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乃一門表演藝術

表演有不同方式，最明顯是在舞台上，而自我表達也應算是表演。扮成另一種族，扮女裝，按照或違反某種人的既定形象而行，都是表演的例子。

語言也是表演工具。文章既為某些讀者而作，作者自然有意或無意間以某種身分下筆，務求讀者領悟其意。

譯者也會表演，但一般視為幕後表演。中大翻譯系沈安德教授認為，以表演比喻翻譯最為貼切。

而把譯者視作表演者，當可為譯者贏得應有的地位及尊重。他花了十年時間思考並論述翻譯之比喻，才有此最為合宜的描述。

沈教授說 : 「一般人以為翻譯只是依樣畫葫蘆，為人作嫁，是『衍生』的東西。這樣的比喻，把翻譯貶為附庸，可有可無，無非枯燥的差事。」

翻譯系副教授沈安德希望，他別出心裁的比喻，能改變大眾對翻譯的觀感，甚至譯者對自己的看法。

一字之差，足以改變一篇文學作品或一份法律文件的意思，甚至破壞一份和平條約。譯者還可令平凡的文字生色，青出於藍。沈教授的學生對這理論最初頗覺「離經叛道」，但後來卻發覺值得探討。

他解釋說 :「如果視翻譯為改變形象，那麼，翻譯就大有可為，責任也更為重大。」

沈教授之論譯者可用另一種族、性別或身分示人，不一定為人接受。他以「酷兒理論」施於翻譯，也頗有爭議。同樣有爭議的，是他認為譯者可塗上另一膚色，並按另一種族的既定形象表演。

沈教授並不諱言：「說譯者男扮女或女扮男，總有人不同意。說譯者改換膚色，也會有人感到不大妥當。」學術會議上，曾有學者在他演講後，問他可否把話說得委婉一點。

沈教授最近發表的專著《Translating China as Cross-Identity Performance》，詳述譯者的多重身分，有如傳統舞台上的不同角色，或心理學家研究的不同類型人物。他引用十八至二十世紀中葉的中譯英作品，解釋其理論。

1898至1915年翻譯《論語》等經典的辜鴻銘，是把翻譯當作表演的一個典型。他按照歐美當時對中國文化的印象，譯筆故意流露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國韻味。

辜鴻銘雖是生於馬來西亞，並受教育於英倫，後來卻似乎忽然聞道開竅，熱衷中國文化，而且恐怕是過度熱衷。他後來從馬來西亞遷居中國大陸，蓄辮子，習古文，並出任地方政府官員。

辜鴻銘翻譯上扮演傳統中國聖哲，甚至認孔子為祖宗。

沈教授指出：「辜鴻銘是第一位中國人把具社會或歷史價值的經典翻譯成英文。他的譯文，有意向英國人表示譯者是中國人，遣詞造句都突出中國人形象，並透露一個訊息：中國文化有可取之處。」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辜鴻銘更大力鞭撻西方文化，認為中國的社會發展勝過西方。因此，他雖以英文翻譯，其譯作在動蕩的德國仍大受歡迎。辜鴻銘晚年依然懷抱舊中國，支持慈禧太后以及滿清皇朝，直至這個褪色皇朝覆亡。

繼起的翻譯家林語堂不滿辜鴻銘保守過當，在英文小說《Moment in Peking》中，把辜鴻銘寫成一個抗拒革命的小角色。該書及後由他人譯成中文《瞬息京華》。

林語堂致力翻譯道家經典，向西方介紹道家思想，他也給自己安排了一個角色。在《The Wisdom of Laotse》等文集中，他扮作道家智者，突出其出世而詼諧的一面，而這正符合一戰之後和二戰之前西方社會對中國傳統智慧的印象。

沈教授說，林語堂以「以幽默作為道家世界觀的特點，自然就把辜鴻銘寫成怪誕的儒家學者。」

林語堂的《The Wisdom of Laotse》和《The Wisdom of China and India》在西方風行一時。不過，他寫的《On the Wisdom of America》一書卻飽受「對美國了無認識」之譏。他的智者形象似乎不能超越霧裏看花般的東方。

林語堂於政治上也扮演重要角色。他在出版商亨利•魯斯和小說家賽珍珠的鼓勵之下，在美國巡迴演講，為國民政府籌款抗日。

由於林語堂的努力，日本偷襲珍珠港之前，中國已贏得美國支持。沈教授說：「他的譯作有如春雨，潤物無聲，影響卻明顯而實在。」

西方譯者翻譯中文時也扮演不同角色。戴維斯爵士初到亞洲時，出任東印度公司在廣州一家工廠的寫作員。戴維斯當時很年輕，懂得中文，一般英國人對中文既無所知，自然對他另眼相看。他後來更成為香港總督。

戴維斯代入中國人的角色，把中文翻譯成蹩腳英文。沈教授笑道：「他用蹩腳英文，是要告訴英國人說，這就是中國人思考的方法：我們不用槍杆敲打這個荒唐民族的腦袋，他們不會明白事理。可見譯者所採策略或形象，還可實現政治目的。」

倘中英文版本出現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本文出自中大主網頁（2019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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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 沈安德 翻譯系 翻譯 文學院 戴維斯 辜鴻銘 林語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