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年前上戰場

雷頌恩醫生（MBChB 2001) ，感染及傳染病科專科醫生，現於威爾斯親王醫院工作。不論17年前還是「新丁」的經歷沙士，還是17年後已較「資深」地面對COVID-19，她都知道，她並非孤身作戰。

以下為她以「希望」為題，撰文分享。

十七年前的我，剛完成實習訓練，正式成為內科部的住院醫生。當我以為每天日常工作已是滿有新鮮和刺激感時，三月中的某一天，赫然發現自己已經處於戰場的中央。我們醫院的一個內科病房，同時發現有很多同事出現發燒症狀。不久，他們都被診斷患上肺炎，並且看着一個一個年輕壯健的伙伴們病情紛紛轉重，呼吸衰竭，要被送到深切治療部。我們部門的主管毅然成立Dirty team，好讓我們一部分同事能專心照顧愈來愈多的肺炎患者；另一部分同事處理日常臨牀工作。

那場疫症臨到以前，我們所接受的感染控制訓練十分薄弱。當時醫院沒有任何合規格的負壓隔離病房。猶記得參與Dirty team的頭數天，我們每天都在研究應該怎樣佩戴N95口罩，怎樣穿上及卸下保護衣物。沒有人爭論應否重用N95口罩，因為大家都認為這麼厲害的東西一定很昂貴，怎可能用一次便丟掉？現在回想起來，雖然為着當時的無知感覺羞愧，但正是那份無知，省卻了不少擔憂，克服了那不太大的恐懼。反正已身在戰場的中央，唯有盡力去作戰。

回想今年一月初的時候，聽聞武漢出現原因不明的肺炎爆發，心想香港應不會出現十七年前的疫情吧。到了一月下旬，內地的狀况令人愈感憂心。跟十七年前不一樣的是，我們彷彿在觀看着遠方的敵人，雖然不知道他會否攻打過來，或是他有多強大，但心裏的恐懼卻比十七年前大百倍。今天我們擁有絕對比從前更完善的訓練及設備，但同時也提高了警覺。我們比以往更了解身處的制度下各種限制，以及實質具備的增援能力。

農曆新年前夕，香港出現首宗確診個案。新年假期期間，驚聞有五百萬人已經離開武漢，病毒也較預期更具傳染力。我們內科部再次成立Dirty team。上一次疫症為我們留下不少心碎的回憶，但同時也令我們一次又一次被醫院內外的香港人所感動。今天，香港貌似千瘡百孔，人心惶惶，怨聲載道，但當我們再次披上戰衣，預備作戰之際，香港人又一次令我們知道，我們並非孤軍作戰。

醫院內，一知道即將成立Dirty team，便有不少不同年資、不同專科的同事自動表示希望參與Dirty team的工作。由於疫情每天在變，有很多決定來得非常倉卒，負責行政的同事卻毫無怨言地頻頻為我們調動人手和工作安排。化驗室同事更想盡方法支援我們照顧病人。即使不是直接參與Dirty team工作的同事都努力在其崗位上，花盡心思紓緩這場疫情。負責資訊科技的同事迅速地設立軟件，讓同事可以遙距診病，減少醫院內交叉感染。其他部門的同事也幫忙照顧一些原本在內科部的病人，以減輕我們的擔子。同事們常常送來各種維生素和保健飲料，以提升免疫力。更有同事提議騰出自己的住所，以作有需要同事的臨時宿舍。

醫院外，支援我們的人更是絡繹不絕。我常常收到家人和朋友發來的問候短訊及「補肺」湯水。我們也常常收到公眾人士送來的心意卡，承載着窩心的祝福，特別是那些來自小孩及年輕學生的祝福，令團隊深受感動。還有無數朋友、企業家、社會人士等通過各種途徑，為在公營及私營工作的醫護張羅及捐贈口罩和其他物資。就連入住隔離病房的病人，也因聽聞醫院的保護裝備緊絀，囑咐我們沒必要就不用進去其房間，以節省保護衣物。

現在到了二月下旬，香港的本地確診個案仍有持續上升之勢，情况着實令人憂慮。社區傳播的實際幅度沒有人知道有多大，疫症的盡頭似乎仍然遙不可及。每當我感到憂心的時候，香港人的鼓勵，各人充滿着愛的行動，都帶給我盼望。因為，唯有愛才是希望的泉源。

由一月尾成立Dirty team以來，頭數星期忙於安排籌措病房工作。來到過去一周才多點時間留意香港以外的狀况。最近從媒體聽到不少來自武漢的悲慘故事。當中故事主角的經歷在很多香港人心裏都不會太陌生。他們在疫症下心中的無奈、無力感、甚或絕望，畢竟都是我們很多人所經歷過的。在日本郵輪上的香港人，和確診要留在當地的香港人，也令我和很多同事擔心。看到首批抵港乘客的表情，像從牢獄中被釋放出來般，但仍被困於郵輪上的人，他們在傳播鏈的威脅下，心中的徬徨令我不敢想像。

香港人，我們經歷過傷心的歲月。雨過天青的日子可能仍離我們甚遠。但是，堅持着對自己和對遇上不幸的人懷着愛，我們總會見到希望。

P.S. 我們其實已改名為Isolation ward team （傳染病房隊伍）。原因是我們相信自己緊守遵行感染控制的措施，受感染的機會應當很低，也不想隊員因名稱被歧視。不過筆者在此仍用此名稱，因為它是我們的集體回憶，令香港人容易產生共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