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解僱不再成為武器——國家打壓後的工運新嘗試

文：李健豐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下稱國泰工會）作為其中一個香港大型工會，總會員數達七千多個。這個工會在過往的工業行動中，爭取勞工權益獲得不錯的成績。然而，8.5 政治罷工後，接踵而來不是以往的勝利，反是一波又一波的政治打壓狂潮，國泰工會又如何面對？當中又有甚麼思考和局限？因大三罷而衍生的新工會亦可參考國泰工會的具體經驗，盼能尋索出一條新路。循着這些問題，筆者分別訪問了身任職工盟主席丶空勤人員總工會理事和英航香港機艙服務員工會總幹事吳敏兒，與現職國泰空服員 Chris（化名）。

國泰工會崩散之前

國泰工會在坊間的印象都是組織力較強，以及面對公司的話語權較大。招收會員方面，國泰公司會配合工會，吳敏兒表示「喺公司嘅新人培訓班嗰時，有一個時段等工會理事可宣傳加入工會嘅會務，先建立起良好的第一印象，令新入職的同事對工會有信心。」她強調第一印象的重要，亦表示同事成功的受助個案在職場中流傳，令工會的口碑建立起來。

問及國泰工會較強的組織力從何而來，吳敏兒指其源於恒常的會員大會及定期發放會員通訊的電郵，令在不同地方公幹的成員更了解工會的運作和決策。工會理事本身個人操守亦是工會公信力的關鍵。「據我所知，有親建制嘅地勤工會理事，做咗幾年之後，就做咗公司嘅 Director。相反，我哋工會嘅理事係為同事爭取權益，唔係將工會當成個人升遷嘅跳板。」

早於 1986 年，國泰工會已與公司達成集體談判協議，屬香港少數擁有集體談判權的工會。國泰每年須與工會就加薪幅度及工作安排進行談判。在勞資雙方的談判上，工會要取得優勢，本身亦需着力理事的領袖與組織培訓，「我哋嘅理事真係隨住做嘢同埋參與唔同嘅國際工會會議，去累積經驗，加上真係去鑽研勞工條例以及國際民航局嘅條例，所以有事嘅時候，先可以為會員爭到權益。」

因為有上述的組織基礎，所以國泰工會一直以來都有不俗的工運抗爭成果。最近一次就是國泰工會與國泰在經歷了 9 個月的磋商後，終於在 2018 年成功爭取空服員的退休年齡由 55 歲延長至 60歲，在勞工權益上再次取得成果。

政權打壓前的寧靜下午

航空業一直以來的工運傳統，加上得見 7.26「和理飛」集會的成功，所以促成後續的 8.5 罷工，令當日過百航班取消。當日的抗爭成果，原來是政權反撲前夕的寧靜下午。當中國民航局於 8 月 9 日向國泰發出航空安全警示後，先是國泰高層大換血，繼而無理解僱四十多位空服員，其中一名更是港龍工會主席施安娜。工會面對來勢洶洶的打壓，但似乎未有進一步的回應，當中有何制肘？

國泰工會之所以沒有積極參與組織工作，是因為這場運動強調無大台，宣傳與動員的行動都是由空服員自發參與。空勤人員總工會只是協助和理飛發起人申請不反對通知書，保障他們的身分免受曝光。組織模式由過往以工會組織為核心的工業行動轉變為個人自發參與的政治抗爭。

更重要的原因是，工會換屆。Chris 透露「其實工會喺 6 月到 8 月呢段時間都係真空咗，上一屆嘅工會理事因為啲會務問題，決定喺完咗任期後，唔會做任何會務。所以前工會理事喺 5 月 31 號後係冇權代表工會。反送中期間，前工會理事都只係喺 7.21 之後同國泰公司爭取同事覺得心理 unsafe 而唔返工，唔會被追究。工會嘅角色係被動嘅。」

他坦言「（喺國泰解僱潮呢件事）工會可以話係無力。」由於中國的打壓，國泰將向來也有的匿名舉報政策中，「航空安全」的定義擴大到員工曾參與示威遊行。然而政策原意是防止機組人員的行為失當，直接危害航空安全，譬如機師醉酒駕駛等。正因為國泰改變了「航空安全」的定義，令員工「篤魁」的事發生。Chris 透露，同事之間失去信任基礎，由以往在下班時詢問會否參與集會遊行，到現在盡量避談自己的政見與參與，因為「唔知你隔籬嗰個係黃定藍」。

工會實際上亦沒有掌握會員的政治取態，甚或過往作出政治表態時，會遭到會員反對。Chris 表示「喺反送中運動之前，工會都會出啲政治表態聲明，同埋呼籲會員投某個泛民候選人，都會收到會員投訴，話『唔應該做政治表態』。反送中運動後，更有幾十個會員因政見而退出工會。」正因為工會的定位主要座落在勞工權益，但在政治上較少說服會員支持民主的活動和機會。所以，工會成員在勞工議題利益一致時，容易發動工業行動，但政治上則立場不一，政見分歧造成動員政治罷工上的困難。

工會面對種種困難，Chris 知道前工會理事仍然與國泰開過幾次會，然而公司的態度強硬，「公司都話係『No Control.』，顯示係唔會讓步，其後公司亦寧願做多好過做少，因為中國係可以以所謂安全理由，嚟停你機幾個鐘，甚至取消你嗰個航線嘅 Timeslot，唔畀你飛。」Chris 對於罷工的研判是「唔同之前嘅工業行動，對手只係國泰公司，但今次嘅對手係國家政權，即使係罷一個月，國泰都唔會讓步。」因此，工會的目標轉為「保住同事份工」為主。

發動罷工失敗後，問及工會對這一波的政治打壓有何後續回應，吳敏兒表示「有任何會員真係希望訴諸法律，工會一定會撐佢。但被解僱嘅同事年資都不一，由做咗14 個月到做咗 14 年都有，唔係個個都會想同公司打官司。有啲做咗兩三年嘅同事會覺得我揾過另一份工，唔花咁多時間同公司糾纏，喺出面呼籲人哋杯葛國泰。」

本地．說服．國際

經歷是次猛烈的政治打壓後，吳敏兒亦談及自己對工運抗爭的想像：「讓解僱不再成為武器」。她當然了解到不同人被解僱的歷程有所不同，有些人的情緒上是難受的，但從務實的心態上，要認知到「任何人因乜嘢原因，冇咗份工，第二日都係揾工」。同時，工會亦要收足夠的會費，積存財政實力，幫助會員度過這段艱難的歲月。她亦不排除將來各行業工會籌集資金成立總基金，以支援會員因種種原因所面對的財政困難。

反過來想，解僱之所以能成為資方的最大武器，是因為工人必須依靠工作來維持生計，失去了工作就失去了生計，這方面的切身利益考量，又應如何處理？吳敏兒提出將工運與黃色經濟圈作連結，「黃色經濟圈，即係黃色僱主圈。黃色僱主可以視乎工種，引介工作畀被解僱者。」然而，實際上，不論小店，還是大企業，很難完全與紅色資本切割，譬如：原材料進口、中國市場的既得利益等。

她亦承認企業無可避免與紅色資本扯上關係，但她的觀察是「有啲大型企業嘅僱主，採取『隻眼開隻眼閉』嘅態度，唔好揚我出嚟，唔好講我哋表唔表態，但暗地唔持反對態度」。她分析這些僱主默許的心態出於兩個可能原因：一是僱主本身支持抗爭運動，二是商譽問題。「如果企業好高調咁話秋後算賬啲員工，佢都會驚畀人杯葛，畀人圍。」她又提到，其實有僱主本來對於這場抗爭運動不置可否，但只要有一個有力的理由可說服他們，譬如警暴，他們就願意不具名地參與抗爭。因此，她特別強調說服和拉攏僱主成為抗爭運動一分子的重要性，「說服到僱主唔好開聲（同政權）一齊打壓，對伙計可以寬鬆處理就寬鬆處理，亦係令抗爭力量得以延續嘅方法，我覺得已經足夠。」

黃色經濟圈不僅是香港的黃色經濟圈，更要建構國際的黃色經濟圈。吳敏兒認為中共會透過資本的壓力，加大政治壓力，例如一帶一路，不斷游說其他國家借錢，接受中國的資金，繼而令企業依賴紅色資本，並以撤資作為政治施壓的手段，結果其他國家與企業都受中共牽制。當地政府甚至會拒絕向工會透露與中國企業合作的細節。故此，她認為各國的總工會需提高對紅色資本的警覺，要監察政府與企業和中國的經貿合作，「總工會要話畀大大小小嘅地區工會聽，當你哋同僱主傾協議，改善勞動條件嘅時候，要留意，係咪要遷就中國嘅投資或資本，而且只係帶嚟中國工人，可能對本國工人冇利益。咁就要趁當地政府未推出政策之前，工會就好反對。」她分享在國際會議上其他國家級工會的意見，「譬如澳洲嘅工會，工會勢力大好多，佢哋會要求澳洲政府披露資料，否則會有行動反抗。」她續指其他國家的工會都有注意到紅色資本滲透的問題，會有所行動。

她認為黃色經濟圈的未來圖像是「唔同位置都要發力，令其他地方嘅總工會接觸到當地嘅大企業，再將呢啲問題顯露出嚟，要當地政府有所反映，其他國家對紅色資本有所警覺，最終黃色經濟圈呢種結構可以超越香港。」

從工會的整體發展策略而言，就是要拉攏各階層的勢力，扭成一股繩對抗國家政權。在本地方面，既有工會除勞工權益外，更應多作政治說服，令較保守的工會會員趨向支持民主。新工會穩固自身實力之餘，亦應招攬「淺藍」的潛在會員，擴大可罷工的動員基礎。新舊工會均應嘗試說服僱主，一同對抗政權打壓。在國際方面，香港的新興工會力量要跨越國界，與其他國家的工會多作說服與連結，共同抵抗中共這個龐大的國家政權。

結語

回顧整個國泰的政治打壓，基本上都是國家透過企業向每一個體施壓，進行政治報復。這種三層的權力結構，工人就處於最底層。工人聯合起來，組織工會，就是要和資本與國家權力角力。工會與國家在博弈，資本則在其中盤算，計算着哪一方的壓力較強，則順從哪一方的意志。從國泰的例子中，結果顯而易見，國家的力量仍然擁有很大的優勢，工會距離反制國家權力還有一段很遠的距離。我們要拉近與國家力量的差距，就必須說服更多人，連成一陣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