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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及系友
Yolden Kwan

從尼泊爾旅行回港後,Yolden認識了一位在澳洲人類學PhD畢業的朋友。這位朋友在尼泊爾旅行時發覺,遊人對當地生活的影響,可以很大,所以她很早就開始思考,作為旅行者,除了去玩、去消費,還有沒有其他事情可以做呢?於是,她創辦了一個NGO支援尼泊爾深山的村民,希望讓他們發出自己的聲音、有自己的決策權,推動當地教育和農村的可持續發展。Yolden說,「我覺得這位朋友的理念很好。她說這些想法是和她的人類學訓練相關的,並積極建議我報讀中大的人類學。於是,我就來報讀了。」

對Yolden影響很大的其中一科,是陳如珍老師教授的田野研究方法。Yolden曾到印度旅行,認識到錫克教很強調各方面的平等。於是他計劃去香港唯一一間、位於灣仔的錫克廟進行田野考察,瞭解他們怎樣實現這個教義。「但去了兩次後,我就發現,咦,和我的想象好像有點不同:為什麼一個鼓勵平等的宗教,管理層、宗教上重要的角色全部都是男人,女人去了哪裡呢?」於是,Yolden立刻重構了他的研究問題;這個田野初體驗,也重塑了他認識事物的方式,「這個經驗,大開眼界、很有啟發。我開始不只是從教義、理想來看,而是轉了角度,關注實際的運作、日常的實踐;不只是聽人怎麼說,還要看人怎樣做;這是很人類學的。」

「我一直都很想再去尼泊爾,想在當地生活一段時間,讀完人類學MA之後就更加想,因為人類學可以幫我更深入地認識當地的文化嘛。」MA畢業之後,Yolden重返尼泊爾,成為了一間藏傳佛教寺院裡的義務英文老師。Yolden介紹,這個寺院就像是一個佛教寄宿學校,小喇嘛在這裡生活,學習佛教義理、藏文和辯經。因為寺院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捐助者, 主持希望學生能有基本的語文能力和不同的人溝通、對世界多點認識,所以也會請義務老師教授英文和中文。「我喜歡去發展中國家,因為它們變化得很快,如果你現在不去看,可能過幾年之後已經不同了。尤其是我們學習人類學,更加會見到social change的過程。」其中令Yolden印象深刻的一個例子,是iPhone.「那時候iPhone剛剛推出,是很有革命性、像炸彈一樣的。我自己倒不覺得手提電話很重要,還是在用2G的,只是很簡單地用來打電話給家人。但那時我發現一件事,就是iPhone對藏族人來說是一個很大的吸引力。」原來,iPhone內置支援藏文、梵文等語言,而當時其他手機並沒有這種功能。「這對藏族人來說是很amazing的,他們可以在這個電話裡,用他們自己的語言和可能身處青海、西藏的親人朋友溝通,可以做很多事。再加上智能手機有很多功能,對他們來說,是一個很modern的東西。」Yolden笑說,「可不可以這樣說呢?我看到寺院裡的喇嘛老師有點『上癮』,有空的時候就在用電話。而老師這麼有興趣,學生自然也會感興趣。從那時候我開始覺得,手提電話的出現,對藏族的文化、對寺院的管理都有很大影響。」

寺院的圍牆和戒律之內、網絡科技的普及之中,小喇嘛們也逐漸接觸到外面的世界。Yolden解釋,一些學生長大之後,如果覺得寺院生活未必是最適合他,是會還俗、離開寺院的。「站在學生的角度,我們可以明白;但從寺院的角度看,這是很大的損失,對於藏族知識和宗教的傳承,都是一個衝擊。傳統上,寺院作為最高學府,提供了最好的知識,而且在社群中發揮很大作用、解決很多社會問題。在全球化的進程之中,這些功能是削弱了很多。很多藏族人覺得,把小朋友送去secular的學校,出來之後可能更容易找工作。我也認識一些佛教徒義工,從小看到這些學生大,本來期望他們能夠學習高深的宗教哲學、成為有為的僧人,來『渡』自己,結果他們卻離開了寺院。義工會感到失落,情感上的衝擊也蠻大的。」對於這些現象的意義,Yolden說他也還在思考之中。

而這些也是人類學者關注的議題。「我覺得讀人類學這個選擇是非常正確的。人類學和我的背景、我到世界不同地方去看不同人的文化的興趣,都好啱、好夾。」在Yolden看來,讀人類學最大的收穫,是多樣的分析工具。「之前你看事情不會那麼複雜,可能是很簡單直接的,可能單純是被你自己的成長經歷和文化環境所決定。人類學好就好在,它所提供的perspectives很多、很闊、很多元,從宏觀的現代化、民族、身份認同,到很細微很生活化的事情,它都可以幫助你梳理複雜的現象、拆解你原本不明白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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