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娓娓道當年 殷殷語意綿
鄭海泉回顧多年服務校董會的難忘時刻
鄭海泉博士
香港中文大學校董會主席 2009–2015
鄭海泉博士最為香港人熟悉的身分是香港上海滙豐銀行首位華人執行董事，以及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首位華人主席。在中大，我們最津津樂道的是他是學生會第二屆副會長，1973年新亞書院經濟系畢業生，更是第一位出任校董會主席的校友。
去年10月23日，鄭主席功成身退，離開了領導大學六年的崗位。對結緣幾近半世紀的中大，他的關懷之情溢於言表。
你出任大學校董會主席時，剛從滙豐退下大半職務，那時你形容為退而不休。現在是全退了嗎？
沒有啦，朋友可不讓我退下來啊，好幾位邀請我出任獨立上市公司的董事，也挺忙的。中大正在籌備的私營教學醫院，我也有參與。剩下來的時間我多與家人親戚一起，尤其是三歲的外孫女，是我幫着寵，太太幫着教。以前朋友常罵我，吃個飯要預約三個月，現在沒這個問題了。我保持每早游泳四十五分鐘，夏天室外，冬天室內，風雨不改。總括來說，是忙中有序。
統領中大校董會期間，有何棘手之處？
我會說沒有甚麼棘手的，第一：中大有很好的團隊，我和劉遵義和沈祖堯兩位校長、霍泰輝副校長等，都合作愉快。第二：任內的多項重大發展，過程當然不是一路順遂，各校董亦多各有高見，但往往能從長計議而達至共識，加強了我們迎難而上的決心，終令宏圖大計一一實現。第三，我深信身為大學校董會主席，最重要的是與大學管理層確認發展方向，隨後便是監察與支持。而作為主席，則先要多支持，再監察，過去多年的經驗證明，這是有效的。
那麼最難忘的是哪些工作？
首先是五間新書院的籌備以至落成。為了應付2012年學生人數驟增，又不想無限擴充原書院的規模而失卻書院生活和教育的原意，大學決定增設五間新書院。中大是公營大學，但政府資助只能維持基本的開支，要在設施科研等方面穩步發展，很大程度要靠籌募經費。幸好得到校董會和校內外中大朋友的支持，現在五間新書院屹立在中大校園內，形成了百花齊放的書院文化，給學生豐富的學習經驗。
第二是香港中文大學（深圳）的成立。這個意念是劉遵義校長萌生的，起初不少人存疑。我跟他與其時的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會面，得到大力支持，後又得邵氏基金會認同理念，承擔一億多元的種子資金，計劃遂得以開展。到2014年錄取了第一批學生，我和沈祖堯校長及幾位校董出席開學禮，和新生談話，令我十分感動。
第三是香港中文大學醫院，由構思、拍板到初期策劃，進展良好。在中大自己的校園內興建一間私營教學醫院是個新的理念，挑戰甚多，而最大的問題就是建院之經費。幸好我們已籌得部分捐助，政府亦願意貸款，還得到香港賽馬會捐出十三億港元，這是該會歷史上在醫藥範疇中最大的單項捐款，足證社會人士對我們的信心。
第四，中大五十周年的慶典活動，歷時多月，更以精彩的晚宴為壓軸。很多不同屆別的校友都能共聚一堂，或細說當年，或重覓故友，場面動人。
對中大和學生有甚麼寄語？
一所大學，最重要是做好研究，教出好學生，中大的科研和教學都做得很好，對學生的心思和關懷更是有目共睹。希望盡心盡力的心態能維持下去。我曾在金禧校慶的講辭引用宋朝理學家張載的名言：「以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中大人就應該有這種開闊的胸襟和理想。
我很喜歡印度電影The Three Idiots的主角Rancho所說的，「Pursue excellence, and success will follow」。不用汲汲於追求成功，只要發掘自己真正的興趣，用心做好，自然會成功。這是所有學生應該記取的。錢穆先生說過，我們追求的不是職業，而是事業。這裏說的事業不是指用金錢衡量的，是說個人成就，對家庭和社會的承擔。
中大學生的社會使命感承傳至今，值得自豪。我始終認為，表達意見是應該的，但無論理想多麼高遠，如果用暴力語言等不文明的方式表達，就會把自己的道德威信全部銷毀，是得不到支持的。我任學生組織領袖時，儘管與校內教授的觀點時有不同，但彼此關係密切，互相尊重，這是十分重要的。
年輕校友應怎樣為大學出力？
如果年輕校友事業有成，有自己的公司，多給機會中大畢業生學習。擔任學弟妹的人生導師，用自己的經驗啟導他們。多留意母校的需要，給予捐助，設立更多獎學金，幫助家境清貧的學生。更重要的是關心中大各方面的發展，提供及時的幫助。我相信這正是中大校友的一個傳統，是值得發揚光大的。
本文出自《中文大學校刊》二零一六年第一期 大學與氣候變化（2016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