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講座（一）：「 經典與經典的穩定性」

4月9日晚7時30分至9時30分，香港中文大學-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聯合研究中心（JRCCLAL）通過Zoom舉辦了「2021人文講座」第一講。本系列講座由香港中文大學張健教授與北京語言大學馮勝利教授統籌並主持。本次講座講題爲「經典與經典的穩定性」，由香港城市大學張隆溪教授主講。

張健教授：

尊敬的張隆溪教授，各位在線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張健。香港中文大學與北京語言大學聯合的研究中心，從今天開始主辦一個人文系列講座，邀請人文研究領域最著名的學者介紹最新的思想以及研究成果。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請到香港城市大學張隆溪教授給我們做第一講。張隆溪教授是香港城市大學講座教授，也是歐洲科學院院士，瑞典皇家人文歷史及考古學院外籍院士，他曾經擔任國際比較文學學會的會長。張教授有非常傳奇的學術經歷，當然，這個經歷對我們年輕人而言也是一個非常勵志的故事。張先生在文革期間未能上大學，他下過鄉，當過工人，但是他一直自修英語。在文革結束以後，他以高中生的身份直接報考北京大學西語系的研究生，以第一名被錄取，師從著名的美學家朱光潛教授，還有楊周翰等大師。在這期間，他受到錢鍾書先生的賞識，跟錢先生有密切的交往。張先生後來到哈佛留學，獲得博士學位，在美國多所大學任教。這一次我們非常地榮幸，請他來給我們講座做第一講。他今天講的題目是〈經典與經典的穩定性〉，下面就請張教授開始。

張隆溪教授：

好，謝謝。謝謝張健教授的介紹。今天很高興，也很榮幸來做人文講座系列的第一講，今天我選擇一個題目，叫做〈經典與經典的穩定性〉。我現在有一個非常簡單的PPT，我把它打開，然後大家可以一起來看一下。「經典與經典的穩定性」，爲什麼要講這個題目呢？我想，經典是大家都覺得沒什麼好討論的。經典就是經典，但是其實也可以有很多問題可以討論。爲什麼要討論？在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是因爲西方的文學理論發展起來之後，對於整個傳統，對於整個經典有一些討論、有些質疑、有些新的看法。那麼，我想就這方面做一個簡單的介紹，但主要是講中國的經典。

什麼是「經」呢？當然在任何一個文學和任何一個文化傳統裡，最重要的一些書都是「經」。但是「經」本來是什麼意思？劉勰的《文心雕龍》一開始就講「經」是「三極彝訓，其書曰經」，這非常重要，說所有的文章都是經典的枝條，文章都是以經典作爲模範的。經典好像是根基，真正的文章寫出來就是經典的枝條。當然《文心雕龍》一開始就是〈原道〉〈徵聖〉〈宗經〉，所以是把經典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

但是這樣講經典之後，後來就有各種講法，認爲經典就是聖人做的東西，所定下來的一些最重要的規律，所以大家都必須遵循。但是像劉勰這樣講經典，顯然是已經有了「經典」這個概念，然後再反過去講什麼是經典。這從歷史上來看，大概不是很準確的說法。在蔣伯潛《十三經概論》這本書裡面，他就特別討論了古代很多關於經典的講法，有一種說經是聖人做的萬世法程，那是不合理的。他就提出來一個非常有意思的看法，但不是他自己的看法，他是引近人章炳麟，就是章太炎先生的說法。章太炎說：「經者，編絲連綴之稱，猶印度梵語之稱『修多羅』也。」 印度修多羅就是 「Sūtra」，就是我們講的佛經。佛經英文叫「Sūtra」，說出來就是修多羅，是翻譯梵文的音，梵文的修多羅就是「絲」的意思。那麼他（蔣伯潛）就說：「按古以竹簡絲編成冊，故稱爲『經』。印度之『修多羅』亦以絲編貝葉爲書，義與此同，而譯意則亦曰『經』。」他認爲章炳麟這種說法是最爲明通的，那麼「據此，則所謂『經』者，本書籍之通稱；後世尊經，乃特成一專門部類之名稱也。」就是說「經」這個字本身，我們看「經」字是從絲旁，這邊「」是一個讀音，是標誌它怎麼發音的。最先是跟絲有關係，我們現在講「書」已經想不到什麼絲，尤其現在的書跟絲線一點關係都沒有，但線裝書還可以有一種線把它穿起來的概念。

其實古代造紙之前，古人寫的書都是寫在竹簡或者木簡上面，現在比如說清華簡、楚簡什麼的，簡都是一片一片的木頭或者竹片。你把簡片寫好了，多了以後，這個順序怎麼辦？非常重要，所以它一定是有一個孔把它穿起來，用一個絲線把它連起來，然後捲成一卷。所以我們現在說古書分爲多少卷多少卷，那個「卷」字其實就是把那些一片片的竹簡捲在一起，把它變成一本書。所以，「經」這個字最先其實就是講所有的用絲線連起來的這些竹簡，或者木片成爲書，是書籍的通稱。但是我們知道，傳統上中國都是講經、史、子、集，經是最重要的，被認爲是最重要的一本書或一部分書才叫做經，其他的書都不能稱經。中國古代其實最早提到儒家經典的不是儒家的書，而是道家的書。在《莊子·天運》裡面，莊子就曾說孔子去見老子，孔子對老子說：「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當然，「六經」裡面《樂經》現在已經沒有了，「自以爲久矣，孰知其故矣。」所以最先提到「六經」的是《莊子》這本書。那就是說在春秋戰國的時候，確實儒家已經有了一套的書，把它作爲經典。這些書就是經典，而經典是有一定數量的，不能隨便稱經，後面要增加是很不容易的。

「經」這個概念，如果把它寬泛了以後，尤其在中國，（所指）就逐漸增多了，比如到清代就有「十三經」，像蔣伯潛那本書就叫《十三經概論》，阮元的《十三經註疏》，編的都是很重要的書。宗教的經典是非常絕對的，比如基督教的《聖經》，它有《舊約》，有《新約》。古代的《舊約》是猶太人的經典，《新約》是基督教經典。這些經典其實在同時代都有很多類似的文章或者文本，但是那些東西都不能夠成爲《聖經》的一部分。所以哪些書成爲《聖經》，哪些書不是《聖經》，都是有規定的。伊斯蘭教的《可蘭經》更是如此，非常絕對，一個字都不能增加，一個字也不能減少，所以經是非常特別的一個概念。

在西方古代也有類似的概念，我們所謂的「Classic」或者「Canon」，是從希臘文來的。Canon在希臘文裡面最先的意思就是直直的一根樹枝或者一根木條。因爲是直的，所以就把它作爲一個丈量長短的標準，變成尺子的概念。一旦成爲尺子以後，Canon就變成一個「標準」的概念，所以後來就把最重要的一些作品，無論是藝術的作品還是書籍，就把它作爲一個標準的東西，其他類似的創作都要以這本書或者這個作品作爲典範，這就叫做「Canon」。所以「Canon」這個字詞，其實它是另一個來源，跟中國的不一樣。中國跟印度倒都是絲線穿起來，佛經「Sūtra」的意思，在梵文裡邊，「Sūt」就是穿針引線的意思，所以「Sūtra」其實跟中國講「經」是一模一樣的意思。章炳麟講的是對的，梵文的「修多羅」就是相當於中國的「經」，都是用絲線穿聯起來。因爲佛經也是用貝葉寫成書以後，用線穿起來，都是這樣來表示這個書的名字。

在西方，Canon是不太一樣的名字，但是他最後達到的概念是一樣的，就是說最典範的一部書才成爲經，其他的書不能稱爲經。我們知道中國有「四書五經」，「四書」，無論是孔子的《論語》還是《孟子》，都不算是經，都不能稱爲經，因爲經已經固定了，後來無論多重要的書都不能稱「經」。到宋代以後才有「四書五經」的概念。「四書」是後來的概念，在古代的時候，最重要的書就是「經」。

「經」一旦成爲經典之後，這個書就變得非常重要，就是說一旦成爲一個文學或者文化的經典。我們講經的時候往往是講一個文化傳統而不是一個文學傳統。所以以前講《詩經》都是經學的概念，不是一個文學批評的概念。《詩經》不是作爲文學作品來讀的，在春秋戰國的時候， 各國的使節見面，常常引用幾句詩，所謂賦詩斷章，是在外交使節見面的時候，或者一起聊天的時候，表示自己的意思時不用直說，而是引用幾句詩來使自己的語言更高雅、更優美，就是這樣一個用法。這也就說明在當時，《詩經》這三百多首詩已經成爲大家一個共同的知識範圍，知識背景。所以你引用幾句詩，其他人都知道是什麼意思。所以這《詩》不是把它作爲一個文學作品來讀的。

一本書一旦成爲經典，它就成爲文化傳統當中文化價值的載體，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要通過它來把文化價值傳遞下去，所以經典就負有非常重要的責任。這就造成一個問題，這個問題在於經典的文本。一個文本也許在沒有成爲經典之前，它並不是表現最重要的文化價值，或者道德、或者政治的價值觀念，但是它一旦成爲經典以後，就要求它有這樣的深刻的意義。

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往往經典本文，你按字面意義去看，沒有這類宗教、政治或道德價值觀念的意義時，該怎麼辦呢？當然就是用註疏評註的傳統方法，賦予經典文本這種價值觀念。所以無論是儒家從漢以來的漢唐註疏的傳統，從鄭玄到孔穎達，還是西方《聖經》的解釋，都是用這樣的辦法，就是我所謂的諷寓的辦法：說這個文本本來字面意思是這樣，但是實際上它的意思要比（字面）深刻得多，字面意思只是字面的，真正的意思不是在字面意思上表現出來的。

當然，這個概念最早在古代希臘的時候是用來解釋荷馬的。因爲《荷馬史詩》是比較早的，《荷馬史詩》大概跟《詩經》的時間也差不多，大概在公元前十一世紀或者十世紀的時候就已經成爲文本了。在古代希臘，《荷馬史詩》非常重要，當時希臘也不是把它作爲一個文學作品來念，而是作爲一個最重要的經典來看。但是到了公元前五世紀，也就是說差不多荷馬已經成爲經典五百多年的時候，希臘哲學開始發展起來。代表理性的哲學家，其中以柏拉圖爲最重要的代表，就開始挑戰描寫神話的《荷馬史詩》的權威。哲學興起之後，就要爭取哲學的地位，所以就產生了所謂詩與哲學之爭。

這個爭論就使哲學家起來攻擊荷馬，說荷馬寫的那些史詩裡面把神描述得跟人一樣。人類所有的弱點，如偷竊、互相欺騙，在外面去勾引女人，互相嫉妒，所有這些壞習慣，在神裡面都表現出來了。他們認爲這對神是非常不敬的，這樣的作品怎麼能夠教給人道德或者高尚的觀念呢？於是哲學家們開始批評荷馬，在蘇格拉底之前就已經開始了，像赫拉克利特就說應該把荷馬從寶座上拉下來，應該給他鞭刑。

在這個時候，另外有一些哲學家，尤其是斯多葛派（The Stoic）的哲學家，就出來提出一種新的理論，說你們都沒有讀懂荷馬！荷馬真正深刻的意義就是符合所有我們認爲的精神的、宗教的、道德的這些意義，但是它的字面意義不一樣，所以你不能從字面上直接去解釋它，要通過所謂諷寓的解釋，「Allegory」這個詞就是這樣出來的。「Allegory」的意思就是：他說的話在這裡，但是意思在另外一個地方。那麼這樣一個解釋的辦法，是爲了保護《荷馬史詩》的經典性和它的權威。因爲希臘人跟中國人一樣，是非常尊重傳統的。老的東西就是好的東西，所以他們不願意把荷馬完全否定，所以在爭論的時候，當《荷馬史詩》受到攻擊的時候，就提出了諷寓解釋的概念，來使《荷馬史詩》能夠提供大家認爲經典具有的意義。

中國也是同樣的，尤其是《詩經》，我們知道《詩經》裡面有《風》《雅》《頌》。《國風》按理說是最早採集的各國民歌，或者各國獻來的詩歌。因爲在〈詩大序〉裡面就講《國風》裡的民歌能夠表現一個政治的狀態：「治世之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詩裡邊表現出來的情緒就可以反映政治的狀態。所以當一個國家治理得很好的時候，大家很安居樂業的時候，詩表現出來就是一種快樂的感情，是讚美和歌頌的。但是當一個國家很混亂的時候，大家很抱怨。老百姓抱怨的時候，那個時候的詩歌反映出來就是哀怨，所以在漢代有采詩之官。我想這是在古代沒有Digital technology來做這個大數據的時候，那就是一個徵求民間采風，來反映政治形勢的做法。可見那時人們期待詩所能夠反映出來的是一種跟政治有關係的東西。在中國，從一開始，詩歌跟政治的距離就非常近，關係就非常密切，這從漢以來，從〈詩大序〉就可以看到。那再更早一點，春秋戰國時代已經有賦詩斷章的做法，引用《詩經》的幾句話來表現自己的意思。

在《論語》裡面我們可以看到，孔子從來沒有用過「詩經」這兩個字，他沒有講「經」，他提到《詩》都是「詩三百」這樣的說法。但是「詩三百」就說明，在孔子那個時代已經有《詩經》這本書了，而且這本書大概就跟我們現在看到的三百多首詩是差不多的。雖然司馬遷在他的〈孔子世家〉裡面說，孔子是從三千詩裡面挑選出來三百多篇，（但是這種）刪詩的說法，從歷史上看來，大概是不可信的，我想在孔子那個時候，就已經有這本書了。在孔子的《論語》裡面，你可以看到他對於《詩經》基本上是採取一個非常實用的看法。他首先跟他自己兒子說：「不學《詩》，無以言。」（《論語 · 季氏》）不學《詩》的話，你就連話都不會講，因爲大家知道春秋戰國時代，要講話講得漂亮，你就要引用幾句《詩》，語言就會非常優美，非常高雅，而且顯得有水平、有教養。所以《詩》是一個在教育上很重要的東西，所有的經典都是教育上很重要的，是教育年輕人的基本教材。我剛才講到古代把詩看成非常重要的經典的時候，就要求《詩》講一些儒家關於仁義道德、關於政治、關於倫理的基本價值。

但是，如果沒有這樣的價值，或者這樣的價值不明顯的時候，就要通過傳統的註疏，通過評論的辦法，去給它加上這些價值。在古代有好幾家的詩，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是《毛詩》，就是毛亨所傳下來的這些詩。《毛詩》在每一首詩前面都有一個小序，基本上就規定了你怎麼樣去看或者讀這詩。詩的文本在那裡，但是每個人在讀詩之前首先要看序，序就已經把這個詩的大概意義規定下來，讓你怎麼樣去理解這首詩。不光《國風》是這樣，我現在舉一個《小雅》裡面的例子。《小雅 · 隰桑》這首詩：「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這幾句，你從字面上看起來，好像是在期待一個很喜歡的人來了以後「其樂如何，云何不樂」的意思。而且「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都是講喜愛一個人，看到他的時候總是很高興，那種感情藏在心裡，永遠不會忘掉。這樣一首詩表面上看起來好像是一首情詩，但是《小雅》的詩序卻說是「刺幽王也」，也就是譏刺一個不好的君主。「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這是說現在當朝的人都是一些小人，而好的君子都在野，沒有在朝政裡面，沒有掌握政權。「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所以這首詩表現的是希望有好的人能夠到國裡來，居上位，然後使國家安定下來。這完全講的是政治的一套，跟詩的本文好像差得很遠，但是有很多這種例子。《詩經》在漢唐註疏裡有很多例子，而且有些例子是很明顯的，我在這裡就不必多講了。

那麼什麼是成爲經典的條件呢？這是非常重要的。你看《詩經》，首先一個條件就是它非常古老，因爲《詩經》裡邊收集的詩歌大概在公元前六世紀以前都已經定型了，最早的詩歌可能是公元前十世紀，甚至十一世紀或者更早，可能殷商的時候有很多東西就已經記錄下來。因爲裡邊有些詩是朝廷郊廟之樂，或者是祭祀的時候記錄下來唱的歌，祭神，或者是歌頌、讚美祖先的歌，比如說《商頌》或者《周頌》。這些東西都是非常古老的。所以古老就是成爲經典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

詩歌古老就會成爲經典，確實如此。魯迅曾經有一個非常調侃的說法，非常有意思，他在《門外文談》裡邊有幾句諷刺的話，他說：「周朝的什麼『關關雎鳩，在河之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罷，它是《詩經》裡的頭一篇，所以嚇得我們只好磕頭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過這樣的一篇詩，現在的新詩人用這意思做一首白話詩，到無論什麼副刊上去投稿試試罷，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編輯者塞進字紙簍裡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爺的好一對兒！』什麼話呢？」他的意思就是說《詩經》的作品，其實「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也不過就這麼點意思，就是這小姐好漂亮，是少爺的好一對。你用這樣的白話寫首詩去投稿，肯定沒人要登你的。可是現在這首詩因爲是古文，而且是《詩經》頭一篇，我們大家只有磕頭佩服得不得了。我們知道魯迅是非常反傳統的，但他其實是非常瞭解古代的。魯迅自稱他是「反戈一擊」，因爲他是從舊陣營裡面出來的反戈一擊，所以對舊傳統非常瞭解。他講這句話雖然是一種調侃諷刺的意味，但實際上就講出一個道理來：詩古老就是它成爲經典的條件之一。你現在用白話寫一首詩，肯定投不到什麼詩刊裡面，可是你要是活在一兩千多年以前寫那種詩，那就是很重要的，保存下來就很重要。所以古老就是（成爲經典的）一個條件，確實是如此。

但當然不光是古老了，《詩》裡邊確實有很多寫得非常有趣的東西。比如說我們看《詩經》裡面有兩首非常有趣的詩，而且都寫的是夫妻兩個人或者兩個情人，晚上睡在一起非常高興，天亮了早上要分離的時候，就賴著不願意起來，不願意走，這是非常有趣的一個情形。《鄭風》的〈女曰雞鳴〉就是這樣的一首詩，「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顯然就是那位男士賴在床上不想起來，雞都叫了，天都亮了，那男的說：「天還沒亮，你不信去看看天上，『明星有爛』。」天上的星星都還閃著，天還沒亮呢。

《齊風》也有一首〈雞鳴〉，大概是差不多的。《齊風 · 雞鳴》這首詩裡的兩個人地位比較高，說：「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就是雞都已經叫了，上朝的人都已經快滿了，都去了。然後這男的說：「匪雞則鳴，蒼蠅之聲。」這不是雞叫，是蒼蠅的聲音。這個很有意思，錢先生《管錐編》評論說：「是古人的耳朵跟今人的耳朵不一樣，還是古代蒼蠅的叫聲跟現在蒼蠅的叫聲不一樣，怎麼可能把雞聲跟蒼蠅的聲音放在一起去比，怎麼可能把雞鳴跟蒼蠅變得一樣呢？」這完全是無賴。然後再說：「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這都是反映同一個主題，這個主題在《詩經》裡面有這樣兩首，可是在世界文學裡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題材，在西方叫做 「Aubade」（晨曲），這種題材在全世界有很多，幾乎所有的文學傳統裡面都有類似的詩，都有這樣類似的想法：就是兩個人睡覺醒來，早上不願意離開。我曾經看見國際比較文學學會有很大的一本書，收集了全世界很多不同文學傳統裡邊這樣講Aubade的詩。以前西方的人，在十九世紀時候還不知道中國有這樣的詩，所以咱們就大講西方的Aubade，其實中國的《詩經》裡面比他們早一千多年就已經有這樣的詩了，所以非常有意思。

這樣的詩雖然很古老，語言其實也不是很難懂，我們現在還是很容易看得懂。而且描寫這種情趣，這種風味，這種感情和這種男女之間的對話，是非常有趣的。《詩經》裡面這些詩對後代產生很大影響，所以成爲一個經典，有它的道理。《詩經》還有很多例子，比如說像「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這樣的句子，也是非常感動人的，而且可以說是開出一個新的傳統。《詩經》裡這首詩用楊柳來表現春天溫暖、輕盈的、非常美的景象，跟冬天的雨雪來對比。尤其是楊柳，代表春天盎然的春意，在很古的時候，尤其是漢代以後，就有折柳送別的傳統。柳樹在中國的詩詞裡面被寫得非常多，而且都是跟送別這種感情有關係的，這些東西都可以追溯到《詩經》裡面去。所以古老的東西成爲傳統，成爲經典之後，它就有一個啟迪的作用，使後來的很多人都會將它作爲一個典範。

而能夠作爲典範，當然有它自身的價值，有它自身的條件，比如它詩句非常優美，它的韻律都非常好。像「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這幾句話，這種情調，有朋友來一起聚會那種歡樂的氣氛。雖然是四字句這種《詩經》的基本句型，但非常有意思，你讀過之後就不會忘記。後來，比如說在三國的時候，曹操就很能夠利用這種四言體。當時五言詩已經興起，在很多人寫五言詩的時候，曹操是很能夠把《詩經》的那種四言傳統繼承下去的，寫得非常漂亮。而且他在〈短歌行〉詩裡面就直接把這幾句詩引進他自己的作品裡面去。這也可以看得出，傳統從《詩經》到魏晉，到後來的連續。當然，後來歷代的詩人都會從《詩經》裡面去發掘一些形象，一些詞句典故等等。

講到經典的形成，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文學作品。我們現在是講文學的經典，文學作品本身有很多它內在的因素。我們知道唐代大詩人杜甫不光是唐代，而且是中國傳統中最重要的詩人。錢鍾書講中唐以後，杜甫就是中國最重要的詩人。當然，「李杜」優劣在中唐的時候就開始被爭論起來，我們知道韓愈寫了一首詩，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然後就批評那些要講「李杜」優劣的人是「蚍蜉撼大樹 ，可笑不自量」（〈調張籍〉）。這個是批評元稹的。確實，元稹是第一個把李白貶低來抬高杜甫的，在他的〈唐故工部員外郎杜君墓係銘并序〉裡邊，就明確地提出來：杜甫是最重要的詩人。他講到杜甫的時候，先是講了初唐的時候很多詩人如何如何，但是他認爲杜甫是能夠把所有好東西都集中起來，「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今人之所獨專矣」，「則詩人以來，未有如子美者」。所以他認爲杜甫是集大成者，是最重要的，自有詩人以來，沒有像杜甫這麼高的，那麼好的。

他與此同時講了一段貶低李白的話，我想這大概是使韓愈不高興的一段話，也使後來的很多人在「李杜」優劣的問題上認爲他不應該這麼做。他說：「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大家都把「李杜」兩個人同時來講的。「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摸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肩於子美矣。」 就是說這方面跟杜甫是可以相比的。「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況堂奧乎！」他主要是講杜甫寫律詩，最重要的是排比聲韻。杜甫寫律詩，因爲唐代律詩成爲重要的體裁，而且在唐以後，律詩就是詩裡面最重要的一個體裁了。李白確實因爲比較不太願意受拘束，所以律詩寫得比較少。他不是不會寫，有寫得很漂亮的律詩，但是寫得比較少。杜甫就寫了很多，而且寫得非常非常好，所以在這方面杜甫是超過李白的。這個講法有一定的道理，所以他認爲杜甫遠遠高於李白。但是後來很多人去推崇杜甫的時候，不光是從一個藝術方面去推崇他，很多人都認爲杜甫經過了安史之亂，寫了很多民間疾苦，所以應該是從這個思想內容的方面去推崇他，而不是從藝術方面去推崇他。

在中國古代有很多這樣去評杜甫的人，最典型的就是宋代的黃徹，他的《䂬溪詩話》裡邊就有很多抬高杜甫而貶低李白的說法。比如他相比兩個詩人的句子，像〈劍閣〉這首杜甫的詩，黃徹說：「『吾將罪真宰，意欲鏟疊嶂』，與太白『搥碎黃鶴樓』，『剗却君山好』，語亦何異？」 就是聽起來好像說的話都差不多，都是要把山打掉。「然〈劍閣〉詩，意在削平僭竊，尊崇王室，凜凜有忠義氣，『搥碎』『剗却』之語，但覺一味麤豪耳。故昔人論文字，以意爲上。」他認爲杜甫要把劍閣剷除屏障，是因爲「尊崇王室，凜凜有忠義氣」。因爲叛軍在那裡，所以他要把山去掉，使叛軍不能佔地理的優勢。他是從政治、軍事這方面來考慮的，是跟國家的命運有關係的。可是李白的「捶碎黃鶴樓」，「剗却君山好」，是因爲他在喝酒，他要看出去，要眼光開闊，前面有座山，他認爲應該把青山去掉，就看得更遠。這個好像就一味粗豪，只是自己覺得要眼睛看得開闊，而跟杜甫是不能比的。所以黃徹認爲這是爲什麼李白不如杜甫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他後面還有一段講李白，就極力地貶低他了。他說：「世俗夸太白賜牀調羹爲榮，力士脫靴爲勇。」然後講了半天，大概的意思就是說李白寫的這些詩，不過是爲了唐明皇想要他來讚美一下楊貴妃，把她寫得很漂亮，所以他就寫這樣的詩。可是他詩裡邊講的不過是什麼「玉樓」「金殿」「鴛鴦」「翡翠」，「社稷蒼生何賴？」他就沒講到國家，沒有講到社稷，沒有講到老百姓。黃徹說：「歷考（李白）全集，愛國憂民之心如子美語，一何鮮也！」就是說很少找到像杜甫那樣憂國憂民的語句。「自退之爲『蚍蜉撼大樹』之喻，遂使後學吞聲。」因爲韓愈講過不要去講什麼李杜優劣，所以大家都不敢說話了。但是黃徹認爲，「如論其文章豪逸，真一代偉人」，李白文章寫得很豪放，那也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如論其心術事業可施廊廟」，「李杜」齊名就是不對的了。他認爲「李杜」是不能齊名的，李白是遠遠不如杜甫的。這完全就是從一個政治倫理的角度去看「李杜」的優劣。

其實，杜甫之所以是最大的詩人，不光是因爲他要憂國憂民。憂國憂民的人多的是，中國傳統的詩人個個都寫憂國憂民的詩，可是只有杜甫一個人這麼了不起。大家都認爲他是偉大的詩人，並不是因爲他的詩寫的內容是怎麼樣，而是他「語不驚人死不休」。他說自己「晚節漸於詩律細」，他從來就是追求奇特的語句，寫詩的章法跟別人不一樣，而且寫得非常精妙，使大家不能不佩服。從這個角度去看杜甫的話，我們就可以更能夠瞭解杜甫爲什麼偉大，而不光是說他寫的是憂國憂民的詩。我覺得像黃徹這樣從政治倫理的角度來極力貶低李白，褒揚杜甫，在詩的批評上說來是沒有什麼道理的，而在中國文學批評的傳統裡，這種政治化的批評一直有很大影響，值得我們注意。

這就使我想到郭沫若先生。郭沫若在五八年成都會議的時候，當時中央很多人在成都，去杜甫草堂參觀，非常推崇杜甫。毛澤東也說杜甫是「詩史」，按照古人說法，他的詩像歷史一樣，反映當時的歷史狀況。所以郭沫若當時就用很漂亮的書法寫了幾句話讚美杜甫。他說：「世上瘡痍，詩中聖哲。民間疾苦，筆底波瀾。」「世上瘡痍」就是人間發生的各種痛苦的事情。「詩中聖哲」是說他寫出詩來就變成一個「詩聖」，因爲「詩聖」是對杜甫最高的稱呼。「民間疾苦，筆底波瀾」，他寫的民間疾苦就變成了筆底的波瀾，「詩中聖哲」是對杜甫極高的評價。可是在文革的時候，據說郭沫若聽說毛澤東喜歡「三李」，就是李白、李商隱，還有李賀，這三個姓李的詩人他非常喜歡，杜甫他卻不太喜歡。於是郭沫若寫了一本書，就是《李白與杜甫》，完全改變了他的態度，把杜甫貶低得一錢不值，說杜甫是地主階級的代表。包括以前中學教材裡都要收的杜甫的一首詩，被認爲代表所謂人民性，同情老百姓的一首詩：〈茅屋爲秋風所破歌〉。大家很多人都知道，杜甫在詩裡說，「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郭沫若就抓住這句話說：你看，有三重茅，老百姓哪有三重茅的茅屋，三重茅一定是大地主才有的茅草房子。當然，這本書我想現在大概很多人都不知道，也許都忘掉了。

但是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就是經典的穩定性。現在大家還是覺得杜甫是了不起的，郭沫若講他的好話和壞話，大概現在大家都忘掉了。這也就表現出完全從一個倫理的、政治的方面去討論文學作品，是沒有太多道理，而且也是沒有太大價值的。優秀的文學作品一旦成爲經典，就有一個穩定性。什麼叫做穩定性？基本上說，一旦大家認識到它的價值之後，它就會非常長久地存在。很重要的一個例子，我的PowerPoint裡面沒有講到，就是陶淵明。陶淵明可以說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爲陶潛是晉、宋之間的人，他寫的詩在當時是不被重視的。因爲當時的詩風都是非常講究華麗的辭藻，他寫的詩是非常簡單的。他的詩句在六朝的很多作者看來，就顯得非常簡單，所以他在當時雖然不是沒有人知道他，但是他的詩並沒有受到重視。顏延之是他的一個晚年的朋友，顏延之的詩就非常有名，陶淵明就沒那麼重要。他死了以後，顏延之給他寫了一篇誄，裡邊提到他的文章的時候，只是說「文取指達」而已，只有四個字是講他的文章，沒有講他的詩，也沒有討論他的文學作品。大家後來提得比較多的就是他的「不爲五斗米折腰」，作爲隱士非常有氣節，可是他的詩就很少被人稱讚。

在唐代，很多人包括杜甫對他也是有微言的。杜甫說：「陶潛避俗翁，未必能達道。觀其著詩集，頗亦恨枯槁。」（〈遣興〉五首之三）說明他的詩寫得非常枯槁，他的語言非常枯乾。當然，後來很多人一定要爲了保護杜甫和陶淵明，說杜甫其實不是批評他。其實我們不必爲賢者諱，我們現在看來就是杜甫批評他。這就說明一個問題，就是在當時陶淵明並不是一個很重要的經典作家。一直到六百多年之後，到蘇東坡，到了宋代的時候就不一樣。到了宋人，尤其是蘇東坡，對陶淵明是非常崇拜的，說他的詩雖然表面看起來很枯，但是實際上是非常有味道的。陶淵明跟蘇東坡的詩風很不一樣，可蘇東坡寫了幾十首詩來和陶，在宋代就形成一個風氣，所以宋人就對陶淵明非常地崇拜。

當然，這也不光是蘇東坡自己一個人的力量，而是陶淵明這種詩風。因爲唐以後對六朝的詩風是貶低的，覺得太華麗了，太膚淺了，沒有什麼深刻的意義，所以六朝詩風後來都被貶低。而陶淵明在當時寫的詩是違反六朝詩風的，是寫得簡練的。這種詩風在傳統的中國詩學觀念裡面，反而成爲一個主流的東西，就是言簡意賅，意在言外，字用得不多，但是意義很深，儘量顯得含蓄。那麼陶淵明反而代表了一個可以說是中國詩學或者美學觀念發展中很重要的方面，在他那個時代不被人認識，可是在宋以後，陶淵明就成爲中國大詩人之一。你說中國人知道李白、杜甫，不可能不知道陶淵明吧？所以這個是很重要的。這說明一個什麼問題？就是說經典的價值也不一定馬上就會被認識，當代的東西很有名的，不見得就成爲經典。而經典也許在不同的時代隨著整個文學傳統的發展，它的價值和意義會浮現出來。陶淵明就是很好的一個例子，他等了六百多年，不是一天兩天，也不是一年兩年，六百多年才成爲一個重要的詩人。

詩人成爲經典之後，它的穩定性就表現出來了，不是你隨時就可以把它否定。而且它往往是永恆的，這種詩的永恆，文學價值的永恆，我想舉三個例子來說明。第一個例子，曹丕的《典論 · 論文》裡面幾句話，他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這句話可是不得了，說「經國之大業」，好像把文學看得跟國家的命運有關係。我覺得文學作家可能有點受不了，因爲要是國家不好了以後也就怪在你身上，文學家可負不起這個責，也不應該負這個責。可是「不朽之盛事」確實如此，文學是可以不朽的。他說：「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他說一個人的年歲是有盡的，最多活到一百歲不得了了。「榮樂止乎其身」，一輩子榮華富貴，死了也就沒有了。兩者都是不可能長久的，它有一定的期限。「未若文章之無窮」，而文章是可以永遠傳下去的。「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託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於後。」所以作家和詩人不需要「良史之辭」，不需要歷史家來讚美你，也不需要你當時的什麼政治或權力，可是他的聲名自傳於後。作爲一個作家，一個詩人，成爲經典的詩人以後，他的名聲就永遠存在了，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話。我相信在西方也是這樣的看法，19世紀很重要的一個英國作家叫Thomas Carlyle，他有一本書叫做《英雄與英雄崇拜》（On Heroes, Hero Wo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裡邊就認爲詩人是非常重要的。他有幾句話很經典，他是十九世紀的人，那正是大英帝國鼎盛的時代，卡萊爾說大英帝國非常重要，但是莎士比亞更重要。大英帝國有一天會垮掉，但是莎士比亞將永遠存在。我們現在已經印證了這句話，對吧？大英帝國已經沒有了，可莎士比亞是永在的。

我想舉的第二個例子，杜甫的一首很簡單的詩：「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朵萬朵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七首之六）寫的是他住在成都的時候，他的一個鄰居叫黃四娘，她家裡花園很漂亮，這麼幾句話。蘇東坡〈書子美黃四娘詩〉的評論非常有意思，他因爲自己寫書法，經常喜歡把這首詩抄下來。蘇東坡說：「此詩雖不甚佳」，他也敢批評杜甫，說這個詩並不怎麼樣。「可以見子美清狂野逸之態，故僕喜書之。」之所以我很喜歡寫這首詩，他說是因爲「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齊魯的時候，都有很多重要的政治人物，可是歷史上他們的名字都沒了。「黃四娘獨何人哉？」黃四娘是什麼人？「而託此詩以不朽，可以使覽者一笑。」確實啊，你說黃四娘跟當時的大臣比較起來是絕對沒有地位的，不過是個老太太而已，杜甫的一個鄰居老太太，是不識字的也說不定。可是杜甫把她寫了以後，永遠都有「黃四娘」存在下去。第三個例子是下面莎士比亞這首十四行詩，當然也很重要，在西方很有名。詩裡也是說，你的美麗總有一天會消失，但寫在我的詩裡：「只要還有人呼吸，人還有眼睛，只要這詩還在，你就有永久的生命。」（Sonnet 18）講的也是這個意思。

最後，我從理論上來講經典這個概念，出自Gadamer的 Truth and Method，《真理與方法》裡的一段話，他說：「經典體現歷史存在的一個普遍特徵，即在時間將一切銷毀的當中得到保存。在過去的事物中，只有並沒有成爲過去的那部分才爲歷史認識提供可能，而這正是傳統的一般性質。」不是說過的一切東西都是我們所謂的傳統，而是過去存在下來有價值的東西，在時間把一切都已經毀掉的時候，還沒有被毀掉，沒有成爲過去的部分，才是經典，才是傳統。Gadamer說「我們所謂『經典』並不需要首先克服歷史的距離，因爲在不斷把過去和現在相聯繫之中，它已經自己克服了這種距離。因此經典無疑是『沒有時間性』的，然而這種無時間性正是歷史存在的一種模式。」

最後這句話非常有意思，他說經典是「沒有時間性」的，Timeless，可是這種Timelessness就是歷史存在的一種模式。什麼意思？就是說所有的經典，我們在讀它的時候，都不是把它作爲一個死的、過去的東西來讀，都是當作跟我們現在有關係的來讀。而一個文學作品，他說有個Gleichzeitigkeit，就是一種同時性，Contemporaneity。就是說你讀一首詩的時候，你不是在讀一個過去的東西，你自己會帶感情進入一部小說，一首詩，這樣很容易使你進入到文學所描述的境界裡面去，使你產生一個好像沒有時間距離，沒有空間距離的感受。這是一個「經典」的非常重要的定義。

所有經典作品都應該是這樣，它沒有什麼克服時間距離的問題，因爲它早就自己把距離克服。任何時代不同的讀者，不同時代的人去讀它的時候，都是把它作爲一個當下在讀的東西。爲什麼要談這個問題呢？那是因爲一個背景，在西方，在美國，尤其在八、九十年代，理論在發展到一定程度的時候，曾對經典、對傳統有很多誤解，而且有一種非常激烈的，政治化的批判。我對政治化的批判是非常反感的，我剛才已經講了像郭沫若那個例子，他完全是違背自己的真正看法，把杜甫貶低，就是因爲迎合，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在西方同樣有這樣一些東西，有些理論發展到一定程度，尤其是後現代和後殖民主義的理論，曾經有一段時間說：西方的經典都是死去的白種男人寫的，Dead white males，所以就要批評。我覺得無論是後殖民主義還是女權主義，還是後現代主義，它的興起都有它一定的道理。因爲任何一種理論的起來都是針對一個問題，所以有它的道理。但是它越過了一定合理的界限之後，就成爲不合理的東西，變成反而是有壓抑性的另外一個東西。比如說在美國有一種所謂「去經典化」的說法，Decanonization，認爲Canon都是好像一幫人在那商量了，把什麼作品規定爲最重要的作品，在一幫有權力的人商量了以後，就變成一個權力強制性的東西，所以應該反抗，要把邊緣的變成中心，把不是經典的變成經典。

可是經典的東西，我剛才講到，有它的穩定性，它的決定性的東西往往是超越時代的。在一定的時代，也許通過一定的政治手段，他可以把一些東西逼著說成是最重要的。我經歷過文化革命，文革時候有革命樣板戲，那個時候江青搞的革命樣板戲就是要所有的戲劇都不能演了，就只能演八個革命樣板戲，什麼《紅燈記》，什麼《沙家浜》這些東西。這些東西其實從一個純藝術的角度，它當時把很多很好的藝術家放在一起，無論是音樂還是表演，還是劇本的編排，不是說完全沒有好的方面，但是整個的背景是完全政治的，所以這些東西在文革以後也就沒有價值。所以我覺得經典不是人造出來的，當然是人造的作品，但不是有意的一個意識形態的運動可以把它造出來的。經典不是一夜可以成爲經典，陶淵明就等了六百年成爲經典，但因此也不是一夜之間你就可以把它消滅。所以我對於西方講的所謂「去經典化」這個東西，到現在看來還是不可能成功，而且永遠不可能成功。

我覺得在任何一個文化傳統，任何一個文學傳統裡，經典都是非常重要的，錢鍾書先生就很多次告訴我，一定要多讀大經大典。因爲傳統的大經大典，包括西方的，也包括中國的，都是構成文化傳統最基本的典籍。你瞭解這些最基本的東西，那麼你對整個文化傳統的瞭解就有一些基礎，比較全面一點，而你去讀一些不值得讀的東西，我覺得反而是浪費自己的時間，浪費自己的生命。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要讀就要讀有意義的東西。經典就是我們應該去研究，去學習，去閱讀的。

好，我今天就講到這裡，希望跟大家有些時間討論，謝謝。

張健教授：

好，謝謝張隆溪教授。他從中西文化比較的視野來談經典的條件，以及經典的穩定性。我們講古老是經典的條件，經典是古老的，但是經典又是無時間性的，這是非常有趣的話題。對於我們來說，尤其是學人文的來說，又是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的話題。我們應該讀什麼書，尤其是我們做研究的青年學者，我們應該怎麼樣看待經典，看待我們傳統的經典，其實都有非常重要的一個現實的意義。

下面的環節我們主要留給大家提問，我們跟張老師一起去討論，向他請教。這個環節由助理陳康濤先生來主持，康濤你來唸大家的問題。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的精彩演講。首先第一個問題是：您認爲中國古代的經學與文學存在怎樣的互動關係呢？具體可以體現在哪些方面？

張隆溪教授：

經學跟文學當然是不一樣的東西，經學基本上是從一個儒家的觀念去討論經典作品，《詩經》當然是其中之一。但是除了《詩經》以外，還有《左傳》，還有《春秋》。因爲是《詩》《書》《易》《禮》《春秋》幾部經書，所以經學基本上像我剛才講的，是一種諷寓解釋的傳統。就是一定要讓文本符合儒家的這些仁義道德，以及儒家的基本觀念，這是經學所做的。當然，經學很重要之處也是對於文字文本的註疏，因爲《詩經》也好，其他的一些古書也好，甚至在古代，很多對於文字上怎麼樣去解釋，怎麼發音，反切是怎麼樣的，都需要註釋，所以這是經學。

那文學批評呢，當然「文學」是個現代的觀念，從我們現代人講的文學的觀念來看，基本上可以說是在魏晉六朝以後，才會有這樣的觀念。當然，孟子已經對詩有一個很好的討論，就是：「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孟子 · 萬章上》）這是別人去請教他解釋《詩》的時候，他說的幾句很重要的話，他說：「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這首《詩》不能按字面去理解它。因爲「周餘黎民，靡有孑遺」這句話，如果按字面講的周朝人死得一個都沒有了，他說不是這樣的，這只是詩人誇張的修辭手段，詩人講的話不能這樣去理解它。可見孟子那個時候，已經把《詩》作爲一個全首的詩來看，而不是只是斷章取義，不是把它作爲賦詩斷章這樣的看法，所以他認爲要「以意逆志」。而且孟子說：「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所以一定要「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孟子 · 萬章下》），這是對古人如交朋友一樣地看他的作品，所以孟子其實對於《詩》怎麼讀，已經有一個比較全面的看法，而不是斷章取義。

像《論語》裡面講到《詩》的時候，其實孔子討論《詩》的時候經常跟以前賦詩斷章差不多，像子夏問他說：什麼「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 怎麼解釋？孔子說是「繪事後素」。子夏好像不滿意，就說：「禮後乎？」孔子聽了以後大爲高興，說：「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論語 · 八佾》）其實那完全是一個諷寓的解釋。詩句裡邊哪裡講什麼「禮」這些東西。可是他一旦說「禮後乎」，其實就是完全按儒家的觀念來套在詩句上面。孔子聽了以後還很高興，稱讚他學生很聰明，可見在孔子論《詩》的時候，就已經不是從文學方面看這個《詩》。可是孟子一百多年之後論《詩》，反而對《詩》有比較全面的看法。

但是，真正的文學的觀念的成形，我認爲是蕭統編《文選》。他在〈文選序〉裡面就講得很清楚，歷史的書他不收，經書基本上他不收，他收的一定要是美的文字，才是《文選》的內容。所以我覺得《文選》是非常重要的一本書，是最先能夠從理論上來講，從文字上來講，體現出一個審美的觀念來看文字，而不是從一個政治倫理的觀念來看文字。而且順便提一句蕭統，雖然《文選》裡邊收的陶淵明的詩沒多少，但他編了陶淵明的集子，所以他在當時來講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他說跟陶淵明恨不同時，他跟陶淵明時間差了一點點，沒有見到他。所以蕭統是很了不起的，他能夠認識到陶淵明的價值。雖然他沒有把他說得很重要，但他是第一個編陶集的。

所以我覺得中國在六朝之後，南北朝之後，文學這個觀念才越來越發展。又要講到陶淵明。魏晉南北朝的時候，兩部最重要的文學批評著作，一本是劉勰的《文心雕龍》，裡邊壓根沒有提過陶淵明。一本是鍾嶸的《詩品》，《詩品》把陶淵明放在「中品」，說他是「隱逸詩人之宗」，所以後來的人都認爲陶淵明就是一個隱士。這兩個都對陶淵明的評價不是特別高。劉勰是很了不起的，那本書裡面講了很多詩人作家，可是陶淵明連提都沒提。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的解答。下一個問題是：近現代以來的東亞文學，尤其是中國文學中的經典，相比於古代似乎數量變少了。那麼我們在做文學研究的過程中，怎樣去發掘有潛力成爲經典的作品呢？當我們去評價一部現代作品是不是可以成爲經典的時候，應該注意它的美學價值還是它的社會價值？

張隆溪教授：

先回答最後一個問題。我覺得我大概已經講得很清楚，文學作品成爲經典，一定是靠它的文學的價值，而不是什麼社會的、實用性的價值。這些東西在一定的時候可能會有價值，但是從長遠來講，從文學的角度來講，最重要的是它的文學價值。這是我已經講得很清楚的。

那麼講到現當代的文學，什麼是經典的？基本上是一個Oxymoron（矛盾修辭法）。經典是需要時間的檢驗，所以爲什麼古代的經典，尤其中國文學有兩千多年，三千年的歷史，但是文學史上提到的作品也就是這麼多？你想想看，有成千上萬的作品或者作家都被忘掉。現在當然也有很多作品，但是現在的作品有多少是再過三千年以後，中國人還會去讀的，誰也不知道。所以我覺得很難。

其實現在無論在美國也好，在中國也好，全世界都有一個傾向，有一個Presentism（現在主義），大家都比較注重研究現代的東西，而古代的東西研究得比較少。前天廈門大學一百周年，有一個學術討論會，有幾個人，我也參加了。其實幾個人都有這種同樣的看法，因爲當時是哈佛的幾個人，包括Stephen Owen，David Damrosch，還有Martin Puchner，我也在其中，我們4個人都是在一個panel裡邊。我們有一個共同的看法，就是（不管）在美國，在西方還是在中國，現在更多的人是研究現代的。我不是說研究現代不好，但是研究現代的作品確實有這個問題，哪些是經典？這就是需要去發掘，需要現代文學研究者去做的事情。你怎麼樣把一個作品的價值講出來，它爲什麼重要？重要在什麼地方？它的意義在哪裡？這個意義如果只是在一定的時代有意義，那麼這樣的作品變成文學經典的可能性是比較小的。

我剛才舉的例子，文化革命當中的八個樣板戲，全中國只有八個樣板戲，當然是唯一的經典，就當時來講是這樣。可是現在從長遠的，歷史的角度來看，它們不可能成爲經典。所以文學作品要成爲經典，當然是看它文學本身的價值。我剛才講杜甫的時候也是，杜甫的價值不在於他寫什麼民間疾苦，講什麼憂國憂民。言憂國憂民，民間疾苦的詩人在幾千年的歷史裡有成千上萬，可是像杜甫寫得那麼好的就是唯一，就是杜甫。所以我覺得講杜甫，我們要從他的藝術的，文學的角度來講，而不是講什麼反映了安史之亂，那等於是說他幸運，所以「國家不幸詩家幸」了，因爲國家遭難了，所以他就是大詩人。那萬一他生活在一個國家很平和的時候，是不是就不能成爲大詩人？我覺得這是不對的。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接下來請教的問題是：如果註疏有主觀詮釋的極大可能性，我們應該怎樣去逼近某部經典的原意呢？譬如說《論語》這部經典，如何在眾多的註疏中進行選擇，如何盡可能地克服語言演變所造成的意義變化，以及意義不明的問題。

張隆溪教授：

對於經典的解釋和理解，沒有一個絕對的答案。這一點是做人文研究跟做有些科學研究的不同。科學研究也不是完全都是這樣，但是基本上科學研究正誤比較明確。比如數學，你算對就算對了，你算錯了就算錯了，2+2就只能等於4。文學，尤其是人文的，無論是文學，或者歷史，或者哲學的這些解釋，都不是絕對的東西，所以只能說相對而言，比較好的解釋，比較好的理解。那麼什麼樣是最好的理解，什麼相對而言是比較好的理解？那就是對一個作品能夠各方面照顧得非常多，而不是拿到一點就不顧其他的。一個解釋能夠把更多的方面，一個作品的更多的細節，把它講得非常圓滿，能夠把它融會貫通起來，講得非常圓滿，這是一方面。

另外一個方面就是把作品放在它當時的背景中去理解，它的社會、歷史、哲學、宗教這些背景，如果這個作品是跟這些有關係的話，把它講得非常有說服力。這樣的理解，我想就比較有說服力，只能說是最有說服力的，或者更有說服力的理解，而不是唯一的理解。對《論語》也是如此，《論語》雖然有各種各樣的解釋，但是各種解釋都反映它那個時代。就像顧頡剛《古史辨》講過一段話，不是說顧頡剛就是絕對正確，但他有一段話說得很有道理。他說這些古代的傳統的註釋，把原來的文本都蓋住，遮蔽起來了，就像一個石碑上面長了很多藤蔓，把碑的本文都看不到了，你把這些清除才能看到本文本來的面目。但是這些東西也有它的價值，它雖然不一定能夠反映經典的本來的價值或者意義，但是它反映了它那個時代，爲什麼在它那個時代要這麼去講它？我覺得這是有道理的。所以這些都是幫助我們去理解各種各樣的評論和註疏的一個辦法。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的解答。下一位的提問是：我發現後世追摹經典的作品通常無法超越經典本身，比如說《紅樓夢》從清中葉一直到現代的各種續倣作品。這幾乎成爲了一個定律。請問這種現象的本質是什麼呢？倣作的藝術性和思想性是不是一定沒有辦法超越原作的？

張隆溪教授：

我覺得這是很好的一個問題，很有意思的問題。首先第一個，文學或者人文的東西，包括哲學，包括歷史和文學這些東西，跟科學有一個非常大的分別：科學，尤其技術，是非常注重當下的，就是新的，創新的東西。我想任何一個新的機器，用我們的手機來講，新一代的手機一定比以前的手機性能好，是吧？所以大家一定都想要最新的手機，因爲他做得很好，然後各方面都有進步。科學是講進步的，可是人文學科的東西往往是回到經典去。你看現在還要去講《論語》，《莊子》，還講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都是幾千年以前的。這些東西方的經典，因爲它影響了整個後來的傳統，所以它的重要性在這裡，從一個歷史、哲學、或者文學的角度來講，都是要回到經典去。這是第一。

第二，不是說一個作品，如果都是去修改以前的東西就不可能成爲經典，或者說不可能比以前的東西更好，這是不對的。在西方，我想最重要的，最有名的詩人就是莎士比亞。莎士比亞劇本沒有一部作品是他獨創，就是說完全是以前沒有這個東西，他自己新造出來的，沒有。所有的作品都是依據前人的舊作，包括Hamlet，包括King Lear，包括Macbeth，都是這樣。Hamlet就是根據一個丹麥歷史學家Grammaticus的書，這部歷史書被翻譯成英文，他看了以後選取了其中的內容，寫成了Hamlet這樣一部作品。像King Lear，以前有個老的劇本也叫King Lear，所以莎士比亞從這個意義來講，沒有一部作品是獨創的，都是改寫前人的東西。包括Romeo and Juliet，也是有人把一個意大利人寫的詩翻譯成英文，他看了以後把它改寫。但是我們知道莎士比亞的作品超過了以前這些作品，成爲永恆的經典，經典是取決於這個作品本身。研究莎士比亞，很早以前就有兩部很厚的書叫做Shakespeare’s Sources，《莎士比亞的來源》，你看那些東西，你跟莎士比亞的劇本一比，就高下立見。你可以看到莎士比亞在改編這些東西的時候，他通過他的那種創造性的修改，或者也加了一些新的東西，如何把一個平平常常的，或者說不怎麼精彩的東西變得非常精妙，成爲一個永久的經典。這是第一個例子。

還有一個是《紅樓夢》，《紅樓夢》有很多倣作，還有很多人想去超越它。我們在文學上面很難說超越，我想沒有一個現代作家寫一部作品說：我寫得比《紅樓夢》好。沒有一個當代的戲劇家說：因爲我是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的，所以我的劇本寫出來一定比莎士比亞好。沒有這樣的人，就算有這樣的說法，大家也不會去相信這樣的話，所以文學經典的價值就在於它是一個典範，它是一個影響。它在整個文學傳統中當然也有繼承，但是它後來有很大的影響。所以你想去超越一個經典，這個想法本身就是比較可笑的。你還不如自己寫一部東西，做好了以後成爲一個新的經典，而不是去超越別的經典。但是換句話說，也不是別人以前寫過的東西，你就不可能寫成一個更好的經典，這是完全可能的。莎士比亞就是個例子。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位來賓的提問是：巴特有言，文本一旦生成，作者就死了。經典裡面的解釋也不乏「六經註我」的做法。經典有它的穩定性，但是文本與讀者之間，他們關係的穩定性應該怎樣把握呢？

張隆溪教授：

我曾經在美國教書的時候經常舉這個例子，很多人都說「The author is dead」，對吧？就是作者已經死了。我說：「That’s true, because an author told you so.」 就是說，是一位作者告訴你說，作者已經死了，你其實是很聽從作者的話的。說明在你心目當中，巴特這位作者的權威是非常大的。因爲有這麼一個重要的作家告訴你「作者死了」，所以你就相信作者死了。我覺得我們應該就這個問題稍微做一點反思，其實作者的作用跟讀者的作用確實都非常重要，在十九世紀大概偏重於作者，不太注重讀者，那麼整個二十世紀文學批評的發展可以說是越來越注重讀者的作用。但是讀者的作用到了一定的程度，就出現像Barthes那種話。其實Barthes的話完全沒有什麼獨創性，在十九世紀尼采早就說「上帝死了」，他不過把這句話換爲「作者死了」而已，就是把「作者」當成一個「上帝」，就是「god」，所以他這句話在西方有他的思想背景和淵源。我們在理解這句話的時候，不要不假思索，因爲他說「作者死了」，所以作者就死了。這是第一個我要想講的。

當然我不是說，你一定是這樣的意思，但是我在美國有這樣的經驗，很多美國學生跟我說「作者死了」，現在大家都認爲作者不重要。我覺得這是因爲有一個很重要的作者告訴你說「作者死了」，所以你就都信，說明你還是信作者的。在我看來，文學批評應該各方面都要考慮，有的時候你確實沒辦法考慮作者，比如莎士比亞這個例子。莎士比亞他作者的意圖在哪裡？在他的劇本裡，每個人說話都非常漂亮，哪一個人代表了莎士比亞的思想？誰代表莎士比亞在說話？其實這樣的問題本身就認爲，莎士比亞好像一定有一個人作爲他的代表在劇本裡面。但這是不一定的，其實所有人可能都代表他的思想的某一個方面，所以要這樣去看作者。

但是有的時候作者非常重要，比如說在中國古代，屈原，你如果完全不瞭解屈原跟楚國當時的情況，你去讀《楚辭》，你就會有很大的損失。包括像Milton，我剛才講莎士比亞，那麼在英國可能最重要的第二個大詩人就是John Milton。如果你對John Milton的一生完全不瞭解，你沒辦法真的深刻去理解他的最重要的一些作品。所以這要因人而異，因情況來看，對每一個東西的思考都是應該獨特來看，不是說一定只能看作者，只能看讀者，這是另外的一點。

那麼作者跟一個文本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讀者來理解的時候，確實就有不一樣，所以我剛才講了文學理解當中沒有一個唯一正確的理解，沒有一定符合作者本意的理解。作者本意是什麼？作者本意也是一個批評家或者一個讀者自己建構出來的，不一定就是真正的作者本意。這方面有很多理論問題，我也不想佔太多時間去討論這個問題，但是我主要想講的就是：我們在討論文學的批評和理解的時候，應該儘量地考慮各個方面，讀者、作者、文本，都應該考慮到。

文本也很重要，最終其實是文本。我在我寫的書裡面曾經舉過一個例子，有人諷刺中世紀的一個神秘主義者，叫做Meister Eckhart，讀他的書就好像作者帶來文字，讀者帶來意義，好像是個Picnic，大家在那兒午餐，作者帶來的是文本，意義是讀者帶去的。可是我就覺得這當中還少了一樣東西，就是文本自己。Umberto Eco是我很喜歡的一個批評家，也是作家，Umberto Eco有一個演講叫做Interpretation and Overinterpretation，他就講了一個很新穎的概念，叫做「文本的本意」：你們都講作者的本意，讀者的本意，可是文本也有它自己的本意，文本對我們的理解有一定的限度。當然，他的講法是針對美國Stanley Fish的Reader-Response Criticism（讀者反應批評），因爲費希說讀者完全可以決定什麼是文本，什麼是意義，其他根本都不管。這個當然是一種極端的說法，Eco就說文本有它的背景，應該要考慮。所以我的意思是說，作者、讀者、文本，還包括其他很多方面，越全面的考慮，就能提出越有說服力的批評和理解，謝謝。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位來賓的問題是：George Steiner在After Babel中表示「理解即翻譯」。在這種闡釋學視角下，我們閱讀任何經典的過程其實都是在翻譯。那麼經典作品的經典性是否會在翻譯、傳播的過程中遭遇磨損呢？例如我們在閱讀中文的莎士比亞作品時，這種「translated」經典性和英文原著的經典性是同一種東西嗎？

張隆溪教授：

當然，翻譯的東西，可能理解就跟原來的東西有差距，我想這是語言本身決定了，這種差距是可能存在的。那麼從英文的原文去讀莎士比亞，跟用中文的翻譯讀莎士比亞，由於語境不一樣，由於讀者閱讀的整個習慣和整個文化傳統的背景不一樣，可能理解會不完全一樣，我想是這樣。但是這無損於這個作品本身的經典性，一個經典的內涵往往很豐富，它可以對不同的讀者都能夠產生影響，尤其是超越自己的文化傳統。當外面不同文化傳統的人都能夠理解它的時候，這種作品可能更能夠成爲一部世界文學的經典作品，而不是一個民族文學的作品。一些東西如果只是在民族文學當中，只是在自己本源的傳統當中能夠被很好地理解，而很難翻譯到外面去，這就影響到它的傳播，也會影響到它作爲一個世界文學作品的可能性。我想是這樣。謝謝。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位來賓的問題是：一部文學作品要成爲經典，經典化歷程要多久？如何看待現代文學經典，它的經典化歷史過程是否太短？

張隆溪教授：

一個文學作品要多久才成爲經典？沒有一個定論的。當然希望它不會太久，陶淵明是太久了，六百年，我想一般的人大概等不到六百年，一般的文學歷史大概也沒有那麼長的時間來等，陶淵明是比較極端的例子。一般來講，一個文學作品會不會成爲經典？我想五十年，一百年應該就算是比較合理的一個時間界限，這也不是絕對的。所謂五十年、一百年的意思就是說在不同的時代，不同代的讀者，大概都會覺得某一部作品非常重要，那麼它就有可能成爲一個文學的經典。首先是在本國的文學傳統當中成爲一個經典，然後如果它能夠傳播到外面去，也獲得不同的國家的人，不同傳統的人去欣賞它，那就可能成爲一個更廣泛的世界文學範圍內的經典。要多長？沒有一個時間的定論。

那麼現在的東西成爲經典是不是短？我剛才已經講過了，現在的東西就更難說，尤其當代的東西更難說，確實需要一定的時間的檢驗。但是這個也是自然的，不用去憂慮這件事情，因爲任何一個時代都有很多作品，那麼這麼多作品有些會被變成經典，而大部分的作品大概都會被淘汰。歷史就是這樣，人類的一種「健康的健忘」。爲什麼健康的健忘？如果每一個作品都要被記住，人類的大腦大概就會被塞滿了，就不可能記住任何東西。所以所謂健康的健忘是一種自然的淘汰的過程。這種淘汰的過程，當然大部分來講是合理的，確實好的東西就存在下來。但是也有可能好的東西被埋沒，由於不同的時代對一個作品的價值方面認識不同。比如說女性的作品，婦女的作品會不會就因爲是婦女所作，所以被歧視？在以前的傳統當中是有可能的，但是也不盡然。你看在中國，李清照並不是我們現在才認爲她很了不起。辛棄疾是她同時代的大詞人，辛棄疾就把李清照看成經典了，也把她看成模範了，不是因爲她是女性就否認她。

中國古代儒家的傳統可以說是重男輕女，非常歧視女人，大概如此，但是並不等於說好的作品，婦女的作品，也不能夠得到承認，李清照就是很好的例子。她的詞寫得比她先生的詞好得太多，他先生的詞想跟她爭，跟她比，就根本沒門。所以我覺得說到底，還是自己寫得好不好的問題。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位來賓的問題：請問老師覺得今人，特別是研究文獻跟文學的青年學者，他們應該怎樣去讀經典呢？在閱讀的時候應該注意哪些問題？老師有沒有什麼建議給我們的青年學者？

張隆溪教授：

我自己其實不敢隨便給什麼建議，我自己也不是經學家，但是我覺得從一般來講，從我自己來講的話，我覺得閱讀一部作品，就希望能夠全面地瞭解它。所謂全面就是我剛才已經講過的，是從各個方面去看這個作品，對於它的理解，不要只是從一個角度或者一個方面，能夠儘量地照顧它的各種細節。越是全面的理解，就越有說服力。而且把它放在當時的歷史環境當中和後來的影響當中、傳統當中去看它，這樣去閱讀經典我覺得是比較好的，也能夠有我們自己的價值判斷。我們每個人都會有價值判斷，不管你是公開地說出來，還是不把這個問題講出來。其實每個人都有好惡，喜歡哪些東西，不喜歡哪些東西，有些東西是跟個人的興趣，個人的教養，甚至自己的生活經歷都有關係。但是這都不是問題，只要是能夠比較全面地去理解它，然後做出比較合理的解釋，我覺得就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位來賓的提問：老師覺得中國的文學經典和外國的文學經典，兩者之間有什麼共同之處？

張隆溪教授：

共同之處，之前講的「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大家都有很多相同的方面。但是應該認識到一點：在我看來，中國文學有很多很重要的作品，完全有它的價值，有資格成爲世界文學的經典。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現在我們還是生活在一個文化力量上並不均衡的世界裡面。世界文學的經典當中，往往大多是西方文學的經典，而中國，包括其他非西方的文學作品，很多很重要的作品都不是世界文學的經典，就是因爲它們還沒有超出自己本身的文學和文化的範圍，得到世界上其他人的理解。比如說我們講李白、杜甫、蘇東坡、陶淵明，很多重要的作家，在西方，一般的人是沒有聽說過的。但是像莎士比亞、歌德、但丁，像這些大的西方的作家和詩人，非西方一般受過教育的人都會知道，都會聽說過，這就是我所謂東西方文化的不平衡。這種不平衡需要我們去努力把它改變，但這不是一天兩天能夠做到的事情，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但是我相信我們應該去做，也可以做得到。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位來賓想請問張老師：經典化的起點應該怎麼去確認？

張隆溪教授：

經典化的起點，那就是一個作品出來以後，有同時代或者是後來的人去評論他。經典成爲經典，一定是文學批評起到的作用，一個作品再好，如果沒有解釋，沒有評論，就不可能成爲經典，杜甫是如此，西方的作家也是如此。我們讀莎士比亞，當然，他的文字本身很漂亮，哪怕是讀翻譯也覺得很美。但是它成爲經典也是有個過程，莎士比亞在十六世紀的時候，並不是被看得非常重要的，還有很多人覺得他沒有受過很好的教育。比如說Ben Jonson，Ben Jonson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同時代的戲劇家，就曾經講莎士比亞 「Small Latin and less Greek」，他只懂一點點拉丁文，根本不懂希臘文。在當時來講，拉丁文跟希臘文是受教育最基本的東西，而當時伊麗莎白時代的戲劇家們都是所謂University wits（大學才子派），都是劍橋和牛津大學的畢業生。可是莎士比亞不是，所以他當時並不被覺得很了不起。在十七世紀、十八世紀，莎士比亞曾經受到很多古典主義批評家的批評，因爲當時歐洲最有影響是法國的文學，在戲劇當中是Racine，Corneille，就是拉辛跟高乃依這兩位十八世紀非常重要的戲劇家，他們的作品在歐洲有很大影響。古典主義是當時的主流，古典主義在戲劇上講究「三一律」，時間不能變，地點不能變，人物的性格也不能變。可是莎士比亞完全不講這一套，他悲劇裡面有喜劇的東西，喜劇裡面有悲劇的東西，時間、地點會變，所以完全不符合古典主義的規範，很多人都覺得他很粗野。伏爾泰把莎士比亞介紹到法國去，非常喜歡他，但就是伏爾泰也說他是「Le Sauvage ivre」，是「Drunken savage」，就是一個喝醉酒的野蠻人。所以可見在古典主義者的眼睛裡面，莎士比亞是有問題的。

到了十八世紀，Samuel Johnson編他的作品，在他很有名的序言裡爲莎士比亞辯護，說他是自然的詩人。自然本來就不分什麼悲、喜，什麼都是合在一起的，所以莎士比亞是一個「Poet of nature」。當然，到了十九世紀，莎士比亞就成爲歐洲文學擺脫古典主義的一個解救者的形象。無論是德國，甚至法國，都把莎士比亞認爲是Liberator，所以就變得非常重要，莎士比亞在十九世紀以後基本上就變成神一樣不能撼動。他也經過了一個從十六世紀到十九世紀三百年的發展，所以經典是一個歷史的過程，是不斷地評論和討論，它的文學價值和內容越來越被深入認識的一個過程。經典化就是這樣，但是如果沒有人評論，他這個作品大概很難成爲經典。經典化的開始，就是有人去討論它。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位來賓的問題是：明代對《詩經》研究有臆說，有評點，也有博物名物考究，請問《詩經》在晚明的經典性是如何體現出來的？

張隆溪教授：

這個問題我沒有很深入的瞭解，所以我不能隨便回答。對於晚明的《詩經》研究，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瞭解，所以也許你瞭解的比我更多。但是我相信無論是明還是清，晚明其實是思想比較自由的，明代在早期很糟糕，但是晚明是不太一樣的。對於經典，尤其是《詩經》，我想宋代就已經開始注重對它的文學討論。因爲漢唐的註疏基本上是一種儒家的觀念，是經學，而不是文學批評。可是在宋代，北宋的時候，歐陽修就有《詩本義》，然後有朱熹的《詩集傳》，都是從文字本身去討論它。這個《詩集傳》的序裡面講得很清楚，說都是「里巷歌謠」，「各言其情者也」。老百姓在街上遇見以後唱的一些歌，表現自己的思想感情。這個是朱熹講的話，所以他對於漢唐過分的註疏批評得比較多，在《朱子語類》裡面也有很多對漢唐註疏的批評。所以宋以後對於《詩經》的討論，大概越來越能從文字本身，從文學的角度去討論它，我想晚明的時候大概也會是這樣。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位來賓的問題是：請問經典化是否比較多存在於高雅文學或精英文學之中，它們會獲得更多的批評和討論，而通俗文學，比如說金庸武俠小說，相比之下不那麼容易成爲經典？

張隆溪教授：

可能也不能一概而論，不是說通俗的或者說很受歡迎的文學，就一定不會成爲經典，或者說比較難成爲經典，其實也不一定。當然，金庸小說大概因爲是武俠小說，武俠這個題材本身就會被覺得是一種通俗文學，所以在學院的研究裡面可能會有一些受歧視的感覺。但是它能不能成爲經典，一百年之後會不會還有很多人去讀金庸或者討論金庸？這個是不能預見的，但不是不可能。有些通俗的作品後來也變得非常重要，比如說十九世紀像Dickens寫了很多小說，他的The Pickwick Papers（《匹克威克外傳》）是在一個報刊上連載的，每個星期都連載，非常受歡迎，後來也成爲一個很重要的經典。

當然，因爲Dickens本人成爲一個經典作家，所以基本上他的每部作品都有人去研究它，這也是一個原因。就是說一個作家寫的東西變得非常重要，大概他的各種各樣的作品都會有人去研究。金庸的小說，其實我自己也沒有讀過很多，雖然我認識查先生本人，跟他也見過很多次面，但是他的小說我讀得不太多。我是反而看過電視劇，但是起碼在我的印象中，他雖然是一種武俠小說的形式，可他的思想觀念很多是現代的，我覺得蠻有意思。至於說以後會不會還有很多人討論，成爲經典，我沒辦法去預見。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位來賓的問題是：請問對於古典文學經典性的論證，可以從哪些方面去展開？

張隆溪教授：

這個經典性的論證，我想到中國的文學史，哪些是最重要的作家？文學史就有個選擇的問題，你必須挑出最重要的作品來討論，這些作品基本上會成爲文學的經典。當然，把它真的作爲「經」，稱爲「經」的還是比較少的。像屈原的《楚辭 · 離騷》，漢代的王逸就稱它爲〈離騷經〉，把它看成經典，那是比較早的一個例子。

我們講的經典其實是個比較寬泛的觀念，就是一種很重要的大家都認爲有典範意義的作品。經典性，大概就是在這個意義上講的意思，而不是說真正把它看成唯一的一個東西，或者最高的東西。它其實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文學的經典便是這樣，因此文學經典也會有變化，不是固定的，文學經典的一個很重要的特點是它會變化，有時候會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一部作品在一個時代或者某一個階段變得非常重要，可是過了以後，它的地位會逐漸下降，所以經典會有浮沉的那種感覺。在十九世紀，英國的拜倫大概是最有名的，在國外非常有影響，遠遠超過其他的詩人。可是現在，二十世紀研究英國浪漫派詩人的時候，拜倫當然也還是一個重要的詩人，但是他的地位沒有像Keats，沒有像Wordsworth這麼重要，跟他那個時代就完全不一樣。

陳康濤助理：

謝謝老師。下一位來賓的問題是：請問老師您能講講闡釋學發展對經典和去經典化所起到的作用嗎？

張隆溪教授：

闡釋學的發展跟經典有很重要的關係。例如伽達默爾講闡釋學，就討論了經典的很多方面。他關於經典的觀點，我最後一個 PPT就引用了他的話，他認爲經典是文化傳統裡重要的東西，但是他從來沒有談到過「去經典化」。在我看來去經典化是個假命題。經典，我剛才講了，它有很強的穩定性，在它整個時代沒有變化之前，經典很難被根本改變。其實這個在中國很清楚，中國的儒家經典，尤其從隋代以後就有了科舉考試制度，所以從隋唐一直到清，雖然蒙古人統治的元代兩次要廢除考試，後來也都恢復了，就是說它是中國傳統一個很重要的東西。由於跟科舉考試有關係，所以儒家的經典從來就是非常重要的，它的社會地位是非常高的。所謂「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王洙〈神童詩〉），讀什麼書？不是讀杜甫、李白，是讀儒家的經典，這是很重要的。

可是1905年清朝廢除了科舉考試，二十世紀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用白話文等等，儒家經典的地位完全不能跟過去同日而語了。雖然我們現在還是在研究儒家經典，《論語》《孟子》等等，但是現在我們講的經典更多的是通過學術的，或者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它，跟古代講經去改變自己社會地位是不一樣的。所以經典的地位跟古代還是不一樣。除非是這樣大的變化，否則你很難做到去經典化。

文學的經典很難去經典化，爲什麼？因爲我們讀文學並不是一個政治的行爲，並不是規定的，並不是說你不讀這個經典，你就有生命危險，或者你的社會地位，你的生活有什麼問題，沒有的。你去讀這個東西是發自內心的喜愛。除非你對文學完全沒有任何感覺，從來覺得讀杜甫跟讀什麼一篇新聞報道沒什麼區別，那當然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一般對文學有感覺、有愛好的人，你去讀這種東西，去讀一些經典，是尊重它作爲經典。不是別人告訴你，不是政府規定的，也不是老師告訴你，是你自己喜歡。經典的地位是建立在這個上面，這也是伽達默爾講的真正的權威，是區別於外在的權威。

外在的權威，比如軍隊，你是當兵的，你就得服從你的長官指揮。你根本不知道戰線、整個全面的軍情是怎麼樣，但是將軍、師長、連長瞭解的情況比較多，命令你往這個地方去打，你就必須到那兒。你要是到那兒說：我的理解不一樣，我認爲這裡邊……那你就被槍斃掉了，對吧。你如果違反軍法，就要被處決。這是外在的權威，就是必須服從一切，無所謂理解不理解，都要服從這種外在的權威。這是一種權威，但這種權威跟我們講的文化和文學的這種經典的權威完全不一樣。

經典的權威建立在我們自己的認識上，是我們讀了一個東西以後，內心覺得：啊，多好啊，我自己完全也有這種思想感情，可是我沒辦法這樣好地表現出來。你們會不會有這種感覺？你讀文學作品，有時候讀到精彩的時候覺得：這書太好了，這就是我想要說的，可是就比我說的好得多，對吧？我有這種感覺。我想你們讀的時候，也經常會有這種感覺。學術也是這樣。你讀了一篇好的文章，你會覺得講得太好了，和我的想法很像，但我就講不到那麼深入，那麼好，但完全講到我心裡邊去了。現在我們自己有這種感覺，這樣就會對作家或者學者產生一種敬意，這種敬意不是外來的壓力產生的，是完全產生於自己內心的一種心悅誠服的感覺，一種敬佩。這種敬佩是經典難以被去經典化的最根本的原因。

經典之所以不能夠一夜之間被取消，就是這個道理。比如我在文革的時候，我當時還是個中學生，我非常喜歡讀文學作品，可是文革的時候，中國全國的報紙，政府講的話都是說讀書越多越蠢，讀這些東西都是受思想的毒害。所以你要受教育，下鄉去受教育，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可是我心裡面是絕對不服的，當然，年輕人本來就有一種反叛精神，但是我心裡面就覺得李白、杜甫這麼優美的作品，莎士比亞那些感人的劇本，怎麼可能是毒草呢？我對當時官方的宣傳就是打從心裡面反感，我就一直繼續讀這些東西。剛才張健教授介紹我，說我是讀了中學去上研究生，沒有讀過大學，就是這個原因。我對這些東西有一種發自內心的敬佩和愛，這些東西對我來說是經典，是不可能被摧毀的。哪怕你政府說這個東西是毒草，不能讀，讀了以後真的在當時會有問題，但是我就堅持這麼做，因爲自己心裡的這種愛。

所以這就是一個經典，一個文化傳統，一部文學經典，它的力量所在。它的力量在於，不是說你不讀李白、杜甫，你就要受懲罰，會被扣工資，或者被開除。不可能的。或者你讀了它你就會升級，也不會的，跟你的實際的利害完全沒關係，審美的東西首先的前提，就是跟實際利害沒有關係。我這可能走題了，不用多講。

張健教授：

非常好。要不再選最後一個問題？

陳康濤助理：

好。還有一位來賓的問題是：請問張老師，應該如何認識經典的現代性闡釋和經典的穩定性之間的關係？

張隆溪教授：

經典的穩定性，這些東西都是相對的。因爲所謂穩定的意思就是說在不同的時代，在不同的環境下，在不同的政治文化、宗教的環境之下，某一些作品同樣被人所喜愛，這就是經典的穩定性。穩定性，尤其針對於去經典化有意義。爲什麼要去經典化呢？有人就說：經典好像是有一幫人秘密的Conspiracy。就好比我跟張健我們倆是教授，我們在一起討論說：「誒，這個書，大家都說是經典，以後跟學生都說是經典，大家都相信是經典，就這樣。」不是的，經典不是這樣造出來的，哪怕我們現在，假如說就把這個話做一個笑話來講，我跟張健我們決定，城大跟中大的學生必須讀這本書，不讀就不能畢業，也許是這樣。那香港還有別的大學，全世界那麼多大學，不可能我們都能夠控制的。哪怕我有很大的力量，控制很多很多，但是我死了之後還有人控制嗎？所以經典是遠遠超出一代人，或者一個地區，或者一種小的範圍。所以這種Conspiracy theory，那種秘密的，好像故意要控制人的思想，推出一些「經典」來做經典，這種說法是完全不可靠的。

有沒有人這樣做？有。我剛剛舉的例子，文革的時候江青八個樣板戲就是這樣的。可是那樣的東西不可能成爲真正的經典。所以經典它的穩定性就是在不同的時代，比如說在唐代，杜甫在中唐的時候就已經是大詩人。唐到現在好幾個世紀了，歷史都有上千年了，而且在歷史上不喜歡杜甫的大有人在，可是杜甫還是成爲最重要的詩人，就是因爲他自己的價值。當然，還有不同的人在不斷地論述他的價值，所以經典的穩定性是這個意思。

那麼經典的現代性，什麼叫現代性？我想現代性不是說在現代才有意義，我所理解的現代性，剛才伽達默爾講的Gleichzeitigkeit，就是同時代性。不同時代的人去讀那個作品的時候，他都是從他當時的時代環境來讀的。在他那個時候，他讀這個作品，還是覺得這個作品對他有價值，或者對他有無論是文學的審美的、還是情感的影響，或者在其他方面有價值。不同時代的人讀它的時候，都把它當成同時代的作品來讀，這也是經典能夠不斷成爲很重要的，能夠影響人的一個典範作品的原因。

我們這個時代當然有我們自己不同的環境。我想現在，尤其現在中國變化也非常大，近幾十年跟我那個時代環境不一樣。我現在回到大陸去，每次回去都覺得好像是一個新的世界一樣，我去我自己長大的地方，連街道都找不到了，所以變化是非常大的。也許在這個時候大家有不同的環境，對同一個作品的理解都會不一樣，這是完全不奇怪的事情。同一班的同學，你讓他讀同一首詩，這一班同學對詩的理解不可能是完全一模一樣的，大致可能有一些相同，但是總有不同的方面，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文學理解從來都是這樣的，人文學科的東西是非常個人化的，你寫文章，寫得怎麼樣？怎麼樣寫？都非常個人化。兩個人寫文章，不可能寫出來一篇同樣的東西。哪怕你同一個題目，都不可能寫出同樣的文章。所以文學、人文的東西是非常個人化的，跟自己的思想、感情、立場，跟自己的整個生活的背景都有關係。我們應該覺得這種豐富性很重要，這是人文學科的一個非常好的方面，就是豐富性。大家大概相同，但是又有非常不同的豐富性，這個就是人文學科的特點。好吧，我就講這些，謝謝。

張健教授：

剛才圍繞著經典的問題，我們展開了非常豐富而且深刻的討論。我們留給在線的聽眾大概一個小時的討論時間。好多問題都展開了，涉及到經典與性別，經典與地域、國族，經典的現代性，經典與讀者等等。這些問題都展開了非常深入的討論，張教授也澄清了好些的誤解，比如說去經典化的問題，我們現在應該怎麼樣看待我們傳統的經典的問題，他都做了解答。

我想今天講座對於我們大家都非常地有啟發，那麼正如剛才張教授所言，經典的讀者，包括我們研究者，其實是參與了經典塑造的過程。我想在線的各位，大家其實都有責任維護或者參與塑造我們的經典。當然，我們也希望大家自己能夠創造出經典來。像《文心雕龍》有一篇〈知音〉篇，我想千年以後，千年以後可能是太遲了，張老師解釋說五十年大概有可能成爲經典，我想那個時候有新的，再更新的一代，作爲大家的知音。也許那個時候你們再出來去講經典的問題，可能是別有一番的風味。

由於時間關係，我們今天的講座就到這裡結束。特別感謝張隆溪教授今天帶給我們一場非常精彩的講演。也謝謝各位參與的聽眾們，也謝謝今天服務的我們團隊的助理們、同學們。好。張老師你要不要再對聽眾們講幾句話？

張隆溪教授：

我已經講了很多了，所以我只是說：感謝大家來參加這次線上的演講和討論。我非常高興跟大家交換意見，但我相信還有很多意見，很多問題沒有回答，或者回答得不太充分。但是我覺得有這樣交流的機會是非常好非常好的。非常感謝張健教授，還有馮勝利教授你們兩位主持演講的系列，所以我很高興，謝謝！

張健教授：

好，那今天講座就到這裡結束，再一次謝謝張教授，也謝謝各位聽眾。

張隆溪教授：

好，謝謝。再見。

講座錄影

系列講座由香港中文大學-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聯合中心（JRCCLAL）舉辦，講座視頻已在YouTube及bilibili影片分享網站發佈，可以點擊相關鏈接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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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講：「美國漢學五十年」

  主講嘉賓：艾朗諾教授 陳毓賢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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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主辦「人文講座」系列

• 第一講：「經典與經典的穩定性」

  主講嘉賓：張隆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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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頻剪輯：邱嘉耀

講座助理：陳康濤、陶冉、許鑫輝

圖文版權：由講者提供，版權爲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