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物窺人——張宏艷

勞力士手錶是我爸爸二十一歲從印尼赴中國前，父母送他的臨別禮物

爸爸在印尼出生，他家是當地開餅乾廠的富裕華僑，司機接送，傭人成群，小孩都在學鋼琴、唱聖詩。中國建國之初，許多海外華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甚至把子女送去建設祖國。當時如果選擇歸國，就必須放棄印尼護照。所以1957年我爸爸踏上輪船一刻，真頗有「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悲壯。

他到了北京讀醫，重遇上印尼華人教會認識的女孩，後來成為我媽媽。不久發生一連串政治運動，一直到文化大革命，華僑的生活都很不好過，所以他們帶着五歲的我逃到香港，再次白手起家。

這隻錶陪爸爸從印尼到北京，再從北京到香港，直到他2015年去世，他都不肯戴其他錶。生活窘迫時他變賣過很多家當，包括他的手風琴、Rolleiflex相機，但就是沒有賣掉手錶，因為它承載着理想、漂泊、父母恩情、家的力量。

我在日本採訪二戰老兵的報道獲得2007年中大新聞獎

唸大學時我選擇主修新聞、副修日文，純粹出於興趣和耍酷，沒想到兩者的結合帶來豐富的人生體驗。本科畢業後我成為有線新聞台主播，兩年後獲批日本文部省獎學金，到日本慶應義塾大學修讀政治學碩士，歸港後重投有線。

2007年某天，我上司在NHK新聞台看到一位叫金子安次的日本老兵，揭破時任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聲稱二戰軍中沒有慰安婦的謊言，便叫我想辦法把老兵找出來，到日本做個專訪。幸虧之前在日本讀書結識了不少記者朋友，我好不容易找着老兵，聽他講述戰爭記憶，聞之無比震撼；晚上回到酒店翻譯字幕，難過得差點陷入憂鬱症。他的故事讓我看到一個活潑正常的年輕人，如何變成戰場上的殺人機器，讓我看到戰爭多麼荒謬，不論侵略者還是受害者，都是戰爭的輸家。

在日本唸碩士期間我愛上滑冰

我原本並不愛運動，到了日本在朋友介紹下，跟一位栽培未來奧運選手的教練學滑冰，自此迷上了。縱橫在冰上那飛馳如閃電的速度感，讓我心醉。那時候自己一星期到溜冰場練三天。我學校在東京都，滑冰課在長野縣，要乘一個半小時地鐵。為了不浪費車費和車程，我每次都是一大早出發，跟教練學完後自己再滑好幾個小時，直到天黑才肯走，因而進步神速。真後悔自己不是從六歲就開始學。

《歲月無聲》是我從日文翻成中文的譯作

在日本唸書時值香港回歸前夕，我經常到圖書館留意有哪些日本人關心的香港話題。有天在書架見到一本叫《尋找旅遊書中沒有的亞洲——香港》的書，一看之下，既拍案稱奇，又自慚形穢。香港人司空見慣的地方，竟然藏着我聞所未聞的歷史，例如半島酒店曾是簽署投降協議的會場、赤柱聖士提反書院曾發生大屠殺……我一身冷汗，自問：「你還算是香港人嗎？」

於是我寫信給出版社，邀約作者和仁廉夫到咖啡館見面，並徵得他同意讓我把書翻成中文。可惜當時我人微言輕，回港後拿着譯好的章節四處找出版商，都石沉大海。其後我懷孕生子衝事業，忙得不可開交，出版一事束之高閣。直至十六年後的2012年，我才終於兌現了承諾。

我2017年加入中大，不久得知和仁希望捐出大批香港軍票索償案資料，馬上為母校爭取了這批珍貴史料，藏於中大圖書館。香港被日軍佔領時期，居民被逼將全部身家兌換成軍票。但日本戰敗後，軍票變成廢紙，港人財產頓時不值一文。香港受害人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向日本政府索償，和仁是義務協助香港索償團隊的一員，可惜官司最後遭日本終審法院駁回。我由衷感謝和仁把香港人的歷史還給香港。

我隨身攜帶兩部手機

原意是一部處理公事、一部處理私事，但慢慢已分不清，也不敢把它們合併，生怕把資料導出導入會弄丟幾千個聯絡人任何一個。除了用它們打電郵、回短訊、查資料、拍照、錄音、記筆記，還要擔任我媽的秘書，替她處理親戚朋友的邀約，還要幫兒女們安排補習班、籃球班、網球班、畫畫班……所以上班時間很忙，下班仍然機不離手。不過我是樂在其中的——我兒子喜歡玩「王者榮耀」，我只不過是喜歡玩「鬥快回訊息」嘛！

這分別是我二女兒（左）和小兒子的畫作

我有三個孩子——大女兒今年大學畢業，二女兒升大四，兒子升中四。他們成長得很快樂，因為我沒時間管束他們，任他們自由發展。做記者時日以繼夜，後來從事公關又經常晚上有應酬、週末有活動，一星期七天都見不上幾面。這次疫情反而給了我贖罪的機會，多了時間一家人吃飯、做甜品，共聚天倫。週末找個酒店一起「宅度假」，不用安排特別節目，吃吃東西聊聊天已經很愉快。

我深信言教不如身教，與其教子女怎樣解答數學題，不如親身示範怎樣做人處事。譬如婆婆生病了，他們不會看到我愁容滿面、坐等解決方法從天而降，而是按部就班的找醫生、安撫婆婆、諮詢專業人士和保險經紀，潛移默化地他們就懂得日後當自己遇到問題該如何應對。我覺得這比學會怎樣考一百分重要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