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魂被抽乾 殘留著軀幹—— 國際化下的中大（節錄）

文：梁日恆
完整版原刊於中大學生報 2018《迎新特刊》

為何中文大學叫「中文」大學？現在的中大，還真的是「中文」大學嗎？

很多人說中大特別有人文精神與教育理念，亦有濃厚的中國文化底蘊。至少筆者在尚未了解過中大校史之前，都隱約對中大有這種感覺。入學前，筆者聽聞中大以中文授課，出於 「中文讀易過英文讀」的原因，選讀中大亦使筆者更加安心。但入學後，我才發現原來中大很多學科主要以英語授課，就如現時的社會學系已有八成課堂如此 [1] 。

本來筆者也不以為然——始終是所大學，英語為主也非不可理解。然而，當我進一步了解校史時，才發現教學語言的問題不是理所當然，而是牽涉到一個地方的文化及學術發展；以及大學應如何運作：即大學應否國際化的問題。而十數年前的中大，就因校方以英語為授課語言一事，惹起軒然大波。

中大啊，你為何要哭？

在改革語言政策上，校方早有改革藍圖，迫使各學系逐步地轉為以英語授課。2004 年，劉遵義校長剛上任，當時校方要求不同學系表明，能否在下學年提供一定數量以英語授課的課程，以及收取非本地生。正如上司要求工人表明能否加班一樣，在資源由校方掌控的情況下，當時不少學系面對校方雷厲風行的改革方針，大都因受壓而妥協。

2005 年，校方再要求願意增加英語授課課程比例的學系遵守四個條件 [2] ，以硬性規定學系做到校方的標準：

一、必修科須以英語授課，如該科設數班，則至少一班 為英語授課；
二、學系須提供足夠英語課堂，令非本地生可修讀足夠 學分畢業；三、至少一節導修課、實驗或練習課堂須以英語授課；
四、所有英語授課課程須有英文試卷。

然而這些政策變動是為了達到甚麼目的？中大學生會後來從非正式渠道，獲得一封由副校長楊綱凱向學系系主任發出有關教學語言的信函，揭發了校方準備收取數百個非本地生，並要求學系提供英語課堂。可見校方欲大規模改革學校語言政策，是為了滿足非本地生的教學要求，為招收更多國際學生打開方便之門。

但這改革卻無充分諮詢中大師生。很多學系本身沒有英語課堂，亦不夠資源同時開辦中文及英語的課堂。在資源緊拙的情況下，大部份學系只能放棄中文而採用英語授課，對不少中大同學帶來學習上的困難。因此這變革引來極大迴響。

1 月 31 日，中大學生會以及捍衛中大理想小組（由一眾反對以英語作主要授課語言的學生組成）將〈哭中大〉 聯署聲明電郵予同學，並於校園收集同學簽名，同時在文化廣場掛出「哭中大」橫額及大字報。事隔數天已有超過 800 人聯署聲明。後來，學生會更舉辦「中大國際化研討會」，邀請蔡寶瓊、梁文道、陳健民、陸德泉等討論事件，座無虛席。及後，亦有不少校友與師生撰文批評英語授課的校政改革，校方與師生校友持續拉鋸。直到 2008 年，當時的學生李耀基入稟法庭作司法覆核，後於 2011 年敗訴。儘管事件影響深遠，亦有大量反對聲音，卻未能制止中大的英語化進程。

究竟，哭中大所為何事？
一切源於政府提倡的大學國際化。

國際化還是偽國際化？

當我們聽到「國際化」時，往往會想到與外國學術交流所帶來的火花，以及與外地人互相溝通文化的美好畫面。然而，於政府及中大高層而言，他們想到的是從國際引來的經濟收益，以「國際化」之名，推行「具國際 面向的市場化」。

2002 年，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下稱教資會）所發表的 《香港高等教育》報告書明言，面對「國際化與人力市場的世界性」，高等教育有必要改革，以使香港成為亞洲的「國際都會」。及後教資會發表《共展所長 與時俱進》報告書闡明「其立場為促進各院校在各有關方面致力達致具國際競爭力的水平」，透過與其他地區的大學競爭，多收外來學生，藉此賺更多錢。及後，一連串大學國際化政策便接踵而至。

藉著人們對「國際化」一詞的美好想像，來掩飾以教育賺錢的目的。究竟這種教育方針的轉變會如何影響到教 育本身，以及其理念？種種政策又是否真的有助香港高等教育走向國際？現時大學國際化的模式，真的是一條出路嗎？我們不妨先審視政府推行所謂「國際化」的手段，再來談談其後果。

手段一：市場化

將商業邏輯灌進大學院校

要賺錢，其中一個重點是節流。受 80 年代開始的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影響，各國政府開始削減財政預算。因為相信私有化與市場化最有效率，諸多公共服務如交通、醫療、郵政都交由市場機制經營，從而希望達到高效率及低成本的效果。

香港向來高度重視市場的作用，在各領域推動市場化亦不遺餘力。2004 年香港政府將多個公帑興建房委會商場出售並上市，屋邨商場自始脫離政府的監察與管理。市場化後的公共服務不再以市民為本，而是追逐著無盡的利潤，瘋狂加租。抵不住貴租的店鋪，變成一式一樣的連鎖店。要知道居住在領匯商場附近的居民大多也是公屋居民，市場化後的成本最終轉嫁予草根。

政府決意進行「大學國際化」時，需要擴展高等教育院校，並找尋更多財政資源以平衡龐大的支出，而政府的第一步便是使高等教育市場化，採用商業手法來經營大 學或高等院校。2004 年政府向八大院校削減經常性資助 10%，及後政府撥款佔大學經費的比例亦逐年下降，從以往約 70%，至現時只有 55%。

與此同時，政府又鼓勵大學大量招收非本地的自費生，及開辦林林總總自負盈虧的副學士乃至碩士課程，使大學儼如一所學店。政府欲開源節流，便把財政壓力往高 等院校裏壓，大學高層也急著想方設法回應了。

教資會干預學術自主，迎合國際化要求

最能夠突顯政府以市場邏輯來推行「大學國際化」的，莫過於現時教資會對院校的撥款機制。儘管政府不能直接干預大學的運作，但其實政府可以透過撥款來影響大 學決定。例如政府若想大學收更多非本地生，可以設立一個撥款機制，額外撥出資源予收取更多非本地生的大學。在財政壓力下，院校亦不得不跟隨。

教資會實際掌握了過百億的專上教育撥款，可謂掌控著各大院校的生殺大權，把商業邏輯及市場考量強加於大學身上。過往至今的委員往往為政商界人士，他們身兼 多職，例如現時的主席唐家成曾是證監會主席，教資會內的質素保證局主席梁國維曾是香港鐵路有限公司的行政總裁等。現時教資會向大學所撥的經費資助，大多是 來自所謂的「經常補助金」，當中主要分為教學用途撥款及研究用途撥款，市場邏輯在此兩項撥款中的準則中發揮得淋漓盡致。

「教學用途撥款」主要與學生人數有關，有越多學生的院校就能得到越多教學用途撥款。這項撥款的機制，影響大學在開辦學科時的傾向，令各院校變得商業導向。

2009 年起，政府推出坊間稱「學額回撥」的優配學額機制 [3] ，在這個機制下，各大學要把部份原有的學額吐出來，然而再由各大學競逐這些學額。然而，一所大 學如何在這「爭飯碗」的競爭中得利？教資會提出的四個準則中極度強調國際競爭力，第四個準則亦明言要考慮「院校有否與業界及社區建立配合其院校角色的夥伴 關係」 [4] 。以中大為例，在 2012 至 2015 年所贏得的學額便用來開辦了「環球經濟金融、能源工程和地球科學」等商科及實用數理科 [5] ，當中無任何與人文科目有關係的學科。

換句話說，大學想爭取更多資源時，需從商業的角度出發。但與哲學、文化研究有關的人文學科，試問又如何直接地與「業界」建立夥伴關係？各學院在如此的市場 化下資源緊絀，難免順應商業邏輯，甚或只加開受歡迎的學科，停辦一些無商業價值的學科，2004 年中大的殺系風波後又加開法律課程便是一例 [6] ，去年港大取消天文及物理和數學兩科為主修亦為一例 [7] 。

「研究用途撥款」主要與大學的研究相關，當院校的研 究越「高質素」，院校便能獲得越多撥款。究竟何謂高質素的研究？這主要取決於教資會的「研究評審工作」 （RAE），其準則在於研究能否迎合國際研究的學術主流與國際學術圈銜接。撥款具體評審準則是考慮文章的影響因素（Impact factor），由國際期刊所引用該研究的次數而評定其國際影響力 [8] 。

然而，「國際學術圈」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為中心，大學的「國際」研究要以西方議題為主，以英文來撰寫，國際化後的大學淪為西方國家的學術殖民地，香港逼不得已地跟著既定的美國化遊戲規則。此舉透過財政手段，干預學術的自主性，無非是希望把香港的高等教育及研究包裝成符合國際市場的學術商品，將教育商品化 再推出國際市場，成就政府所欲達成的大學國際化。

市場化下的惡果

時至今日，這種以國際化為名的市場化，為中大乃至香港高等教育圈帶來了諸多弊端。

其一，量化學術論文，威脅研究質素。教資會的研究撥款機制相當重視各大院校的研究產出，為了獲得更多資源，院校難免向教授施壓，要求他們產出更多符合評審 準則的研究論文。不少研究「為做而做」，學者僅是為了迎合機制準則，而非以其本身所欲研究的方向出發，因此研究的質素難免受到影響。

其二，研究西移，不利本土學術。正如上所言，RAE 的撥款準則，在於研究能否有國際面向，刊登於北美學術期刊之上。試問若談「香港民主運動口述史」、或研究 「香港人如何看待社區」等，如何能被刊於外國的期刊之中？缺乏本土研究，使香港的學術無法與社會現況接軌，失卻了其服務社會的功能。若有學者欲進行有關香 港的研究，無利於院校爭取撥款；當學者若希望研究本地議題，又能獲得研究撥款，就必需取巧地玩這個學術遊戲 [9] 。

其三，重研輕教，兼職教員用完即棄。在削減開支的熱潮下，不論教授、行政人員，抑或是其他在大學內工作的職員，如校工與保安等，都受到很大影響。昔日中大就有校方高層「肥上瘦下」的醜聞，為了降低學校營運開支，以更大比例削減其他非教職員如清潔工的薪酬。 教資會研究導向為準則的撥款政策下，院校必須有更多研究產出，方能得到足夠營運的撥款。新入職的大學教授要面對非常短期的聘請合約，即所謂「3 + 3」，就是提供兩份三年制的入職合約。在第一份合約期間，新聘教授必須在三年內交出亮麗的研究成績，方有機會再續三年合約，晉升為副教授，得到實任崗位。另一方面，為了使教授能專心應付研究「跑數」，院校便聘請兼職教員代其教學 [10] 。

這些「教學代工」往往以短期合約聘請，現時中大便有數百名兼任教員，每個學期他們只有 20 個星期合約，備課所花的時間不包括在薪酬以內，亦不能享有全職教 學人員的待遇：開學後才可以使用校園的圖書館服務、使用保健處服務要正常收費，沒有助教協助的情況下備 課教學、登分、記錄出席率及出通告等事項均需要一腳踢，月薪卻只有全職講師的四分之一。

當教員薪金如此微薄，自然要面對不少經濟壓力，兼任教師需在不同院校學系「流浪」，身兼多職。工作量又如此繁重時，教學質素又怎會不受影響？重研輕教，到 頭來受損的便是教學的質素。

手段二：英語化

以英語打進國際圈子

香港推行大學國際化的手段，一方面能夠體現於研究的層面上，透過研究用途撥款來逼使大學傾向研究國際的議題。但更具爭議性的，卻是在以英語作為教學語言的 問題上。

政府要將教育變為產業，透過採用國際最通行的語言，即英文作為教學語言，便能吸引外來學生來港就讀，賺取學費。不少人會認為英文乃國際語言，學好英文的重 要性無容置疑，而香港學生往往亦覺得以英文教學是理所當然之事，因此才對英文中學趨之若鶩。然而，應否以英文教學其實牽涉到很多複雜的問題。

假若細察自己的喜好，不難發現我們隱隱然覺得英語的東西更有「格調」，英文彷彿為精英及專業的象徵。後殖民地理論家 Frantz Fanon 便曾提出「殖民情結」， 描述 20 世紀後殖民時期，曾被殖民的黑人心理上的劣勢情結。被殖民的經歷令他們把語言想像成權力，而說白人的語言就能更像殖民者，故此便會出現一種白人語 言勝於本土語言的想法。香港亦同理，即使殖民管治結束，但英語勝於華語的思維仍植根人心 [11] 。

故此，在英語國際通用的背景下，「英語化」遂成打進國際圈子的不二法門，也正好吸引外來的學生。各院校亦順理成章地配合政府大學國際化的「英語化」取向。 2005 年，浸大協理副校長傅浩堅便為迎合「國際化」，表示大部份課程均會以英語授課 [12] ，至 2011 年，浸大更要求所有科目除非獲特別豁免，在下學期起要以英語授課 [13] 。基於英語在香港的文化優勢，不少師生儘管覺得英語授課比較困難，但只會對此感到無奈，甚或認同。有些院校如港大本身就極重視英語授課，故對此並無感到不妥。但對中大而言，「英語化」尤如摧毀其創校原意的狼牙棒。這亦是「哭中大」事件的源由。

英文授課較中文好？

中大成立的背景，緣於當時只有香港大學能夠頒授大學學位，而精通英語便為當時入讀港大的基礎條件。當時的中學分為英文中學與中文中學，對於中文中學的畢業 生而言，升讀大學的機會相當渺茫。殖民地政府的這種教育政策，明顯重英輕中，深化了文化上的殖民。中大正正是在這樣的歷史脈絡下成立，代表著中文高等教育 在香港的空間。若現時將中大的授課語言轉為英語，正是忘卻了其昔日的歷史使命。故此，當日中大提倡要英語授課，不少師生與校友都撰文批評中大高層對忽視中文授課的重要性。

當中最容易理解的，則是以英語授課的教學效率及經驗問題。語言作為接觸新事物、新知識的媒介，以最為流利的語言學習，學生將更易掌握到知識。各位若曾經過公開試的洗禮，經歷過中文說話及英文說話的考試，都不難體會到，以母語討論往往能更易達至深入的溝通與交流。中大翻譯系創辦人孫述宇教授在 1977 年的撰文〈使用中文是中大的使命〉亦早已申明以中文授課的重要性。他指出「外語始終為外語，有母語的人無法使用得十足純熟，老是拿一件不利之器，怎能善其事？」

孫教授認為，母語教育是要做好學術工作的必要一環，而不僅在於方便當時中文中學的學生。我們應做的，並非甘於以外國的語言來做學術，而是應該以翻譯的方法 將西學歸化於中國。孫教授又舉例「東京大學用日文、 巴黎大學用法文、柏林大學用德文⋯⋯每一家有名望的大學都用自己學生的母語，甚至研究外國文學時亦然。」 而有鑑於當時中大其實早有廣泛使用英語的趨勢，孫教授雖然認同不能在校禁止英語，但他亦言「使用英文用得這麼廣泛而不知錯，便是忘記了中文教育的目標與使命，與中大創辦的旨趣背道而馳。」

對於社會整體而言，英文作為大學教育語言會造成學術與社會的斷裂。梁文道當時亦在〈說英文的中文大學〉一文中提出，香港曾為英國的殖民地，今天的香港社會出現了「語言的斷裂」的問題。對於香港人而言，「英文是一種專業語言，比起日常使用的中文高了一級，不會英文是值得自卑的。」當整個社會的大部份人仍然是 以中文為母語，他們卻對一些專業領域上的語言一竅不通，此之謂「語言的斷裂」。而梁文道亦言大學的其中一個功能為服務社會，當中包括「要把大學裏面開發出來的知識和觀念，透過一代又一代的學子和教師們的演說寫作，流播向社會各界。」另外，「社會的日常語言也為學術界供給大量基礎」。然而，「語言的斷裂」卻將這種社會與學術的循環打斷了。中大的母語教學，正正是修補這條循環橋樑的關鍵。

更重要是，母語教育對民族學術的發展極具重要。哲學系教授關子尹在其文章〈語文作育，國之大事〉中，以 17 世紀歐洲的「三十年戰爭」為引子，指出當年德國作為最被蹂躪之地，最嚴重的後遺是文化上長久地失去活力，包括對德語作為母語的自尊和自信。而在國際化的風潮下，我們亦同樣面對語言受壓的挑戰。不少人認為學習英語相當重要，關生的回應是，雖然學習外語有其好處，但我們應「清楚地把英語教育朝向『優質外語』， 而非『模擬母語』的方向定位」，不可在「辦教育時罔顧語言現實，以為只要把種種本應以母語運作的語以平台都以英語替換，國人的英語便可『形同』母語云云」。

關子尹教授明言「大學講堂是一民族學術文化和知識價值跨代傳承的重要機制。所以，在以本國學生為主的情況下，捨母語而全面英語授課從教育上看是違背語言現 實，從文化政策上看更是『自毀長城』。」他亦提醒我們，「把各領域的尖端知識自全球學術平台汲取回來後，能否把這些知識真的留住，並盡快回哺到中學、小學，乃至擴大的國民大眾去，視乎大學的一群師生能否以母語把這些尖端知識重溫、思量、講論、爭議和應用。」

結語

大學國際化這個議題，可謂錯綜複雜。當中牽涉的爭論，亦實非筆者這一篇文章足以論盡。很多校園上的問題，實際上很常與大學國際化、教育商品化等議題連上關係。然而，國際化走到今天，市場價值與學術價值的界線應如何區分，教育本質上的意義，乃至中大本身所著重的精神，又如何適應時代的變遷？這些問題都很值得你我深思。而再論及中大的國際化政策，筆者亦未見中大有更強的國際交流、文化交融等好處。校園內本地生與外地生的交流貧乏，甚或乎實際上大部份外地生皆為內地同學，筆者讀了三年也未嘗體驗到所謂多元的文化氛圍。話說回來，筆者身在的哲學系，屬於少數沒有接受英語授課要求的學系，大部份課堂仍可以中文討論， 使我更能享受學習本身而不被語言問題窒礙。我很難想像如果有一天，我要以英語來討論儒家、佛學，或是康德，將會是何等境況。

註：
[1] 入學百科——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系
[2]〈國際化事件時序表〉《中大五十年》
[3]「優配學額」機制下，學資會要求各院校將若干部份的學士學額抽出來，而八所院校每三年便需撰寫「學術發展建議書」 以競逐這些學額。現時各校需回撥的學額比例為原有學額的 7.5%，堪比一個學系的學額。
[4]〈善用珍貴學額 回應社會所需〉教資會網誌
[5]〈高等教育政策——學額回撥機制〉
[6]〈殺系〉《中大學生報》
[7]〈以 6 票之差 港大理學院通過取消「天文」、「數學/ 物理」主修科〉香港 01
[8]〈《黑色止血鉗》與 Impact Factor〉
[9]《大學走向國際，香港研究卻走向死亡？（下）》，端傳媒。
[10]〈大學風暴 當大學淪為無良僱主〉工盟團結報
[11]〈中大理念的警號:國際化前傳〉
[12]〈浸大走向國際化 課程增英語授課〉明報。
[13]〈全英語授課 浸大師生發彈 指一刀切推行 干預教學自 由〉蘋果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