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Ophelie C
「我的領悟是為史之道,要在以立心為本。若然心在名利,則是名利之史。心在生民,則是經世之學。心狹則史識難以博通,為人則史德終成大器。」
蘇基朗教授在〈《倬彼雲漢:許倬雲先生學思歷程》文集付梓誌慶〉一文如此描述自己大半生的史學體悟。年屆七旬的他剛從學術行政崗位退下來,筆者有幸在他剛退休十天,就在馬料水和煦的午後陽光下,聽他回顧過去半世紀大學做人做事的耕耘和得着。席間他強調行事做人的立心,以及學貴博通,期望大學教育是讓學生成就全人。正如他在澳大〈中西住宿式書院教育的前世今生〉一文援引新亞書院學規:「祛除小我功利計算,打破專為謀職業謀資歷而進學校之淺薄觀念」、「職業僅為個人,事業則為大眾。立志成功事業,不怕沒有職業,專心謀求職業,不一定能成事業」等理念,他冀望學生不要淪為知識的工具。他笑說:「那你對社會有沒有作用?當然有作用,你成為工具嘛,但教育沒理由是教育一個人去做工具,你要教育他們成為一個幸福且能夠創造幸福的人,知識只是其中一個元素。」
「我大半生在大學不過是教育事工。」蘇教授說得謙虛,但筆者所見,他擔當過的崗位,件件都是大事。他在千禧年前後出任中大歷史系系主任,帶領歷史系創辦比較及公眾史學碩士課程。蘇教授在〈入世史學:香港公眾史學的理論和實踐〉一文中談及推行改革,難關重重。公眾史學追求貫通,不囿於學科畛域,講究活用專門學問,以民為體、以民為用、以民為法 (history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強調各學科不應劃地為牢。蘇教授坦言這一理念在學術界實屬大逆不道,事關拆牆鬆綁,勢必觸及部分人利益。但他感恩歷史系同仁在財政萎縮的大難關面前,拋開恩怨和成見,萬眾一心迎難而上,他憶述:「大家當時突然間好像有些理想,決定忘記背後、努力向前,這是很值得驚喜的。我認為當天我們可以成功,也是靠這一點。」
蘇教授坦言,當時逼不得已才推動改革,然而改革過程擴闊自身眼界:「這涉及你對大局、前景,以及你對現在狀況的了解。有時你的了解跟別人不一樣,可能別人認為不需要變,但你認為需要。這些涉及認知問題。你要做這個決定 (推動改革),就要不斷尋找知識,知識不足就要去學新的知識」。這番改革經驗成為他後來致力推動通識與全人教育雛型,當中精髓在於學養的貫通,他笑說:「知識同做人是有關的,你不要把它分開。如果你讀的書跟你做人是無關的,那就叫『唔通』啦。」
破例同時兼任教務長及協理副校長
將公眾史學改革經驗帶到大學層面
蘇教授後來在行政崗位更上層樓,2004年應劉遵義校長之邀,在中大由英式行政轉型為美式之過渡時期,破例同時兼任中大教務長以及後來新增的協理副校長職位,之後又擔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等數之不盡的崗位。外界看來平步青雲,實則他也有過痛苦爭扎,一來擔心影響本業史學研究,二來也擔心自己對全體中大學生可以有何貢獻。「後來怎麼想通的?就是將在歷史系的經驗帶上去。當時改革重點就是要貫通嘛!就是要將之前的框條打通,明白我們是要教育一個人。這道理搬到整間大學也是一樣的,當去到大學層面,有很多其他學科我是不懂的。但大家都是教育人,都是一樣的。所以我相信自己當教務長就不會不稱職了,我是有些東西可以貢獻的。後來還覺得,我是為香港下一代而做的,管理好中大教育,其實還可以影響整個下一代。」也正因為學養貫通,自此行政與研究工作不再是魚與熊掌:研究所得可以應用於行政;行政、處世所悟亦得以輔助研究,兩者相輔相成。
縱觀蘇教授走過的路,不難發現他比一般學者勇於接受新挑戰、離開舒適圈。年屆五十九,他離開工作逾十八載的中大,毅然到科技大學擔任講座教授暨人文學部主任。他笑言當初應聘科大是「喝了半支紅酒,才能糊裹糊塗痛下決心去闖一闖」。八年後,他再暫別香港,應聘到澳門大學當副校長三年。筆者不禁好奇,長期在一個地方從事行政工作,難免比一般人更難離開熟悉的舒適圈。始終到新地方就要適應新環境、新人事、新規則,但不斷創新求變,大概也是蘇教授為人之道,當中自省尤顯珍貴。
「我現在回望,最可怕的地方不是有新的遊戲規則,也不是你要學新遊戲規則,最困難的是你自己過不到自己那一關。因為你自己覺得我的舊遊戲比你的新遊戲更好,覺得『為甚麼我要學你的,不是你學我的?』但你覺得別人的遊戲不合理、笨拙,其實是你傲慢,自己不知道的。你會給自己很多理由,例如『你這樣不夠效率』、『這是不合理的』。你可以說數萬種道理,但說到底只有一句,你看不起別人。你看不起別人會衍生很多問題,首先你在新環境不會開心,你看不起的東西卻要跟從就不開心,第二你沒法好好學習、好好聆聽,那你就無法真正摸通和欣賞對方為何這樣做,無法令對方信服而在新環境開展自己的抱負。」
感激太太蘇壽富美支持
「這一切也是因為與我太太合作才會發生的」
「在教育事業上,我會覺得我在澳大三年比科大八年多做了很多,而科大八年又比中大十八年多做了很多。」正因如此,蘇教授形容應聘科大和澳大均為當時「人生第二好的抉擇」,筆者很認真問道:「那最好的抉擇是甚麼?」「當然是決定向太太求婚啦!哈哈哈!」這答案實在讓我反應不來,一下愕住了。畢竟當時一直在談學術和行政,萬料不到他會興奮地提起太太蘇壽富美。蘇教授神采飛揚地細說伊人對他做人做事的影響:「我目前在學術上做到的,和預備以後二三十年要做到的,這一切也是因為與我太太合作才會發生的,是她啟發我想到這些東西,然後大家一起搜集資料,一起艱辛地創造出研究成果。所以這些東西已經不知道是誰的了,究竟是我太太的還是我的?我已分辨不到,基本上是兩個人的。」
蘇壽富美是日本人,本身是多倫多大學哲學博士,主修教育學,興趣是跨文化溝通及語言教育,課題包括比較法律和企業文化等,仔細看蘇教授發表過的論文,不少都是跟她合著的。蘇教授坦言,他特別注重人文通識教育、全人教育,強調知識傳授與品格培育並重、德智雙修等等,都是受太太教育學專業背景啟發,否則不會萌生這些理念。在科大八載,兩人先後三次獲大學研究資助局批出「優配研究金」 (General Research Fund, GRF) 贊助研究,他說時難掩自豪:「我是首席研究員,太太是共同研究員,在香港這樣通過嚴格審批一起從事研究的夫妻檔,應該沒有太多人吧!」
蘇氏伉儷婚照 (左);兩人2013年11月在巴黎一起遠赴著名的社會科學高等學院 (EHESS)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並首次一起宣讀合作研究成果。(右)
細看兩夫婦的研究題目,不難看到都在蘇壽富美的興趣範疇內。首個GRF題目是研究日本金港堂與上海商務印書館教科書出版商的比較,第二個題目則比較明治與民國法學家加藤弘之和吳經熊憲法理論中的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第三個研究則在第一個研究基礎上,加入英美的出版商麥美倫作比較,貫徹比較史的理念。蘇教授說:「這四間公司是差不多時間註冊的股份有限公司,當時日本和中國剛剛有公司法,而英美差不多時候也有新的公司法規。四地規管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其實大同小異,但這四間公司的實踐卻很不同,例如出發點、公司管治模式、策略、業績等,都是全然不同的。所以有很多東西值得比較。公司法是全球性的,各地條文也是差不多的,但中間有本土化過程,所以我們這裏有四種本土化過程的故事。而當中有兩間公司來自西方,這個十分重要。因為很少人研究東亞本土化時也同時研究西方的本土化。我們不認為本土化必然是非西方的,我們不必受這個框架的束縛」。
任職澳大副校始通達人情
悟謙遜、尊重、聆聽的重要
及至澳大主管學生事務,在住宿書院建設全人教育,「期望裁培有思想深度及富責任感的公民與社會領袖,避免產生擅長專業、牟利進取,但偏見狹隘而罔顧公益的自私自利之徒」,可以說是蘇教授貫通公眾史學、通識教育乃至全人教育的實踐。此時他自覺處事作風更通達人情,太太當然是關鍵:「起初每天上班時我太太也會跟我說,記住三個字,humble, humble, humble (謙遜),先說這三個字才上班。這句很重要,我覺得這三年我humble了很多,此話何解呢?歸根究底就是尊重,這影響到你能否看到別人背後的憂慮。例如做一樣事情時,很多人反對。以前我在中大工作時可能會死撐,可能會跟對方爭論,以前可能會導致關係緊張,強行過關又弄得大家有矛盾」。
他坦言,活到六七十歲仍在不斷學習和完善自我,「你要對別人有尊重,坦白說就是當你看到很不合理的東西,你是否真的可以尊重?我現在回望就是,在歷史系裏頭是做不到的,做教務長時也仍然做不到。到科大都做不到。雖然不斷覺得需要做但還是會動氣,我要到澳門大學才做到一點點。聆聽別人需要真誠,如果看不起別人你如何做到真誠?不尊重人是無法騙人的,人家會感受到。所以這一切都是你自己的問題,就看你能否真正做到心胸廣闊。你可以不同意,但你必須尊重,這都是我近年才稍為領悟一點點的。」
蘇教授今年年屆七十,仍活力十足,更打算與太太一同再次離開舒適圈,進軍全新的研究領域。他雄心壯志大談未來志業:「我們未來計劃用二十至三十年研究美國憲法思想,切入點是20世初美國最具影響力的法學家及最高法院大法官霍姆斯 (Justice Oliver Wendell Holmes)。」筆者看過他們合著的一篇文章,原來霍姆斯的叢林憲法權利觀對民國時期負責為中國輸入西方憲法的吳經熊影響甚深,當時知識份子趨之若鶩,部分影響延伸到現在。難怪兩夫婦想以廿一世紀環球中國視野重新研究和檢視上世紀美國憲法思想的風起雲湧。
訪談過後,蘇教授跟筆者一起在放工放學繁忙時間乘坐東鐵,一起擠在沒有座位的車廂,貼地感受大眾的忙碌。閒談間,他說起舊作《刺桐夢華錄》(按:刺桐即閩南泉州古稱):「我在七、八十年代花了二十年研究馬可勃羅盛稱東亞第一大港的泉州,也是出於關心當年一片䌓榮興旺的香港前景」。他坦言自己也驚訝,這二十多年前的研究好像預告了香港現在面對的困境。但他保持樂觀:「結論是很正面的,最重要是要了解問題根源,例如金錢、權力和背後的人性問題。最終決定香港命運的還是事在人為」。他說到現在還是會時刻提醒自己,史學研究是為教育、為社會而不為名利,臨行前給筆者的這句話饒富深意:「其實,渴望別人覺得你是好人,都是一種名;要時刻警惕自己的立心,真正做到心不在名利,始能為人為己,創造更多幸福。」
2022年11月3日,應中大比較及公眾歷史研究中心邀請,美國學術團體協會的Ryan CLASBY博士進行了題為「只見樹木不見森林?亞馬遜河上游深度歷史」的講座。他在演講之初介紹了南美洲西部多樣化的地貌,包括沙漠海岸、高地山谷和熱帶低地。為了闡述現實中的亞馬遜河流域,他用類型學將沿河植被分為四種形態──稀樹草原類型、人為類型、濕地類型和陸地森林類型。然而,在16世紀歐洲人到來之前,該地實為一人口繁盛、社會復雜且具有悠久歷史之處。與傳統偏見所認知相反,亞馬遜上游是一個擁有密集定居點和複雜文化演進的地區,這可以通過被遺忘的亞馬遜黑土技術來驗證。除此之外,外來物種的發現亦佐證了當地社會與太平洋沿岸、安第斯高地和亞馬遜低地之間的貿易、交換、移民和衝突。亞馬遜上游地區的深入歷史研究,為亞馬遜考古學提供了新視野,並為未來的研究提供了新框架。
日期: | 2022年11月17日 (星期四) |
時間: | 上午9時至10時30分 |
地點: | ZOOM會議平台 (會議 ID: 990 8868 4183) |
講題: | Muslim-Christian Relations: Religious Exchang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Early Islamic World |
講者: | 約翰‧扎萊斯基博士 馬里蘭洛約拉大學神學系 |
語言: | 英語 |
日期: | 2022年11月24日 (星期四) |
時間: | 下午2時15分至3時45分 |
地點: | ZOOM會議平台 (會議 ID: 990 8868 4183) |
講題: | Rome Calling? The Making of Roman Catholicism as a World Religion Reconsidered |
講者: | 西蒙‧迪奇菲爾德教授 約克大學歷史系 |
語言: | 英語 |
主辦: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比較及公眾歷史研究中心
查詢:3943 8541
講者 | 講題 | 語言 |
鄭珮安 | 《政和五禮新儀》札記五則 | 普通話 |
孟銘輝 | 夷華之間﹕政治困境與晚金士人的思想轉型 | 普通話 |
蔡卫平 | Constitution-Making and the End of Empire in Malaya | 英語 |
王耿城 | Connecting the British World: The BBC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 英語 |
MONTERO Claudia Isabelle Violeta | Philippine Civic Design Activities c. 1898-1935 | 英語 |
劉詩軒 | 夾縫中的自由:從大眾報刊看改革初期廣州的文化變遷 (1978-1984) | 普通話 |
如有查詢,請致電 3943 7448。
日期: | 2022年11月18日 (星期五) |
時間: | 下午2時30分至4時 |
地點: | 香港中文大學馮景禧樓220室 |
講者: | 賀喜教授 |
語言: | 普通話 |
查詢: | 3943 8659 |
主辦: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課程
日期: | 2022年11月19日 (星期六) |
時間: | 下午5時至6時30分 |
地點: | ZOOM會議平台 (會議 ID:931 7115 8888) |
講題: | 阮大鋮新探 |
講者: | 夏麗森博士 利茲大學禮任研究員 |
語言: | 英語及普通話 |
查詢: | 3943 8659 |
主辦:香港中文大學歷史系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課程、香港中文大學比較及公眾史學文學碩士畢業同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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