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余思朗 記者│鄭影映 何裕琴 攝影│鄭影映 何裕琴
在中國，每部電影播放前都會出現一個金龍標誌（俗稱「龍標」），它並不是普通的片頭，而是國家授予的「公映許可證」。所有電影必須通過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審查，並獲得「龍標」，才能於主流媒體如電影院和電視台播映。而中國獨立電影就是泛指一些在中國電影體制以外，即是沒有通過審查，故不能在主流媒體播放的電影。
審查扼殺創作自由 電影人脫離國家體制
中國電影體制裡的審查大致可分為兩層──劇本審查和成片審查，不符合規定的影片必須修改，否則不能放映。香港中大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講師李鐵成致力研究中國獨立電影生態，他指審查根據的條例只有幾行文字，但實際執行時往往是由審查人員自行訂立界線，可謂沒有明確準則。例如二零零一年在柏林影展上獲得最佳故事片銀熊獎的《十七歲的單車》，當年無法通過審查竟是因為影片大部份的場景是北京的胡同，沒有呈現北京現代化一面，故被當局認為會影響申辦奧運會，可見審查標準模糊難測。 因為堅持自由創作，獨立電影人都會受到不同程度的阻撓和監視，例如拍攝同志電影的崔子恩，及曾因作品《頤和園》涉及「六四事件」而被禁止拍攝五年的婁燁等。獨立電影不會在戲院上映，在國內主要透過獨立電影節和獨立電影俱樂部播放，但放映日期不長，大多只是維持一星期。「比如在俱樂部放映獨立電影，一個紀錄片可能現場有20-30個觀眾就已經很多了。如果電影節如果一個開幕影片，據我所知在重慶的民間影像展，借用了一個商業的電影院，大概能有200-300人已經是很大很大的規模了，所以大概能達到3000次左右的觀看次數就已經很好了。」李鐵成說。但自二零一一年開始，官方進一步收緊對群眾聚集的限制，陸續封殺了所有獨立電影節，截斷獨立電影在內地僅有的傳播鏈。不少獨立電影人又會將作品寄到海外參加國際電影節，官方無法控制影片在國外的流通，就會轉為制裁電影人。
攜「敏感」作品到外國參展 導演被起訴
曾任導演的應亮，原籍上海，現時在香港演藝學院擔任講師，他在三年前將零八年楊佳殺警案改編成電影《我還有話要說》， 講述楊佳母親在案發後被無故被軟禁於精神病院、無法出席聆訊及在其不知情下兒子被處死的情況。電影主要聚焦於楊佳母親的遭遇，由於當局認為電影觸及到公安形象問題， 因此電影禁止於中國放映，而當影片快將完成剪接、並準備於韓國全州國際電影節公映前夕，應亮也受到多番阻撓，他的家人亦受到牽連。那時應亮身在香港，公安每天都去他位於上海的家裡， 甚至跨省到四川找到妻子的娘家，要求他們聯繫應亮到深圳談話。 糾纏了好幾星期後，終於有兩名公安來到香港約他「飲茶」，說電影違背客觀事實，除非他按當局要求重新剪輯影片，否則不能放映，還說如果他能配合，以後在國內拍電影會得到很多幫助。不過應亮拒絕了這個要求：「我是導演，這個片子是我的創作，有哪些地方我覺得太糟糕要重剪，那是我決定的，不是由公安局來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