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學講座（三）：「韓國魯迅學百年：歷史與成果、特點」
尊敬的朴宰雨教授、張隆溪教授、馮勝利教授，各位線上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張健，今天講座的主持人。今天是我們「漢學講座」的第三講，這個講座系列由香港中文大學-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聯合研究中心主辦，由香港城市大學張隆溪教授，北京語言大學馮勝利教授和我共同策劃。
張健教授：
尊敬的朴宰雨教授、張隆溪教授、馮勝利教授，各位線上的朋友們，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學的張健，今天講座的主持人。今天是我們「漢學講座」的第三講，這個講座系列由香港中文大學-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聯合研究中心主辦，由香港城市大學張隆溪教授，北京語言大學馮勝利教授和我共同策劃。
今天講座的主講嘉賓是韓國外國語大學朴宰雨教授。朴教授本科畢業於首爾大學，在臺灣大學獲得碩士、博士學位。朴教授還是中國教育部特聘長江學者講座教授，陝西師大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特聘研究員。他還擔任中國社科院季刊《當代韓國》的韓方主編，他還是國際魯迅研究會會長、韓國世界華文文學學會會長。他著述很多，大致有《〈史記〉、〈漢書〉比較研究》等20餘部，編著有10餘種。朴教授是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曾經翻譯中國學者的魯迅研究著作，編著《韓國魯迅研究精選集》等等。朴教授今天的講題是《韓國魯迅學百年：歷史與成果、特點》，下面就請朴教授開始。
朴宰雨教授：
大家好！講座開始前，我想說明我參與香港「國際講座」的立場。我們的觀點估計有很多共同點，也有不同點，在這點上我們可以採取「和而不同」和「求同存異」的態度，一定會以溝通和相生的方式處理。還有我們的話題需要具備前瞻性。在我看來，我們的「國際講座」有這樣特別的立場，想給大家提出五點。
「五種立場：1.和而不同；2.易地思之；3.溝通與相生；4.求同存異；5.前瞻性」
尊敬的策劃人張隆溪教授，主持人張健教授與馮勝利教授，香港中文大學與北京語言大學的老師們、同學們，大家晚上好！
今天很榮幸，也很高興能在香港中文大學與北京語言大學漢學講座系列中以「韓國魯迅學百年」爲題做講座，跟大家交流。我曾經通過一些魯迅與韓國的文章梳理過韓國接受魯迅的歷史脈絡，也談過最近十年韓國的魯迅熱。今天，主要從通觀的視角談韓國的魯迅學百年。爲了方便說明起見，我打算分爲20世紀魯迅學和21世紀魯迅學，從歷史發展脈絡、成果以及特點進行介紹。
出於旁觀者清的角度，我想把一位中國學者的在韓國的魯迅熱與魯迅學的闡釋介紹，當作開頭。
「20世紀70、80年代的魯迅熱，是一種社會思潮中的狂飆，人們通過魯迅感應到人的解放的意義。那是心靈間的互動，思想者們在這裡找到了變革的動力。20世紀90年代後，學術的分量在漸漸增加，我讀一些論著，覺得有一種形而上的意義了。這裡呈現出東亞知識分子的一種情懷，這些理性之光，散出迷人的氣息。關於現代性，關於反霸權主義，關於主奴意識，關於民族主義等等，有著沉甸甸的分量。他們的特點是，緊緊地糾纏著自己民族的命運，同時亦多普世的東西。在一些想法上鑽研得很細，有時時空開闊得很，對中國與西方的歷史均有獨到的見解。一些學者在這裡表現出的智慧與膽量，超出了許多日本當下學者，成爲世界各國研究魯迅數量最多的國度，而且這個趨勢還沒有減弱的跡象。」（孫郁〈韓國爲何興起魯迅研究的熱潮〉，《魯迅遺風錄》，2016年）
孫郁先生曾經是魯迅博物館的館長、中國魯迅研究會的會長。他對韓國魯迅學的讚美，令人有不敢當之感。不過，他指出來韓國魯迅學的某些核心特點，所以我做了介紹。
今年（2021年）是中國的世界文學靈魂魯迅先生誕生140周年。今年又是魯迅的名字介紹到韓國來的100周年，魯迅的第一篇小說《狂人日記》翻譯成韓文（1927年）的94周年。今天，我只講八、九十分鐘，然後和大家互動大概二、三十分鐘，請多批評指教！
到了現在，確實，韓國的知識分子與市民已經對魯迅這個名字耳熟能詳。相當一些讀者喜歡閱讀這個平凡而偉大的世界經典作家。最初，1921年1月簡單介紹到韓國來的「魯迅」，經過幾個曲折艱難的階段，到了現在，讀高中的韓國人大概都知道了寫《阿Q正傳》的魯迅、擁有「精神勝利法」的版權的魯迅、在《故鄉》裡講有關「希望」那段話的魯迅。中國人一般習慣於從「中國的偉大的文化、文學向世界走出去」、「影響外國」的角度思考。不過，外國的本土人的想法呢，從「拿來主義」的角度思考並接受。所以在這裡，我們可以從「韓國接受魯迅」的角度對韓國魯迅學進行考察。
關於分期問題，我本來有兩種想法，一個是主要從文學與學術接受的角度，一個是引進魯迅精神的社會實踐性的角度。第一個角度分爲六個階段，另一個分爲三個階段。
六個階段的說法，第一階段是從1921年到1945年韓國光復爲止。這一時期，是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之下的魯迅的接受與研究，是黎明期（1921-1936）與黑暗期（1937-1945）。第二個時期是從1945年到1950年爲止，就是從光復後到韓國戰爭之前。那個時候比較能接受對魯迅的各種進步的看法，比如報導、評論或者演講等，可以叫「一時露面期」。第三時期是從戰爭時期開始，大概到了1979年，也叫「潛跡期（1950-1955）與長期開拓期（1956-1979）」。第四時期是1980年代，可以叫「急速成長期」。第五時期是1990年代，可以叫「成熟發展期」。第六個時期在21世紀，我曾經籠統地將其取名爲「平淡的擴大深入期」（詳見朴宰雨：〈魯迅在韓文世界〉，收入周令飛主編《魯迅社會影響調查報告》，人民日報出版社，2011年）。不過，我取名的那個時候是2011年，到現在已經過了10年了。2010年代韓國發生新的魯迅熱，魯迅學的各種成果、特點增加不少。所以現在把韓國魯迅學百年分爲20世紀與21世紀來談比較合適。
至於三個階段的說法，是從魯迅精神的接受與社會實踐的角度劃分來的。第一時期，是在日帝嚴酷統治下（1921-1945），有些韓國知識分子從魯迅那裡發現反思民族自我、和封建主義鬥爭的思想資源，找到對帝國主義壓迫者批判的銳利的精神武器。第二個時期，是1945年到1990年代中後期，有些先進的韓國知識分子從魯迅精神裡發現和軍事法西斯主義鬥爭的精神資源，對附和他們的許多機會主義者批判的銳利的思想武器。第三時期，就是21世紀。韓國1990年代末期和21世紀初期，基本上實現了民主化。相對的進步政權，也就是金大中政權誕生了。之後，雖然有些曲折過程，但是韓國社會基本上向民主化的擴大與深化的方向推進下去，因此，這一時期對魯迅精神的敏感度相對淡化了。不過，也算在魯迅人文精神的挖掘與實踐方面有相當一些進展了。
先來看20世紀的韓國魯迅學。在第一個階段的黎明期與黑暗期裡，韓國和日本在魯迅接受方面幾乎是同步開始的，但是兩個國家在歷史語境上有「殖民」和「被殖民」的天壤之別。大家都知道吧，英國的殖民統治跟日本的殖民統治有相當不同，所以香港跟韓國的「被殖民」的歷史處境也是相當不同的。
韓國的魯迅學在日本統治之下不能活潑地展開，但這並不意味著其接受的土壤與引起共鳴的程度也一樣比日本薄弱。最早在韓國的報刊裡報道魯迅名字的人是梁白華。他把日本人青木正兒寫的〈以胡適爲中心打旋的文學革命〉翻譯成韓文，分四次連載於韓國的《開闢》雜誌。1921年1月份的連載部分，就包括簡單介紹小說家魯迅與《狂人日記》。韓國剛開始接受中國新文學的時候對胡適的評價最高，但是到了30年代魯迅的影響力就比胡適更擴大、深入，引進來的情況也更多起來了。
1927年柳樹人作爲外國人在世界上最早把魯迅作品《狂人日記》翻譯成外文在韓國發表。根據李政文的一個記錄，少年柳樹人在日本帝國主義時期跟著父親流亡中國東北（滿洲）。他開始的時候不太懂《狂人日記》，但是後來懂了內容之後，他以爲魯迅先生「不僅寫了中國的狂人，也寫了朝鮮的狂人。」後來，魯迅就成了他們崇拜的第一位中國人。
柳樹人是柳基石的筆名，1925年春天訪問魯迅，得到允許，把《狂人日記》翻譯成韓文，1927年8月在首爾的《東光》雜誌上發表。那麼他爲什麼取名爲柳樹人呢？因爲他繼續留在中國做抗日獨立運動，同當地女人結婚，所以在蘇州有他的女兒柳鶯女士。2015年初我採訪過她，她說她的父親常常說起自己和魯迅交流的情況。那時候筆名「魯迅」比起「周樹人」這個本名已經有名得多，所以他說，「魯迅」這個名字很有名，你可以把「樹人」這個名字給我吧。魯迅同意了他取筆名爲「柳樹人」的主張。但是採訪的時候，我確認了她父亲有關戶口證件的複印本，就知道他的正名也變成了「柳樹人」。所以他的本名「柳基石」被他的筆名取代，只是成爲別名了。他對魯迅的感情可想而知。
根據日本藤井省三先生的研究，魯迅作品最早的外文翻譯，第一篇是在1922年《北京周報》上刊登的由周作人翻譯的《孔乙己》日文版。也有一些外國學者認爲最早的魯迅作品英文翻譯本是1925年由美國華僑梁社乾翻譯、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英文版《阿Q正傳》。不過這兩部外譯本都是由中國人翻譯在中國境內出版的。
第一個階段裡，翻譯成韓文的作品還有《頭髮的故事》（譯者未詳）、《阿Q正傳》（梁白華譯）、《傷逝》（丁來東譯）、《幸福的家庭》（金光洲譯）、《在酒樓上》（金光洲譯）、《故鄉》（李陸史譯）等。日本帝國主義時期，日本對媒體控制非常嚴苛，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把魯迅作品翻譯過來是非常可貴的。1937年中日戰爭發生之後，魯迅的作品都被禁掉了，所以我把它叫做「黑暗期」。
第一個階段裡，韓國多多少少發表過介紹魯迅的短文。不過，能算作「魯迅研究」水準的文章，只能舉出丁來東從1931年1月4日到30日在《朝鮮日報》上分二十次連載的《魯迅和他的作品》，與李陸史聽到魯迅逝世的消息後，從1936年10月23日到29日在《朝鮮日報》上分五次連載的《魯迅追悼文》兩篇。他們都不是在書齋裡面做論證研究的學者，而是一面從事韓國自身的抗日獨立運動，一面參加了革命運動的知識分子。韓國《東亞日報》記者申彥俊採訪魯迅後，於1934年發表的《中國大文豪魯迅訪問記》（載於韓國《新東亞》雜誌），雖然可以說是寶貴的歷史性資料，但不能算是研究，只是採訪記而已。
丁來東早就留學日本，後來1925年又到北京留學民國大學，1930年從該校英文系畢業，到1932年回國之前，他一面參加世界主義式的韓國獨立運動，一面潛心研究中國文學。他曾經聽過魯迅的演講兩次。而他從1927年開始，把《中國現代文壇概觀》、《中國兩大文學團體概觀》、《變化中的中國文壇的最新動態》、《中國最新的新文學展望》等論文和許多作家論寄來韓國發表。《魯迅和他的作品》共分八章，可謂韓國魯迅研究史上有紀念碑意義的專著，從現在的觀點看，有些不夠深入的地方，不過，從當時的情況看，可以代表早期韓國學界的觀點與水準。
李陸史，是現在的韓國人非常尊敬的代表性的抗日民族詩人。他在魯迅去世前三年就在楊杏佛的葬禮上和魯迅見過面，所以他對魯迅很敬仰。在文章裡有不少對魯迅的悼念，和對魯迅思想與文學的看法，都很中肯。李陸史的《魯迅追悼文》雖然採取「追悼文」的名義，但應算是真正意義上的「魯迅論」，也保持相當的水準。他很重視魯迅作品改革社會的思想與其社會效果，認爲：「無數的阿Q們已經從魯迅那裡學到了掌握自己的命運，找到了自己該走的路了。」
還有李明善，他在日帝統治下1934年入學京城帝國大學法文學部支那文學專業，1940年寫的本科畢業論文是《魯迅研究》，但現在已經看不到了。
接下來是第二階段，從1945年解放後到1950年韓國戰爭發生之前的「一時露面期」。這時候，金光洲等人1946年首次把《魯迅短篇小說集》翻譯出版。同年，丁來東發表了評論文〈中國文學上的魯迅與巴金〉，金光洲發表了〈魯迅和他的作品〉（1947年）。李明善則繼續翻譯魯迅的《故鄉》等一些作品，也發表〈魯迅的文學觀：關於文學批評〉等不少研究魯迅的文章。他在韓戰中北朝鮮統治下的國立首爾大學擔任黨委書記（1950），死於戰爭之中。到1946年，高麗大學劇藝術研究會表演了魯迅的《阿Q正傳》。還有1947年，爲了紀念魯迅逝世11周年，國立首爾大學文理學院「中國文學研究會」舉辦了演講會（當時丁來東教授擔任首爾大學中文系負責人，由他負責組織演講會）。由這些活動可以推知，當時的韓國知識界裡有過一定的魯迅追慕熱，這是難能可貴的事情。
第三個階段是「潛跡期與長期開拓期」。潛跡期大概是從1950年到1955年，長期開拓期大約是1955年到1979年。
1950年6月25日韓國戰爭爆發，進步的評論與文學創作都銷聲匿跡了。縱觀反共風氣極盛的1950-60年代，對魯迅的介紹與研究基本都處於潛跡期或者低潮期。不過1963年，資深漢學者李家源翻譯的《阿Q正傳·狂人日記》出刊，這是第一個魯迅小說全譯本。這本翻譯集另外還包括散文詩集《野草》中的全部作品，以及《朝花夕拾》中的〈藤野先生〉和〈范愛農〉兩篇。1964年丁來東與丁範鎮合譯的《中國小說史略》出版，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下，因爲這本書沒有那麼濃厚的思想色彩，所以才允許出版。1970年代的魯迅小說的翻譯出版主要由金時俊、許世旭、張基槿等幾位擔任。
這時，金喆洙、河正玉和李玲子開拓魯迅的研究新路。1950-60年代有好幾篇「魯迅論」出現。1960年代金喆洙的碩士論文《魯迅研究》（成均館大學，1961年）出現，這篇文章是1960年「四·一九」學生民主革命和1961年「五·一六」軍事政變期間，在追求民主與進步的大學氣氛裡寫成的。幾年後（1966），河正玉的論文《魯迅文學的背景》出現，對當時情況來講，是一篇很難能可貴的論文了。1970年代初，李玲子的碩士論文《魯迅小說研究——其作品中所表現的民眾像》發表，這篇論文使用系統的分析方法，對《呐喊》裡的幾篇小說分九章進行深刻的分析，每章就作品中的具體情節，詳盡地分析民眾形象，堪稱爲第一篇有水準的論文，這篇論文的國際視野也相當廣泛。這是第一次應用不少中國大陸發行的原書與研究書，以及日本學者的魯迅研究書，眼光比較開闊、先進。對後來1970年代與1980年代初期的研究有一定的影響。
第四階段是1980年代的急速成長期。首先說一下我自己怎麼樣開始研究魯迅。我是本科讀首爾大學中文系二年級（1974）的時候遇到魯迅：
「我讀首爾大學中文系的時候，當時朴正熙軍事政權轉向長期獨裁的方向，對批判的、抵抗的學生的提議加以嚴厲彈壓。我們在這樣的時代風潮下過一個學期就對政治民主化和社會改革開眼，對不正當權力的批判思想一下子就深入進去了。」
「由此，我在寫本科畢業論文的時候，就參考了日本丸山昇的日文書《魯迅——其文學與思想》，終於完成了4萬字的《魯迅的時代體驗與文學意識》，1980年3月就縮小爲一萬多字，登載於《文學東亞》創刊號裡。就算是第一篇從進步運動的立場寫出來的有關魯迅的論文吧。可以看作韓國1980年代開始魯迅研究的信號了。」
「對社會批判思考開眼，選擇中國文學研究之路以後，魯迅就成為我靈魂深處超越時空，常向他學習的老師，反思自己時標準嚴厲的前輩先行者，也成為孤獨時分擔苦悶或者神遊的朋友了。」（〈我對魯迅的初衷〉，收入《上海魯迅研究》2005年冬季號）
韓國朴正熙時期，李泳禧先生的一些文章引進魯迅來批判韓國的黑暗現實。特別是雜文。稍後掌權的全斗煥新軍部政權的彈壓變本加厲，造成了光州民眾抗爭，知識分子與學生向左傾方向急速轉換的意識化運動，也從此開始。這反而向知識界與中文學界提供了魯迅研究的新土壤。
這一階段裡，從社會影響的角度看，首先要論及的就是李泳禧先生。李泳禧是1970-80年代韓國最出名的懷有良知的批判知識分子兼社會活動家，是位很難得的硬骨漢。他拿來魯迅的雜文對當時韓國政治與社會的種種矛盾加以深刻揭露和批判。很多人說，他是當時韓國民主化運動的思想導師。他後來對社會這樣的評價，解釋說：
「我在過去近40年的歲月中，我以抵制韓國現實的態度寫了相當分量的文章，這些文章在思想上與魯迅相通，當然也在文筆上與魯迅相通。因此，如果說我對這個社會的知識分子和學生產生某種影響的話，那只不過是間接地傳達了魯迅的精神與文章而已。」（1988年《斯芬克斯的鼻子》）
這是相當謙虛的態度。後來很多人都說，李泳禧是韓國的魯迅。在1982年的嚴酷的形勢下，面對當時全斗煥軍事獨裁政權以及保守言論界對急進主義的攻擊，李泳禧借用魯迅雜文〈來了〉加以深刻的批判，1988年繼續借用魯迅的雜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來徹底批判當時軍事獨裁政權對民眾的反動彈壓以及知識分子的機會主義。這引起進步知識界與學術界強烈的共鳴，由此魯迅雜文的聲望多多少少傳播於一般的知識界。除此之外，他1988年又寫了〈魯迅與我〉一文，對魯迅口口聲聲稱號「吾師」、「我的老師」。通過李泳禧的巨大影響力，魯迅在韓國才真正被廣大知識分子與學生接受，長期保持並擴大其影響力。
之前，日本的丸山昇《魯迅評傳》（1982）和竹內好《魯迅文集》六卷本（1985-87）早已翻譯出版。1979年本科畢業的我和一個出版社合作，策劃並初譯了日本丸山昇的《魯迅——其文學與思想》，請一位教授監修、校閱並以《魯迅評傳》的名義出版。其後，韓武熙主導將竹內好譯註的《魯迅文集》六卷的韓譯本刊行。這裡包括魯迅雜文150篇左右，就算是第一次把魯迅的雜文翻譯到韓國來。
之後是柳中夏、全炯俊和金河林主導進步立場的魯迅研究。作爲韓國文學評論家兼中文學者，全炯俊1984年寫了《魯迅，或者戰略與真實之間》。他認爲魯迅開始寫小說的時候重視「真實」，不過1927年「革命文學論爭」之後，作爲雜文家的魯迅已經脫離內面的衝突，傾向於「戰略」。金河林的碩士論文《魯迅小說的主題思想變貌過程研究》也有創意性，值得介紹。柳中夏的碩士論文《文藝大眾化論爭研究》、白元淡的碩士論文《魯迅的雜感文研究——作家的世界觀與藝術形象化的諸問題》等等，都是如此。
1990年代算是「成熟發展期」。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東歐與蘇聯社會主義體系的崩壞、世界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動，韓國知識界與中文學界對社會主義國家（包括中國）文學觀念的關注重心也慢慢發生了變化。1998年，相對進步的金大中政權誕生，這是民主勢力的第一次執政，算是韓國進入了民主化的軌道。這又讓韓國進步的知識分子對韓國變革的關心慢慢淡薄起來，開始轉向社會改良或純粹的學問研究。但對一般學者來說，對學術主題的關心是有連貫性的，而且對韓國具體現實來說，魯迅還繼續保持著相當的吸引力、生命力，所以1980年代研究魯迅的學者大部分繼續做魯迅研究，加上新的研究者的加入，學術研究已經進入了成熟的發展階段。研究的關心領域大爲擴大，研究立場與方法趨向多樣化，研究的水準也大爲提高。
1990年代，李旭淵的編譯本《朝花夕拾》（1991年）出版。他把魯迅雜文62篇編譯成《朝花夕拾》出書，其〈序文〉爲李泳禧所寫。這與魯迅原著《朝花夕拾》不同，書名只是這樣取名而已。這本書引起了韓國廣大讀者的積極的反應，對於魯迅雜文的大眾化做出了相當大的貢獻。還有劉世鐘編譯的魯迅書信集《青年啊，踏上我肩膀上去吧！》（1991年）也有影響力的。
從90年代開始，有關於魯迅的研究的博士論文出現。金龍雲在臺灣讀碩士，研究古典文學，後來在韓國外大讀博士，研究魯迅。他的《魯迅創作意識研究》、以及1993年韓國外大劉世鐘的《魯迅〈野草〉的象徵體系研究》、高麗大學金河林的《魯迅思想的形成與轉變》、延世大學柳中夏的《魯迅前期文學研究》、全南大學嚴英旭的《魯迅文學的現實主義研究》、首爾大學韓秉坤的《魯迅雜文研究》、首爾大學洪昔杓的《有關中國的近代文學意識形成的研究——以胡適的白話文運動與魯迅的小說創作爲中心》，還有韓國外大朴佶長的《魯迅與「左翼作家聯盟」的關係研究》、李玲子在巴黎第七大學寫的《魯迅短篇裡的下層民》（法文）以及其十年後俞炳台在同一大學寫的《魯迅筆法——尋找「風月」的新的方向》（法文）等都是相關的博士論文。
有關魯迅的博士論文平均每一年出現一篇，這標記著韓國的魯迅研究已經達到了某種成熟階段。這些論文關心的領域已經包括創作意識、《野草》、思想、前期文學、雜文、現代性問題等等，研究方法包括了象徵分析法、思想分析法、系統分析法、解構主義方法等多種。
1993年韓中日東亞魯迅學者首次會師於韓國。之前，雖然日本和中國的學者個別交流情況也不少，但是三個國家的魯迅研究隊伍在韓國首爾見面、交流，我想這種交流是第一次發生的。原委可以從我1990年在臺灣大學寫完博士論文《〈史記〉、〈漢書〉傳記文比較研究》開始講。我在臺灣大學留學途中曾經下決心有朝一日要研究魯迅，因此我博士畢業後馬上從研究司馬遷《史記》等古典文學，又回到了魯迅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隊伍裡來了。所以我在恩師會長金時俊教授的支持之下，很快擔任了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的總幹事，然後和柳中夏教授等負責組織了這個「魯迅的文學與思想」國際研討會了。1993年11月，來自韓、中、日的東亞代表性魯迅學者在首爾首次會合，這是韓中日東亞魯迅研究交流史上紀念碑性質的會議。應邀參加的中國學者有嚴家炎、林非、錢理群、王富仁教授等四位，日本學者有丸尾常喜教授、松永正義和阪井洋史教授，所以是相當有意義的國際交流。
到了1996年，日本的東京大學（丸山昇、丸尾常喜、藤井省三教授）也組織召開了「韓國的魯迅研究」國際研討會，韓方的金時俊、全炯俊和我三位應邀參加了。1999年12月東京大學的藤井省三、日本大學的山口守先生等又舉辦了「東亞的魯迅經驗」國際研討會，規模相當大，規格也相當高。東亞七個國家、地區的幾十位學者參加，包括韓國十來位學者在內。這又是一次非常有歷史意義的東亞魯迅學者的會合。
1990年代有相當多的中堅或青年學者研究魯迅，比如李玲子、金龍雲、金炯俊、金河林、嚴英旭、韓秉坤、劉世鐘、俞炳臺、柳中夏、李珠魯、李旭淵、洪昔杓、申洪哲、朴佶長、朴宰雨等諸位。各位的研究成果很都值得提及，不過由於時間的關係在此從略吧。1990年代，有幾部韓國學者的魯迅專著出版。1995年成元慶首先撰寫了介绍性的著作《魯迅》。1996年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協會發行了集體的魯迅研究專著《魯迅的文學與思想》，在相當程度上可以說是1990年代前期韓國魯迅研究成果的集成品。1997年全炯俊就主導編譯了包括韓中日美學者論文的《魯迅》一書，我在這本書裡面也幫助翻譯了丸山昇的一篇論文。還有以全寅初教授爲中心的幾位學者組團訪問了魯迅的求學之路與文學之路、革命之路，1999年合作出版了《作爲民族魂的魯迅：尋找其偉大的足跡》。這是韓國學界首次踏查魯迅一生足跡的最初成果，是值得一提的。此外，也有海外魯迅專著的翻譯熱，繼著1982年出版的丸山昇的《魯迅評傳》，十年之後的1992年中國王士菁的《魯迅傳》也翻譯出版，還有日本南雲智的《幸福在女人的胸懷裡——魯迅》（1993）、中國王曉明的《人間魯迅》（1997）、中國王富仁的《中國魯迅研究的歷史與現狀》（1997）等的韓文版也陸續出現。
在上面談了20世紀的魯迅學，不過由於時間的關係，以脈絡爲主介紹，比較簡單一點兒。如果有些同學有興趣或者有想知道更詳細的，可以參考由我寫的〈魯迅在韓文世界〉（收入《魯迅社會影響調查報告》），也可以在後面互動環節提出來。下面講講21世紀的韓國魯迅學。
21世紀00年代的魯迅研究是平淡地擴大、深入。那時韓國已經以相對進步的政權替代了保守政權，完全進入了民主化軌道了，對魯迅的研究興趣要比以往淡薄許多。但是2010年代重新又發生了魯迅熱。所以，這裡我對21世紀魯迅學，可以說得相對詳細一點。事先要講背景與內部動力。然後，第一，是有關魯迅的翻譯出版問題，包括魯迅作品的韓譯出版、韓國魯迅研究著作的漢譯出版，以及海外魯迅研究專著的韓譯出版。第二，是研究上的各種擴張與突破問題，包括魯迅閱讀和個案研究的深化和擴展、魯迅和韓國作家比較研究的發展、對魯迅傳記的研究與新的創作。第三，在韓國本土性上探索如何繼承魯迅的實踐性的問題。最後是總結與今後展望。
首先說明一下背景與內部動力。
第一，韓國民主化的進展。隨著政權在保守勢力和進步勢力之間交替的模式進入常態，社會對於政治民主化的要求真正轉換爲對社會民主化的推動。要求改革社會上和生活上的法西斯、不合理因素，要求生活民主化的法制化，各種媒體暴露社會、經濟、文化領域各種合同上有權利的甲方的橫暴，抵制橫暴的聲音越來越大。這就大概和魯迅對社會批判的積極思考、魯迅式的敏銳應付精神符合，很多是和魯迅的論述相互印證吧。因此開始有了新的維度上閱讀魯迅的可能和某種新的平臺。
第二，韓中建交（1992年8月24日）之後，兩國之間的人文交流的發展很迅速、很廣泛、很深入，可以說早就發展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階段。因此，韓中之間雖然有時候發生些政治、經濟的矛盾與衝突，但是這對共有的人文精神的影響並不大。中國人文學在幾千年以來積累得很篤厚，有很多出眾的人文精英出現，如古代的孔子、莊子、屈原、司馬遷、杜甫、韓愈、蘇東坡、關漢卿等，和現代的魯迅等等。但是我們知道，從某種意義上看，現代中國人文學的核心人物，最高的山峰就是魯迅。從人文學研究的角度，從深入瞭解中國人、中國文化的角度，也很需要對魯迅的瞭解。而且進入21世紀以來，韓中魯迅學的交流已經很深入，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還有，韓中日東亞人文學的進步性層次的溝通，也通過魯迅而馬上有認同感和深度了。有韓國魯迅之稱的李泳禧說過，「魯迅是東亞智慧的橋樑」。我也看到日本學者竹內好引進魯迅來對日本的現當代歷史與社會進行反思。可以說韓日學者在某種意義上是將魯迅當做東亞智慧的新的橋樑。中國的孫郁等也是韓國和日本魯迅學的知音了。以前是孔子，現代社會是魯迅。這是三國相當一些魯迅學者的共同認同所在。
第三，繼承上世紀的魯迅國際學術論壇，21世紀也多次舉辦國際魯迅研究會等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促使韓國的魯迅研究更上一層樓了。純粹的韓、中學者之間舉辦的韓中魯迅研究對話會舉辦了三次，分別是2005年韓、中兩國舉辦兩次，以及2017年又在韓國舉辦一次。這相當地擴大了韓中魯迅學者之間交流的機會。尤其2011年國際魯迅研究會成立，在世界各地大學輪流舉辦了總共九次國際魯迅研究學術論壇，有世界各地學者參加，也促使了韓國魯迅研究的深化與擴大、突破
中國魯迅學界2005年7月在瀋陽以「現代東亞語境中的魯迅研究」爲主題舉辦第一屆韓中魯迅研究對話會，韓中魯迅學者雲集，裡面包括中方組織負責人孫郁和錢理群、王富仁、周令飛、陳漱渝、張福貴、葛濤等，韓國學者也參加了不少，如有韓國魯迅之稱的李泳禧，又如劉世鐘、全炯俊、金河林、李珠魯、金彥河、任明信、洪昔杓、韓方組織負責人我等，可以說是韓中魯迅研究團隊之間的一次深入交流。
同年11月韓方也在首爾以「21世紀魯迅研究的連續性和變化」爲主題舉辦第二屆韓中魯迅研究對話會。當時參加的韓方學者就包括有李泳禧、文學評論家兼社會運動家任軒永、韓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會長金時俊、思想家朴洪奎、負責組織的我等，還有中國的孫郁、劉勇、黃喬生、葛濤等，以及日本的大山英雄和澳大利亞的寇志明等，很多重要學者參加了。討論的話題也包括很深刻、敏銳的問題。我們在開會期間，宣佈了首爾「魯迅周」，也同時舉辦了「魯迅讀書展覽會」，這次研討會在交流上很有突破意義了。
到了2017年，早就由我和葛濤研究館員策劃，十二位參加翻譯的九部《中國魯迅研究名家精選集》的韓文版，終於出版。我們趁這機會，也邀請中國學者們舉辦了韓文版出版紀念會，順便也舉辦了「第三屆韓中魯迅研究對話會」，有不少韓中學者參加，這也促使韓國魯迅學界發生魯迅研究熱了。
而且國際魯迅研究會自2011年9月魯迅誕辰130周年之際在紹興創立之後，從2012年開始，平均每年舉辦學術論壇，在北京傳媒大學、新德里中國研究所、哈佛大學、首爾韓國外大和麗水全南大學、蘇州大學、杜塞多爾夫大學、尼赫魯大學、維也納大學、吉隆玻中華大會堂等地輪流舉辦，學術收穫很豐盛。尤其是第三屆學術論壇-哈佛大學論壇，在我們張隆溪老師的母校哈佛大學舉辦，會議由王德威和我、王曉玨教授合作組織舉辦。來自美國各地、亞洲各國、歐洲各國的魯迅研究學者參加，堪稱爲有全球性意義的魯迅會議。
到了2021年爲止，國際魯迅研究學術論壇一共舉辦了九屆。第一屆學術論壇在北京傳媒大學舉辦，由於中國魯迅研究會的積極支持，所以得以順利舉辦。結束後，我們編輯出版了《世界魯迅和魯迅世界：媒介、翻譯與現代性書寫》（張鴻聲、朴宰雨主編，劉春勇副主編，2014）。第二屆在印度新德里舉辦，印度可能和中國關係不太好，不過，通過魯迅可以互相溝通，也是一個很好的方式，可惜很多印度學者只能用英文交流，能用中文溝通的魯迅研究學者並不多。參加的幾十位印度學者準備了好幾十篇論文，利用半天到一天的時間來報告印度魯迅學的研究論文。中國的錢理群等不少來自韓中日和歐洲的學者也參加了。還有第三屆哈佛大學論壇，我剛剛在前面提到過，這是很難得的國際魯迅會議。還有第四屆首爾—麗水論壇，在首爾的韓國外大和麗水的全南大學舉辦，我們把它們連在一起安排，也算是盛況了。第五屆是蘇州大學論壇，第六屆是杜塞爾多夫論壇，後者特別得到杜塞多爾夫大學培高德先生的支持，聯合舉辦，也算東西方魯迅學者合力的結果。還有第七屆尼赫魯大學論壇，是另一個在印度舉辦的論壇，是和印度海孟德教授聯合舉辦的，俄國羅季奧諾夫教授也參加了。第八屆論壇在維也納大學舉辦，得到奥地利李夏德教授支持而順利召開。第九屆是在馬來西亞舉辦的吉隆玻論壇，由王潤華教授支持，三百來位學者參加，發表論文也多，還和其他文藝活動結合，華文媒體非常關注，蔚爲盛況。2020年和2021年，都因爲新冠疫情而無法舉辦。這些論壇韓國學者每次都有參加，也對韓國魯迅硏究熱有所影響。
第四，進入21世紀的韓國魯迅學，研究的擴大、深入、突破的跡象很明顯。魯迅熱的推動力量，大概是中壯年學者和青年學者、翻譯者三十多人，如劉世鐘、柳中夏、全炯俊、金河林、李珠魯、韓秉坤、白元淡、金彥河、嚴英旭、金良守、金泰萬、李時活、趙寬熙、李旭淵、洪昔杓、徐光德、李寶暻、具文奎、高點福、任明信、千真、朴紫暎、梁兌銀、裴仁秀、崔珍豪、劉春華、宋玄鎬、金英玉、盧鐘相、權赫律、朴洪奎、高美淑、金永文、金宅圭、金泰成、文炫善、裴桃任、朴宰雨等。不過，也有很多研究生。因爲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的很多學者基本上都要經過研讀魯迅的階段，所以他們指導的博士、碩士生，有上十、上百人都很關注魯迅，也可以說構成韓國魯迅研究推動的基礎力量。
我們在上面談的背景問題，談得相當詳細。那麼，在下面談談有關魯迅的翻譯出版問題吧。可以分爲「魯迅作品的韓譯出版」「韓國魯迅學研究成果的漢譯出版」「中國與海外魯迅研究專著的韓譯出版」三個層次來談談吧。
首先可以舉出《魯迅全集》20卷本的韓文版出版，這是12位翻譯家花了11年時間完成的，很難能可貴，算是韓國漢學界的一大盛事，也是國際魯迅學界的一大喜事。中國從1938年開始出版了好幾種《魯迅全集》，日文版《魯迅全集》在1984-1986年完成出刊。韓國呢，到了2018年才有《魯迅全集》的20卷韓文版出刊，不過，這是第二個外文版。英文版、德文版、法文版等的魯迅全集還沒有出版。
魯迅作品由外國人翻譯的外文出版是從1927年8月柳樹人翻譯的《狂人日記》開始的，已經過了94年。我調查過《故鄉》的韓文翻譯歷程，從1936年由李陸史開始翻譯，到2021年爲止的85年歷史裡，總共有43種以上的韓文版出版（不包括同一翻譯家在另外出版社的重復或者改正翻譯出版）。《阿Q正傳》的韓文譯本，起碼也超過53種以上。進入21世紀以來，魯迅的小說與歷史小說、散文詩、雜文、舊體詩等作品，通過不同的篇目內容組合，採用各異的書籍大小、厚薄的設計，加上吸引人的各種題目，形成的版本不可勝數。這對魯迅作品的廣泛普及起到了很大作用。在《魯迅全集》出版的同時，「魯迅作品」在韓國學界、讀書界裡早就成爲不可或缺的世界文學經典之一了。
張隆溪教授和張健教授，你們主要研究比較文學或者古典文學，或許覺得不解，韓國儒學的傳統那麼雄厚，爲什麼魯迅成了顯學？但說實在的，我幾天之前見了一個出版社的代表，他說韓國現在所有的中國現當代文學作品當中最有人氣的是魯迅。當然，當代文學作品裡面，余華《許三觀賣血記》韓文版也很受歡迎，但魯迅還是更受歡迎。
接著談韓國的魯迅成果的漢譯（中譯）出版。從1990年代初開始，中國的《魯迅研究月刊》、《上海魯迅研究》等期刊裡登載個別韓國魯迅學者論文。爲了韓、中魯迅研究對話會的召开，2005年在中國出版了《韓國魯迅研究論文集》（河南文藝出版社），主要是由孫郁先生和我主編，收錄了代表性的論文17篇和研究目錄1篇。2016年，我又主編了《韓國魯迅研究精選集》2（中央編譯出版社），收錄了代表性的論文13篇和歷史性資料以及採訪稿4篇。
那麼接下來談海外魯迅研究專著的韓譯出版。進入21世紀，繼承上世紀的翻譯成果，海外魯迅研究專著的翻譯出版開始成氣候，爲韓國增加了閱讀、學術的資源。比如說，日本檜山九雄的《東方近代的創出：魯迅與夏目漱石》、袁良駿的《魯迅雜文藝術的世界》、竹內好的《魯迅》、林賢治的《魯迅的最後十年》、房向東的《魯迅與他「罵」過的人》、還有孫郁的《魯迅的周作人》、林賢治的《人間魯迅》、周海嬰的《魯迅與我七十年》、王錫榮的《畫者魯迅》等等。中、日學者翻譯成韓文的有關魯迅的專著不少，後來也有汪暉的《反抗絕望》和《阿Q生命中的六個生命》、藤井省三《魯迅》等的韓文版。
不過，最具系統意義的還算是2017年出版的「中國魯迅名家精選集」10部中的9部韓文版（中文版主編爲葛濤，韓文版主編爲朴宰雨）。這裡首先包括孫玉石、楊義、王富仁、張夢陽、黃建、孫郁、張福貴、楊建龍、高旭東等中國魯迅名家九位的代表性的魯迅研究成果，錢理群的著作還在翻譯中。後來有新版。這對於韓國來講，增加了魯迅閱讀和研究的寶貴的參照系。我個人參加了王富仁和孫郁兩部論著的翻譯。
那麼接下來，我把魯迅研究上的各種擴展與突破分成三個專案來介紹：第一，魯迅研究和個案研究的深化擴展；第二，魯迅和韓國作家比較研究的發展；第三，對魯迅傳記的研究與新的創作。
首先談談魯迅閱讀和個案研究上的深化與擴展。韓國的魯迅學界出版的特定主題的單行本專著不少，而且每年在核心期刊裡登載的有關魯迅的論文有上十篇多，其中不少論文從不同的觀點和方法，繼續探研有關魯迅的重要的主題和學術個案。這些論文與著作，有些主題相當多樣而且深入，很多紮根於韓國的現實，發揮了韓國學者的主體性和問題意識，或者應韓國學界的需要來發表或者出版。
嚴英旭早就出版過《精神界的戰士魯迅》（2003）和《魯迅的文化思想與外國文學》（2006）兩本書。我常常跟他合作舉辦會議。還有早就熱衷於魯迅作品翻譯的洪昔杓，2005年出版了研究專著《從天上看深淵：魯迅的文學與精神》，劉世鐘的《魯迅式革命與現代中國》也在2008年出版。
還有金泰萬，他是北京大學的博士，主要探討魯迅小說的諷刺性，補充了博士論文之後，就以《重新向魯迅問路》爲名出版，題目很有意思。從當代的角度「向魯迅問路」，強調在當代韓國的參考價值。
進入21世紀以後，特別值得關注的是對某一篇文本作品的集中細讀的成果，可以舉出兩部書，就是高點福的《魯迅阿Q正傳閱讀》（2014）、李珠魯的《魯迅的狂人日記，食人與狂氣》（2019）。前者的細讀成果很精闢，到處呈現很從韓國學者立場上看《阿Q正傳》的深入思考，後者的副題是「脫離權威和習慣閱讀，21世紀重新閱讀的狂人日記」，可以窺見其與眾不同地重新細讀的眼光和努力，後者份量很厚。
接下來是韓國魯迅接受史上的個別資料的挖掘、研究的進展和韓國本土性與東亞視角下的總體歷史敘述和理論的建構。在這個方面的成果，就可以舉出洪昔杓的《魯迅與現代韓國：爲東亞共存的想像》（2017）與崔珍豪的《被想像的魯迅與現代中國》（2019）。其實我也曾經主編過《日帝統治下中國現代文學接受史》三部（新聞編、雜誌編、翻譯編，2007），裡面當然包括魯迅在韓國的新聞雜誌，接受魯迅的文史資料也相當多。
洪昔杓教授的《魯迅與現代韓國：爲東亞共存的想像》（2017）視野擴大，查訪不少中國歷史現場和人物，是進一步把東亞各國的資料加以發掘並探研的結果。他在審視東亞有機的歷史背景的寬闊視角下，對跟魯迅來往的、或者關注魯迅、翻譯魯迅作品的吳相淳、柳樹人、梁白華、丁來東、金台俊、申彥俊、李陸史、金光洲、李明善等9位韓國知識分子進行較爲深度的探索，獲得了不少的新成果。崔珍豪的《被想像的魯迅與現代中國》（2019）也在韓國本土性與東亞現代性的視角下，在總體歷史敘述和理論的建構方面發揮了很多新觀點，得到了非常豐富的新成果。對這百年歷史分爲殖民解放期、冷戰期、後冷戰期三個時期，充分考慮各時期的歷史背景，進行有機交叉性的檢討，詳細探究韓國各個時期的各個翻譯家、學者、社會運動家等知識分子，從什麼立場上、又如何接受魯迅的問題。在宏觀把握當時東亞局勢的視角下，思考各種圍繞魯迅的學術問題。執筆論調也相當客觀、穩健、持重。
接下來是魯迅和韓國作家比較研究的發展。韓國學者從比較文學的角度，對魯迅和韓國作家比較的論文相當多，比較的對象也不少。我很早就對此調查過，2004年當時，和魯迅作比較研究的韓國作家已經有16位，比如韓龍雲、申采浩、李光洙、羅蕙錫、廉相燮、玄鎮健、韓雪野、蔡萬植、李陸史、申彥俊、金台俊、金東里、金洙暎、李泳禧、任軒永、白巫山等等。目前估計增加了很多，不過單行本的出版並不多，只有下面幾部。盧鍾相和權赫律對各人的博士論文加以補充修改，陸續出版單行本。盧鐘相出版了《東亞細亞民族主義與近代小說：李光洙、夏目漱石與魯迅比較研究》（2003），權赫律出版了《春園與魯迅的比較文學研究》（2007），春園就是李光洙，這些著作多多少少喚起韓、中現代文學比較研究的問題意識與方法論。劉世鐘撰寫了《華嚴的世界與革命：東亞的魯迅與韓龍雲》（2009），韓龍雲是參加過三一運動的韓國的代表性的民族和尚，也是佛教思想家兼詩人。魯迅也曾經從佛教華嚴思想受到一些影響，所以這本書從這個角度比較硏究兩人的精神世界。
第三點是對魯迅傳記的研究與新的創作。韓國的一些魯迅專家與人文學者也站在韓國的本土立場上，開始撰寫魯迅的傳記。他們發揮韓國人文學者的特點，站在各種立場、利用各樣方法重新撰寫魯迅傳記。目前爲止，韓國人撰寫的魯迅傳記有三部。朴洪奎的《自由人魯迅》於2002年出版，這是韓國人寫的第一部魯迅傳記，後來出版的修改本的名字改爲《勇敢地去吧，孩子！》（2016），這或許是出版社的出版戰略，可以以魯迅的口吻命名，這樣的話會比較容易引起讀者注意。但是這本書在魯迅的評價上主觀性有點多了，他以「永遠的自由人」這樣的角度去理解魯迅，他說，魯迅的批判性比馬克思還要厲害。還有趙寬熙的《爲青年的階梯魯迅》（2017），強調作爲青年的思想階梯的魯迅，可以說是中文學者撰寫的一本老實的魯迅傳記。
高美淑等六人合著的《魯迅，沒有路的大地》（2017），六位學者跟著魯迅一輩子走過的路進行探訪，撰寫了一本有機統一的、很有現場感的魯迅傳記，很值得一看。這本書由韓國在野人文學者（非學院派）高美淑等六人寫就，是一部別開生面的魯迅傳記。他們六位追蹤了魯迅一生走過的路，他們首先分好工，每人探訪一兩個地方，有的去紹興—南京，有的去東京—仙台，有的去北京，有的去廈門，有的去廣州—上海，配合讀過的魯迅作品敏銳地捕捉實地感受，現場感十足。每位的文體有個性，但總體上有機統一。我簡單的介紹一下其中有趣的事情。高美淑在序言裡代表六位學者說：
「本來我們注目魯迅，因爲是『東亞現代性』這個關鍵字。韓中日怎樣走過來『現代性』路程，一定要通過的三個文本，那些就是韓國的李光洙、日本的夏目漱石和中國的魯迅。……我們爲什麼那麼長期閱讀魯迅？……與革命、抵抗、時代精神等宏觀話語無關，瓦解我們的認知基盤的那些厲害的銳利和執拗！這些特點就是讓我們不能離開魯迅的動力吧。」
「我們只是想到他逗留過的地方，任意把他的文本加以變換，而憑借它在路上和陌生人接觸，那樣，享受在他和我們之間生成新的身體性、新的關係的過程而已。除了這樣的方法之外，哪裡有更了不得的『魯迅使用法』呢？讓我們六個人心連心，一起站出來走路，這已經足夠讓我們對魯迅抱有崇拜、熱愛之情呢！」
第三點是如何引進魯迅的實踐性而適用於韓國的問題。日本帝國統治時期和美軍政以及長期軍部獨裁時期裡，韓國知識分子在魯迅那裡找到對日帝殖民統治批判、抵抗的思想資源，或者民主變革運動的精神資源，那麼，進入複雜多元的文化消費主義時代的21世紀，怎麼才能引進、發揮魯迅的實踐性？
民間學者在思考本國問題或者自己的問題時，對於魯迅的闡發，也有很坦率和活生生的視角。一部分人喜歡將魯迅作品中有吸引力的部分和生活場面引申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某些環節，當作反觀、反思的資源。他們記錄下的感悟，具備生活個性與在地化的實踐性。代表著作是李旭淵的《閱讀魯迅的夜晚，閱讀我的時間》（2020）。另外兩部是成淵（音譯）《與魯迅在一起》（2020），以及李希卿（音譯）的《魯迅與家族，圍繞家族的奮鬥》（2020）。
下面講一下魯迅專家李旭淵教授《閱讀魯迅的夜晚，閱讀我的時間》，是和自己所處的環境以及生活感受配合起來，引進魯迅來討論的。書名已經很明顯表達，藉助魯迅反觀自己、反省自己的意思，當然也包括在地化解釋。這本書分爲三部：第一部是「從魯迅學習的生活的智慧」，第二部是「變化世界的思維力量」，第三部是「魯迅是誰？」。李旭淵在「記憶與忘卻使用法」一小節裡，提到魯迅有關忘卻與記憶的敘事。首先，在〈風箏〉裡面，魯迅年輕時破壞了弟弟的風箏，但是後來才知道童年時這樣的遊戲多麼重要，所以後來要對弟弟道歉，但是弟弟卻忘記了幼年時有過這樣的事，所以魯迅爲之感到痛苦。這與阿Q的忘卻還是有區別的，因此李旭淵最後強調：「爲了不重復過去的錯誤，保存記憶，但不要因爲記憶的痛苦以至於破壞剩下來的人生。這是有智慧的『記憶與忘卻使用法』。」還有在〈文化偏至論〉中，魯迅說過一句話，「一耶穌基督也，而眾猶太人磔之。」他強調的是多數支配、統治的社會裡，也應該尊重少數人的看法和立場。他也強調「反省自己」和「和而不同」，這對過去有過朋黨政治的東亞國家來說，還是有效的。從某種角度看，這些就可以是魯迅能成爲東亞智慧的新橋樑的所以然之一。
再講一下《與魯迅在一起》。成淵在「智慧的美容生活」一項中，提到韓國人在準備高考之類的重要考試時，要「削髮明志」，如此聯想起魯迅有關清末「留髮不留頭，留頭不留髮」的論述。大多數韓國女人化妝已成習慣，成淵藉助魯迅淡化對外貌的注重這一點，指出愛華麗的外表下，掩藏的空虛內心。不過她的結論是，能不能集中對人文學下功夫，不在於髮型和化妝與否，而在於自己頭腦裡面的姿勢，所以符合自己的智慧與美容生活，應該靠自己選擇。她常去咖啡館喝著咖啡工作，因此也提到了魯迅的〈革命咖啡館〉。韓國人多麼喜歡咖啡，以至於已經將其生活化。她喝咖啡做工作，是在韓國文化環境裡的一種適應，不過，引進魯迅來，要喚醒自己做人文學的窮極目的，要提高自己在精神生活上的戰鬥精神。
另外，韓國的女權主義者李希卿（音譯）出版了《魯迅與家族，圍繞家族的奮鬥》（2020）。爲了展開自己平素的激進的家族論，引進魯迅來討論。李希卿當然對傳統家族倫理強烈批判，但是也預告現代的核心家族的崩潰。在這裡她引進魯迅的對傳統的前現代的家族的批判來補強自己的論述，也審視魯迅對現代家族制度冷觀描寫。這本書包括四部：第一部「家族是什麼」、第二部「魯迅，救救孩子」、第三部「核心家族的成立與崩潰」、第四部「青年和新的網路」。
接下來是總結與今後的展望。
第一是歷史。二十世紀的韓國魯迅學，分成五個時期來陳述其成果與特點；二十一世紀的魯迅學，則分三項來陳述成果與特點。
第二是成果。它分爲翻譯成果、研究成果和實踐成果，如上文所述。其中，實踐成果和時代命題有關，對20世紀韓國人的覺醒，有所貢獻；對於21世紀韓國人的人文生活實踐也有所啟發。
第三是特點。我整理如下：一是和時代命題、與魯迅精神的實踐有關，在本土化崗位上採取發現和拿來主義的特點；二是吸收中國和日本的研究成果，推動東亞魯迅學，志向世界魯迅學的特點；三是研究的觀點、方法、主題、領域、水準等，都有從簡單到多元、從傳統到新穎、從表層到深層、從單純到廣泛、從一般到高度等變化的特點。
至於韓國有魯迅熱的根本原因，我引用孫郁先生的幾句話來當作結論罷：
「韓國人的讀解魯迅和別的國家不同，……他們在這位中國文人的身上找到了一種自己需要的東西。那就是對舊傳統的超越和對人的解放的探索。魯迅的在沒有路的地方走路的勇氣，在他們那裡不只是象徵性的燈火，而且應當說是成爲新人的一種可能。」（《魯迅遺風錄》）
最後，關於魯迅在傳統文化全面復活的年代的意義，簡單的介紹一下我的看法。魯迅在當下的意義，特別強調魯迅之於「中國傳統文化全面復活」的時代裡擔任的「否定、批判、解毒」的角色：：
「如果儒學傳統古典文化需要經過西化、現代化的雙重轉化，這個轉化的過程是一種必須的『煎熬』。那麼，如何轉化？拿什麼轉化？魯迅的否定性思想就是轉化的利器，只有在他諸多不無尖刻的否定性評價的刺激下，儒學才有自我更新的可能。魯迅是中華文明的一帖解毒劑，魯迅的偉大本身，也正是中華文明具有文化反省意識、能夠自我更新、具有強大生命力的證明。」
我的這些看法可能有些人持不同看法。但是最近《南方周末》（2021年10月1日《南方周末》）採訪我的時候，我是這樣回答的。就這樣結束吧，謝謝！
張健教授：
謝謝朴宰雨教授給我們做了一場內容非常豐富的報告，我們都學到了很多的東西。從1921年魯迅被介紹到韓國，到今年2021年，正好是100周年，所以這題目有非常特別的意義，正好是100周年的一個紀念。那麼朴教授介紹魯迅在韓國100年的歷程，不僅是文學的魯迅、思想的魯迅，還有一個特別的地方，就是魯迅與韓國的社會運動，所以他有實踐性的影響，這個是非常特殊的。由朴教授的介紹，然後擴大到魯迅是東亞智慧的橋樑，然後講到東亞的現代性，最後講到魯迅的當代意義，非常能夠引人去思考。今天，城市大學的張隆溪教授也在現場，我們請他來發表評論，張老師。
張隆溪教授：
好的，謝謝。我不是研究魯迅的專家，更不是對韓國的研究有任何的瞭解。但是我聽了朴教授今天的講座，真的覺得學到很多東西，而且我也有很多感受。我覺得首先一個就是魯迅在韓國有這麼大的影響，這100年以來可以說不斷的產生很多成果，從翻譯的介紹到研究的著作，而且一直到現在還有新的熱潮，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那麼在我聽起來覺得，剛才張健講到的三個方面最後一個方面，也是朴教授提到的，很多研究都是跟韓國自己的被殖民的歷史有關。韓國在日本控制之下，然後獨立以後，又有很長時間的軍人政權，有點獨裁的那種性質，所以魯迅在韓國就成爲一個好像是反抗壓迫、反抗軍人獨裁的，尤其是左翼的很多知識分子和學生的一個精神上的資源，所以我覺得是非常有意思的。
魯迅在中國當然也是這樣。魯迅一開始自己的翻譯，我們知道他跟他的兄弟兩人對域外小說集的翻譯，都是翻譯東歐和當時一些小的國家的，在當時來講很多都是中國人不熟悉的。那麼後來通過他們的介紹，也有別的人在一起翻譯，就變得非常有名。比如像魯迅翻譯了裴多菲的詩，說：「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爲自由故，兩者皆可拋。」這是一個他翻譯的裴多菲的詩，後來就變得非常有名。因爲裴多菲是魯迅最先介紹的東歐作者，他的意思就是說，因爲這些是受壓迫的一些國家，他們的很多經驗跟中國當時的情況是非常相近的。所以在這個意義上，我覺得韓國人對於魯迅的接受也是一樣，就是從自己的生活方面，從自己的現實，而不是純粹從文學的角度翻譯過來。所以我覺得一個作家在另外一個文化環境裡面要產生影響，一定是跟當地的文化和社會的背景是有關係的。
今天朴教授就把這個東西講得非常具體、非常細緻。他講到很多研究著作、很多翻譯介紹。尤其是所謂「韓國的魯迅」這樣的作家，他把魯迅的精神和魯迅的作品介紹到韓國去，因爲他認爲是跟韓國的現實直接有關係。
魯迅當然在中國也是研究得非常多了，而且好像最近也有對於「五四」的反思。現在有國學的興起之後，有對「五四」的新文化的反思，也有一些人就整個「新文化運動」、「五四運動」而對魯迅提出批評。我覺得在中國的情況來講，魯迅曾經被神化了，他被看成是革命的旗手。這是因爲毛澤東把他捧到了神壇上面。魯迅自己並沒有加入共產黨，他也不是革命家。他對於辛亥革命、對於左派，其實有自己的看法。魯迅他自己經常說他是「兩面受敵」，要提防前面的敵人，還要提防後面有人給他背上捅一刀。所以魯迅在我看來是非常深刻的一個人，他對於社會也好，對政治也好，都有非常深刻的認識。特別是他的筆是非常尖銳的，他的批判是非常尖銳的，比如《花邊文學》這本小說，他把別人批評他的文章登出來，然後把自己寫的文章登在後面。對照起來看，往往批評他的文章比他自己回應的文章要長得多，可是他的回應文章是非常有意義的。你看了以後也會覺得他的批判是非常深刻、非常尖銳、非常有力的。魯迅在這方面非常有自己的見解，而且也特別有能力。好像我記得他在《兩地書》裡邊曾經跟許廣平講過一段話，許廣平好像寫了一篇什麼文章，魯迅給她改了以後，就說你們女人批評別人，就恨不得把頭髮抓住，皮膚什麼的要到處去挖，結果都抓不住重點。他說我就不一樣，我是把脊椎骨拉掉，其他的我都不用管。其實脊椎骨拉掉那就完蛋了。所以魯迅就是用非常簡練的、非常尖銳的筆法，《花邊文學》裡面他的文章就很短。可是我們把批評他的文章跟他自己的文章一起讀，就會非常明顯看到，他是比那些人要尖銳得多、批判得深刻得多。
魯迅是個批判很深刻的人，所以他文章的文字非常妙，讀他的文章有時候你會發笑。那種笑當然是一種幽默感，但不是林語堂式的幽默，他是對於中國社會有很深的觀察。有很多非常荒謬的東西，用他的話寫出來以後，我們就會覺得非常可笑，但是其實有很多深刻的批判在裡面，所以魯迅對於中國人來講是非常重要的一個作家。我覺得剛才朴教授用一個很高的評價說，孔子在古代對整個東亞都有影響，現在魯迅也是這樣一個人。我覺得這個評價是非常高的，這個評價我想在中國自己可能都沒怎麼講。
對我來說非常有意思的一點，尤其是瞭解到韓國這麼多年對於魯迅的研究時，雖然我自己不是做現代文學的研究，但是我覺得從一個比較的角度，比如說很多研究著作把日本、中國和韓國的作家來做比較的話，其實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一直覺得，我們做比較不能只是把中國跟西方來做比較，其實東亞自己範圍裡面的比較也非常重要。所以這一點是我覺得也是聽了以後很有啟發。我就講這麼多，希望有很多時間讓大家來提提意見，跟朴教授多交流。我就說這麼多，非常感謝朴教授的演講。
朴宰雨教授：
謝謝！
張健教授：
朴教授你有沒有什麼要回應的？
朴宰雨教授：
張隆溪老師的評論是很有啟發的。我也研究過古典文學，所以很瞭解咱們中國的古典。我年輕時在臺灣花了十年功夫研究中國古典，研究司馬遷《史記》和《漢書》文學。後來是研究魯迅與中國現當代文學以及韓中比較文學的。但是有了年紀之後，近年重新閱讀司馬遷《史記》和孔子《論語》，有不同的感受。我對魯迅，不只是單純的高度評價，而是從現在的角度看，認爲魯迅仍然是中國現當代人文學的核心人物。當然傳統的中國人文學裡的孔子、莊子、屈原、司馬遷、杜甫、韓愈、蘇東坡、關漢卿等，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文精英人物。後來我就知道，魯迅表面上看起來是批判儒學、孔子、或者利用儒學的當政者和軍閥，但是也會發現，中國的人文知識分子、精英知識分子對傳統的繼承這一面也是絶不可忽視的。從這樣的角度看，從孔子到魯迅，有不少的繼承性。對這方面的，魯迅沒有直接說，但是我們能發現他們的繼承關係。我曾經爲此寫過一篇文章。還有我這一次講座的題目「韓國魯迅學的百年」，就是強調「魯迅」這一邊。中國的傳統文化跟魯迅的關係，當然還有很多可以討論、進一步硏究的地方。謝謝張老師的精彩點評。
張健教授：
下面的時間我們開放給聽眾，請助理陳康濤先生來主持。
陳康濤助理：
好，現在有幾個問題想請教教授，我就代聽眾來發問。第一個問題是，請問教授在不同的階段，魯迅在韓國的被接受程度和形象是有不同的，那麼您對魯迅的認識也有變化嗎？魯迅作爲一個思想者，對您來說最重要的意義是什麼呢？
朴宰雨教授：
在我大學本科二年級時，當時朴正熙這些軍部出身的政治家當政，韓國長期軍事獨裁政權到了非常厲害的時候，重新以維新體制的名義，對民主化運動採取高壓政策。那個年代我是參加學生運動的，所以我接受魯迅時是注重「精神界之戰士」這個方面的。當時我們接受「精神界之戰士」，所以引進魯迅來幫助我們應付韓國那種獨裁的現實。《故鄉》裡面關於「希望」的幾句話「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影響一直是相當大的。
後來我去臺灣大學留學，深造中國文學，希望研究魯迅與中國現當代文學，但是臺灣當時在戒嚴之下，不允許研究魯迅與中國現當代文學。我就研究司馬遷《史記》的文學，這是因爲魯迅對司馬遷的評價是很高的，所謂「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當然也受到指導教授葉慶炳先生的勸誘和悉心指導。所以通過研究司馬遷《史記》十年餘，不但打下文言基礎，也發現司馬遷的某種精神和魯迅直接有聯繫，真的學到了很多。
後來，韓國到了八十年代，通過韓國民主運動的思想導師李泳禧先生的介紹，魯迅的價值和地位在韓國知識分子圈子裡一下子提高了。「精神界之戰士」不是要擁抱受壓迫的民眾麼？本來一般知識分子只是看重自己的研究，不過，光州民眾抗爭之後，開始接受一種說法，知識分子不要太安居於自己的制度圈生活、既得利益的情況，要去社會深層擁抱民眾、跟民眾在一起進行鬥爭。這樣的精神，也就包括透徹的自我反思精神，更深入地爲人接受了。當然，1980年代激進思潮裡，也有些人看重革命家、左翼魯迅這一面。我看，主要通過李泳禧先生，魯迅就成爲了韓國民主化的一種精神資源了。
進入21世紀以後，在中國多強調作爲「立人」思想家的魯迅，不過，在韓國魯迅的精神意義就比較淡化了。韓國迫切的政治獨裁問題基本上已經解決，進入到民主化的軌道裡面。魯迅好像只是歸入於世界文學經典作家之一了吧。不過，跟著《魯迅全集》的韓譯出版的進程（2010-2018），最近有相當一些人文學者把他當做現代中國人文學的核心人物。我們通過魯迅，能深層次地瞭解中國、中國文化、中國人，也在他作品的某些片段裡足夠發現人類的某種普世性，他雖然用漢語說話，但是相當一些都是深層次的普世性道理。這是最近韓國學者的關注點之一，也是我的看法。可以說我在四十多年的關注魯迅的歲月裡其重點和看法也有所改變，我的回答就是這樣。
陳康濤助理：
謝謝教授。下一個問題是：朴教授您好，因爲日本魯迅學界圍繞《野草》展開了很多的討論，所以想請問老師，韓國的魯迅學裡面對於《野草》這種體現了魯迅所謂「黑暗性」的文本研究的狀況如何？謝謝。
朴宰雨教授：
韓國的主流媒體《中央日報》記者問過我：「如果要推薦魯迅作品，你想推薦哪些作品？」我當然推薦了三種，一種是《呐喊》，通過《呐喊》可以瞭解魯迅的基本文學作品的情況、文學觀、他對中國社會的各種看法。然後就是《野草》，《野草》的現代性很濃厚，藝術性也相當高。那些對黑暗社會的反抗、無可奈何的心情、自己內心的彷徨等各種複雜的情況，都有反映到《野草》裡面去。然後第三種是他的雜文，魯迅的雜文裡面的針對性和思想性相當強，也往往有寸鐵殺人的風格，這些是顯而易見的。
至於《野草》的研究，韓國也有不少，比如說早期的丁來東在1930年代初已經對野草展開了具體論述，1990年代有劉世鐘的博士論文，還有其他學者的相當一些研究。不過，因爲《野草》本身有一些地方不好理解，所以翻譯《野草》的難度也相當高。看看《故鄉》的韓文版有43種多，《阿Q正傳》的韓譯本有53種以上，可是《野草》的翻譯本估計只有7、8種之內罷了。其實，《野草》裡面的很多語詞的解釋不好斷定，這就是在《野草》翻譯方面常有爭論的一個環節。這跟其他方面的魯迅研究比起來，還是需要繼續努力深入閱讀，努力提高研究層次的。
陳康濤助理：
謝謝教授。下一個問題是：謝謝朴教授的演講，您在講座中提到最早的有關《魯迅全集》的翻譯，不是根據中文原文，而是根據日本竹內好的翻譯。想請教教授，韓國魯迅學和日本魯迅學的關係是怎樣的呢？兩者各自又有什麼特色？謝謝！
朴宰雨教授：
這是很好的一個提問。我們如果提到日本帝國主義對韓國的殖民統治，特別是1937年中日戰爭以後，魯迅的作品一般是被禁掉的。所以1920年代和30年代留學中國或者流亡中國，參加韓國獨立運動，同時也關心中國文學的一些韓國知識分子，比如丁來東、金光洲、李慶孫等，他們是通過學習白話文，來觀察中國形勢，來解讀中國作家作品，也閱讀魯迅的。但是一些能掌握日文的或者到日本留學的學者，是通過各種日文版魯迅譯本來接觸魯迅、瞭解魯迅的，如李炳柱。直到1950年代、60年代初也是同樣的情況。這時開始研究國際問題的李泳禧等人開始接觸魯迅，也是通過竹內好的日文譯本的。1970年代初中期，那時韓國有關魯迅的資料很有限，韓國的空氣下，沒有人真正深入研究魯迅的。所以我也在我的老師李炳漢教授的研究室裡發現丸山昇的日文書《魯迅——其文學與思想》之後，很興奮，馬上借下來閱讀，感覺真難能可貴了。所以寫本科畢業論文的時候，參考了丸山昇的書，順利完成。到了1980年代中後期以後，才有中國大陸的魯迅研究資料引進來，所以在此之前，我們還是很關注日文版竹內好、丸山昇等研究魯迅的著作。
還有1996年，日本東京大學中文系在丸山昇教授等日本魯迅學元老的支持之下，丸尾常喜和藤井省三教授等爲了瞭解韓國的魯迅研究，舉辦了韓國魯迅研究研討會，所以日本和韓國的魯迅學者關係很親密，當時對東亞三國的魯迅交流、魯迅學的推動是非常有認同感的。
至於日本的魯迅學和韓國有怎樣不同的問題，可以這樣說明罷。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日本的進步知識分子，雖然非常認同魯迅、研究魯迅，但是他們的國家機構是壓制的機構，他們都在這樣的機構裡面生存的。而韓國在那時候是被壓迫者的立場，關注魯迅的知識分子，有些認爲魯迅是「弱小民族的救星」。當然日本的進步知識分子，如竹內好、丸山昇等，我看，他們大概被魯迅的與眾不同的深層次批判思考和透徹的實踐精神所吸引住，對魯迅的各種表現的考慮，接受魯迅也是很多從實踐的角度上思考。但是後來的日本魯迅學者就比較傾向於學術化了。韓國1980、90年代的魯迅學的成長與韓國民主化運動關係非常緊密，兩者在一起接受魯迅、研究魯迅。進入21世紀以後，日本的認真的魯迅學者，如藤井省三與長堀祐造、秋吉收、已故的代田智明等，成果很豐富，也繼續堅持魯迅研究，大眾也還是在相當程度上歡迎魯迅的作品，不過，一些魯迅學者就認爲，二十一世紀不需要再看魯迅，不要繼續讀下去了。日本有了有精神價值的漫畫和很多其他可以依靠的精神文化資源。不過韓國呢，進入了21世紀，還是有些中國文學研究學者從魯迅那裡獲得靈感和啟發，反映到自己的研究裡來。我看，在中國大陸學界裡，往往出現《中國需要魯迅》（王富仁）這樣的著作或者論調，這就反證著在中國社會裡認爲中國不需要魯迅的人也相當多。依我瞭解，實際上不少學者把魯迅當作已經過時的，加以批判其局限性，也有些極端的論者在民族主義極盛的歷史語境裡，把魯迅當作逆向民族主義的。所以魯迅在當下的意義，他們中的相當一些是好像有點貶低、壓抑的。現在對魯迅的關注度、研究熱情最大的一方是哪一個，估計不難推測吧。不過，我看，東亞魯迅學者還是需要對魯迅在當下東亞作爲智慧的橋樑的意義繼續發掘，堅持硏究下去。謝謝！
陳康濤助理：
謝謝教授！下一個問題是，教授您剛剛提到了魯迅與韓國作家的比較研究，想進一步請教教授，如果把魯迅放在世界文學的視野來看，韓國對於魯迅和歐美、日本作家的比較研究的情況是怎樣的？謝謝！
朴宰雨教授：
也有的。比如說《故鄉》的研究，魯迅有《故鄉》，韓國現代作家玄鎮健也有一篇叫作《故鄉》的作品，在這個世界裡估計很多國家的很多作家也寫了這類的作品，取名《還鄉》的也有吧。比如俄國的契里克夫也寫了《故鄉》，所以契里克夫的《故鄉》、魯迅的《故鄉》和玄鎮健的《故鄉》，這三者之間是可以做比較研究的，實際上韓國全炯俊教授已經做過。還有圍繞韓國的李光洙、中國的魯迅和日本的夏目漱石三方所做的對比研究，盧鐘相博士已經做過，高美淑等人文學者也繼續關注。因爲我們都屬於東亞，所以對日本的文學也多關注，但是直截了當地作比較，還是韓國作家跟魯迅的比較研究是最多的。國際上的各個國家，歐美也好，俄國、日本或者其他地方裡，在同一個框架裡對魯迅和自國作家以及第三國作家做比較研究的，還是不容易發現吧。
張健教授：
因爲時間的關係，我們就不得不在這裡結束。我想，朴教授給我們介紹的韓國的魯迅的百年接受史、學術史，帶出的問題一定會引起我們更多的思考。我也有感觸，就是像朴教授所說的，東亞的國家雖然有歷史的恩怨，現實上也有一些矛盾，但是它們有一種共通性的、人文性的東西，也就是所謂東亞的智慧。魯迅恰恰成爲一個橋樑，幫助我們去認識東亞的智慧。那麼最後，朴教授說到韓國重新看魯迅，看一個「人文的魯迅」，這種在當代的語境下去理解魯迅，也會對我們有所啟發。讓我們再一次感謝朴宰雨教授今天給我們帶來的一場精神的盛宴。也感謝張隆溪教授參與我們的講座並發表評論，謝謝各位參與今天講座的聽眾，當然也謝謝我們講座的各位助理。今天的講座就到這裡，謝謝教授。
朴宰雨教授：
謝謝組織和講評的兩位張老師，也謝謝主持互動環節的陳康濤助理和認真聆聽的、提出有意義的問題的同學們！我也受到不少啟發，受益也匪淺，謝謝了！
講座錄影
系列講座由香港中文大學-北京語言大學漢語語言學與應用語言學聯合中心（JRCCLAL）舉辦，講座視頻已在YouTube及bilibili影片分享網站發佈，可以點擊相關鏈接觀看。
本中心主辦「漢學講座」系列
第一講：「美國漢學五十年」
主講嘉賓：艾朗諾教授 陳毓賢先生
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NN411f7pi/
YouTube： https：//youtu.be/6nyJaYZFoV0
第二講：「東亞藝術史研究在歐洲的源流和發展」
主講嘉賓：羅泰 教授 對談嘉賓：張隆溪教授
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V411p79n/
YouTube： https://youtu.be/ua8Gmy8GCW0
本中心主辦「人文講座」系列
第一講：「經典與經典的穩定性」
主講嘉賓：張隆溪教授
Bilibili：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Xh41127zk/
YouTube： https：//youtu.be/e4J853XeBYU
視頻剪輯：邱嘉耀
講座助理：陳康濤、陶冉、許鑫輝
圖文版權：由講者提供，版權爲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