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版——前言

理論與實踐在革命時代曾是一個尖銳的現實政治問題，但在「告別革命」、改良主義與懷疑論當道的當下，理論重新被束之高閣，其實踐問題表現為技術官僚（technocrats）的統治術，而其理想面向則與精品咖啡一同出售予時髦的知識份子。現代的知識理論似乎陷入了困境，而後結構主義者則認為這是抵抗西方中心主義的「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和知識暴力（epistemic violence）的勝利——但普世論述就等於是知識暴力嗎？經濟、性別、宗教與種族的壓迫能透過消除知識暴力而被推翻嗎？到底是誰掌握了知識的生產與分配制度？知識為誰服務？知識必然抽離於群眾嗎？到了二十一世紀，為何我們仍要為這些問題而苦惱，這真的是因為以上問題是屬於「知識學」的大哉問嗎？於一百零三年前被處決的德國馬克思主義者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面對相似的理論困境，評論馬克思主義停濟不前時，她作出的批判分析並非只囿於學術觀點，更重要的是其包含了她的政治理想與行動藍圖：

「只有當工人階級從他們今天和生存條件下解放出來時，馬克思的研究方法才將和其他生產手段一起社會化，為了全人類的幸福得到充分的利用並且充分發揮它的能量。」[1]

換言之，知識的解放所依靠的不是少數著名而「激進」的理論家，知識的解放需透過全人類從經濟、性別、宗教與種族的壓迫下解放出來才得以實現。與全球資本市場妥協並得以讓自己的「激進」觀點流竄遊離其中——這種狀態形塑了後現代的「反霸權」形貌。此期新增的「思潮」版面旨在打破這種自我放逐的局面，迴溯與整理不同時代的進步性（progressive）與烏托邦主義（utopian）思想。

人際紐帶在目前政治低迷、疫情肆虐的情況下進一步肢離破碎，破解（debunk）意識形態的知識工作諷刺地成為自身批評的陳腔濫調——解構過後，我們急需重新建構屬於自身的烏托邦理想，正如為美國社會學家賴特·米爾斯評論新左派的知識工作時寫道：

「烏托邦主義於今天意味著的是超越個體離散處境的批判與想法，並讓人們得以直接理解及並有理由希望加以改變這種處境。需要了解並加以改變的不是某個機構或政策的某一細節。如果要實行新左派的政治，就必須分析機構的體制和政策的基礎。就這個意義來說，我們的批評和建議必然針對體制問題，因此對於我們來說，它們目前還屬於烏托邦主義。」[2]

我們拒絕後現代對結構性壓迫與集體解放的含糊不清，並從這失語的沉默中迸發出被壓抑的一句：「那是他們批判的武器，而這是我們武器的批判」。

[1] 羅莎·盧森堡，《 馬克思主義的停滯和進步》

[2] 賴特·米爾斯〈給新左派的一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