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從平等互重開始

香港的《性別歧視條例》在1996年生效，此前一年，中大率大專院校之先，制訂防止性騷擾政策，列明處理性騷擾的指控或投訴途徑，並成立防止性騷擾委員會（下稱「委員會」），在校園促進性別平等、互相尊重的意識。

為了解大學成員對政策的認識程度，對性騷擾、性別平等、平權等課題的看法，以及如何應對校園性騷擾，委員會去年進行了校園性騷擾網上問卷調查，以大學全體員工和學生為對象。調查收到二千九百份有效回應，當中36.8%是男性，63.2%是女性。

委員會主席李子芬教授指出:「分析調查結果後，我們總結出幾個值得注意的現象，作為日後工作方向的參考，以完善政策和宣傳教育等活動。」

男女認知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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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要求受訪者表達對三個有關性別平權的陳述句的意見。整體上，受訪者傾向贊同性別平等的觀點。最不贊同的說法依次為「就算入息相同，男女出外消費應由男性負責付錢」，「女性比男性更應避免婚前性行為」，「女性講粗言穢語比男性更討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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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所得，男士顯然更受諸如「男強女弱」等性別角色典型影響。李教授說：「這些典型必須淡化，因為這類標籤否定性別表現的多樣性，會令男性及女性遭受壓力，阻礙個人發展。」

李教授強調，兩性各有長處，尊重與生俱來的分別，順應分工，發揮最大效能是好的，但不應純因性別而判斷個人能力，或者設定牢不可破的框框：如粗活定由男士幹，細心唯女性獨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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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列出七項行為，例如不受歡迎的身體接觸、約會要求，帶性含意的眼神、姿勢和各種訊息，詢問受訪者是否認同該等行為足以構成性騷擾。結果顯示男性的尺度比女性寬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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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陳述七個有關性騷擾的謬見，詢問受訪者是否贊同。受訪者偏向不贊同，但從統計學角度看，七項回應數字均標示出顯著性別分歧，男性比女性更傾向認同性騷擾只是渲染、誤會、警覺性不足或反應過激所導至的結果。

李教授說：「男士對於性騷擾的看法和定義，顯然沒有女性那麼確定。我們必須從性別平等着眼，多做工夫。」最近委員會與Anti480反性暴力資源中心合辦的「Gentle Men 青年大使計劃」，即透過體驗式學習，從不同角度探討性別議題，提高參加者對性別角色和個人成長等的認識，重新理解「男性」的形象。

迴避啞忍非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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絕大部分（91.8%）受訪者表示從沒有在校園遭受性騷擾，聲稱受性騷擾的有8.2%。當中26.2%「直接向對方表示不滿」，大部分（51.8%）則選擇走課、曠課、改修學科、轉換工作部門等，避開騷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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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於事無補，」李教授說。「騷擾者會把迴避曲解為認同或寬恕，繼續下去。直接明確表示感到冒犯，責令對方立刻停止行動，才能解決問題。」

「認為自己受到性騷擾，應盡快把事情告知你信任的人，可以是家人、好友，或委員會的性騷擾調停／投訴小組。小組除了幫助界定某種行為是否屬於性騷擾，也會建議處理辦法。趁記憶猶新，用文字記錄事發本末細節也非常重要，有助投訴、舉證和日後調查。」李教授補充，當事人如果不想交校方處理，也可找平等機會委員會或地方法院處理，總之不應啞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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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性騷擾者感到情緒低落（32.4%）、覺得校園不安全（29.7%)、無法專心讀書／工作（25.5%）、感到在校內受到不公平的看待（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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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受害人不願意尋求輔導。李教授提醒，即使投訴或個案未能確立，事主也應盡早尋求輔導，抒解情緒，跳出困境重新出發。大學的僱員支援計劃提供二十四小時電話熱線服務，學生事務處輔導及發展組也有輔導服務。她說：「我們要多下工夫，糾正人們對輔導的負面觀念。尋求輔導不是弱者的表現，遭受性騷擾也無須自責。」委員會建議大學提供更多適切的渠道和資源，讓受騷擾者能及早得到專業輔導。

主管教育宜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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遭受性騷擾的回應者中，9.9%表示曾就事件向上司或向大學校方查詢／提出投訴，當中33.3%說上司與涉事雙方詳談，了解事件；提供或建議輔導；轉介至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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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教授強調，上司有責任清晰傳達大學防止性騷擾政策，提高下屬相關意識。接到投訴，更應盡快認真處理。「員工勇敢踏出第一步求助，上司如何回應對事態發展非常關鍵。我們特別制訂了給主管人員的指引，上載網頁，清晰列出他們在預防性騷擾上的角色，以及如何應對和處理有關事件，希望更多主管人員能體察投訴者的需要，給予援助。」

教育宣傳更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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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閱覽過」和「曾聽聞過」大學防止性騷擾政策的回應者各有21.4%和42.9%。「沒有聽聞過」的佔3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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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觀的說，差不多有一半大學成員認識防止性騷擾政策，過去所做的工作是有效的。至於那三成多沒有聽聞政策的，也顯示我們還得努力不懈。最終目的不是有多少人聽聞或閱覽過有關政策，而是能把兩性平等互相尊重的意識深植在各人心中，令校園成為一個免於性騷擾的威脅、人人得以愉快工作學習、發揮所長的地方。」李教授說。

 

調查結果詳情請瀏覽委員會網頁。

本文出自《中大通訊》第475期（201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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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子芬 防止性騷擾委員會 性騷擾 性別平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