生重拾「火紅年代」的那種狂熱，不斷地靜坐、集會、遊行，堅決相信民主定必戰勝歸來。可惜 6 月 4 日凌晨，北京當局血腥鎮壓學生，令學界和中央的關係完全破裂。雖然一眾大學生對中國和香港的政制問題多加了關注，但是這股熱潮沒有持續下去。

90 至千禧：學運的衰落

由爭取八八直選失敗，保守的基本法定案，以及八九群眾運動結束，學界開始重新思考應該以何種形式介入香港社會。隨著當時其他社會組織均開始成形，他們開始思考學生未必是構成運動的主體，而要將力量附屬於其他組織之中。他們理解民運應該以本土議題為主，一是包括警權問題，所以有不少對《公安條例》的抗爭；二是介入基層組織，重點關注社會民生或勞工議題。中大的基層關注組亦是於1990年在這些背景下成立。

可是，這些都只是八九六四後所泛起的小小閃光。70 年代時，雖說仍有不少「兩耳不聞天下事」的學生，但整體來說由討論到參與的學生仍眾；但 90 年代的「學運」，通常都只是學聯組織起一群覺得要站出來的零星學生，然後就發起相關行動。隨著近年眾多的政黨崛起，於不同的社會議題上均有專門的團體關注，學生很多時侯都只是參與某某政黨或團體所辦的活動，沒有以學生的身份去介入，談不上是學運。千禧過後的情況更甚：2003 年的反廿三條立法，學生只不過是參與其中，雖然偶爾亦有以學生面向為主要的爭取，但是整體而言，與以巿民身份去抗爭無異。2009 年的反高鐵撥款，同學不是加入到反高鐵的組織中，就是以個人名義支持，基本上沒有以學生團體的身份介入。

雨傘：偶然還是再燃？

如果按照以上的敘述，學運應該正走向消亡中。但在 2014 年，學界卻發起一場盛大的民主運動。

雖然政治改革是大專學界以至全港政治議程的核心，不論是中港政權、建制、泛民和學界都爭論不休，但一直沒有引起大型運動。在 2014年，政改的問題又再甚囂塵上。

在中共提出必須要有提名委員會的「8.31 框架」後，學界一直支持的「公民提名」夢碎。學聯在開學後於中大百萬大道發起 9.22 學界罷課，提出「公民提名」、撤回「8.31 框架」等要求，成功動員 13,000人 參與，不同學院、學系相繼成立政改關注組（根據記錄，中大最少有超過十餘個關注組及罷課委員會），中大學生會也在火車站民主女神像舉行了數次全民大會，團結同學和商討如何參與學運。學生之後移師到金鐘添馬公園集會，在政府總部舉辦公民講堂，邀請不同講師教授為集會人士作公民講學。及至 26 日，中學生組織學民思潮在立法會發起中學生罷課日。

26 日晚，學民思潮的黃之鋒號召民眾衝入「公民廣場」，逼使佔領中環於28 日提前啟動。示威者很快佔領了夏慤道。警方施放 87 枚催淚彈，並一度舉起「速離否則開槍」的警告旗，令民憤大規模爆發，導致佔領擴大至旺角及銅鑼灣等地區。

抗爭者與政府僵持不下令運動停滯，學生逐漸淡出運動。學聯和政府在電視直播下舉行「世紀對話」，惟對話沒有實質成果，佔領亦於持續 79 日後結束。其後，他們的一些決定亦備受批評，引起了雨傘後的「退聯風波」（儘管這些批評是否恰當，則未能在此詳細討論）。

結語

學運的逐漸淡出，固然有些客觀因素。一方面，隨著大學生的擴招，其精英的身份不再，不少大學生都要由憂國憂民變成憂柴憂米。另一方面，相對於數十年前，香港社會也多了不同的渠道與組織，如政黨與民間團體，去吸納那些欲改變香港社會的激進學生。然則，主觀部份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大學生的自我組織意識比以往差遠了，學生組織多沒有組織起同學的野望。然而，從外國的經驗可以看到，學運仍有改變社會的能力。以上對學運歷史的描繪大概太過粗糙，其中多有未能詳述的部份，但我們仍希望可借此開闊同學的眼界，去思索學運的種種可能。

2019年結語：
／回到今日，社運氣氛比雨傘運動時更加熾熱。下筆的此刻，反送中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相信遊行集會及衝突現場的大量年輕臉孔當中不乏中大學生，因此我們不能說現今大學生是「港豬」、不關心社會。但是學運的雄風是否已重振了？我們站了出來，但光站出來並不足夠。上文對學運歷史的粗略描述，嘗試對比不同年代學生的反抗行動，希望拓闊同學對學運的想象，繼續在這黑暗的日子奪回屬於我們的天明。／

[1] 葛柏為當時香港的總警司，涉及貪污款項高達410萬港元，人稱「香港鰲拜」。
[2] 「放、認、關、爭」為放眼世界、認識祖國、關心社會、爭取權益，乃當時學運的口號。
[3] 指托洛斯基主義（Trotskyism）派別，以俄國革命家托洛斯基為名。托派的主張頗為複雜，與別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同的有兩點。第一，支持世界革命，反對社會主義只處理自己國家的問題；第二，支持無產階級專政，但反對官僚體制，同時認為無產階級內部應實行多黨制與民主。香港著名的托派份子有梁國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