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芬蘭奧盧的小區騎著單車，一邊是平靜如鏡的湖泊，一邊是高聳入雲的松樹，冰冷的寒風打在臉上，寂靜中只有齒輪滑動的聲音。經過一間間紅色磚頂的小屋，此起彼落的歡笑聲劃破樹林的清靜。籬笆裡的沙地上，一群穿得臃腫的小孩正玩得興起，有的在盪鞦韆，有的趴在地上玩沙，有的在四處攀爬。好一會兒後，老師召集孩子們排隊回課室，是時候上課了？不，只是轉移陣地繼續玩。
記者｜邢穎琦 編輯｜高仲禮 攝影｜邢穎琦 黃焯謙 美術｜呂美珊
芬蘭輕鬆、自主的教育模式，在十多年前開始在國際間備受吹捧。在這裡，一年制的學前教育只接收年滿六歲的兒童，六歲以下的則可入讀幼兒園（簡稱ECEC）。強制性基本教育七歲才開始，在綜合型學校（芬蘭文為Peruskoulu）讀九年。當我們在起跑線拼命擠擁時，不徐不疾的芬蘭教育卻無心插柳，在2000、2003和2006年的學生能力國際評估計劃（簡稱PISA）中一鳴驚人，閱讀、數學和科學的成績遙遙領先各國，不經意被推舉為全球最佳的教育系統之一。
各國都忙於追趕成績排名，芬蘭卻退下來走自己的一套。社會沒有趕著要孩子早早學習，單純以「玩」開始，不是為了學生字、學知識而玩指定玩具或活動，只是自然而然地，從生活中學習如何生活。由韓國到芬蘭坦佩雷大學交流的崔智善主修教育，曾到訪附近的幼兒園五次，每次逗留六小時。智善雖早已聽聞芬蘭小孩以玩為日常，但成長在亞洲不斷催谷的教育氛圍下，她仍不禁驚歎：「他們真的只在玩」。
讓每個孩子按步伐成長
以智善到訪的幼兒園為例，孩子們每天在早餐和午餐後，都有最少一小時在室外玩耍。玩甚麼、怎樣玩，都沒有大人指示，老師只在發生爭執時輕輕調停。有次外面下著雨，智善正為孩子依舊外出感詫異，老師們卻氣定神閒，說知道他們穿得夠暖便可以了，冬天下雪也不是問題。智善還說幼兒園除了吃飯和午睡，沒有特定時間表，不會今天學數學，明天學英文、後天學常識。老師間中會預備一些小活動，例如花15分鐘認識不同顏色，但孩子主要仍是沉浸在玩具之中。
芬蘭幼兒園的歡快不單來自玩樂，還有老師重視孩子的那份尊重。幼兒園有次做手工，孩子們要用老師預備的葉子造狐狸的臉。智善看到有狐狸的鼻子在眼睛上面，又有些眼睛貼在耳朵上，但老師卻沒多說甚麼，只是輕輕問孩子：「你覺得那是鼻子和眼睛的位置嗎？」孩子若堅信是，老師也就由得他們，沒有對錯。智善對這畫面尤其深刻，說若是在韓國，老師早就緊張地直斥錯處，要孩子更正。但在芬蘭，教育者確信孩子對世界自有一套看法，在這充滿可能性的年紀，儘管讓他們隨自己的節奏慢慢來。
追求平等不只是口號
芬蘭教育主張平等，讓不同背景的學生都有同等機會。這裡沒有精英班、精英學校，公立和私營學校的水平差不多，孩子一般入讀最就近的學校。不論貧富、種族、學習能力，各類型學生都在同一課室內接受教育。就像智善到訪的幼兒園，不懂芬蘭語的外地移民，同樣能和當地小孩混成一片，老師也會讓孩子明白接納不同的重要。
或許有人認為這種平等會剝削精英學生的機會，筆者跟奧盧大學教育學院教授Katri Jokikokko談過，她並不認同。她相信，教育者有足夠能力，支援不同能力的學生。課室內的多元也就是社會的縮影，學生要明白每人都是獨立個體，沒有永遠的贏家，也沒有永遠的輸家，重要是找到自己位置。
芬蘭教育界相信，測驗數據顯示的學生能力，遠遠不及老師的親身了解。在沒有考試的環境，評估學生能力更依賴老師的日常觀察，優越師資尤其重要。芬蘭的教師都具備碩士學歷，有很高自主性，他們的社會地位更等同醫生、律師等專業。Katri 認為，社會絕對的信任和尊重，令教師更投入教學，繼而提高教學水平。
芬蘭教育也不完美
雖然世界各地對芬蘭教育趨之若鶩，但這裡的教育者卻另有隱憂。芬蘭教育的成功非一日功夫，改革早在70年代開始。當時芬蘭經濟低迷，政治形勢令社會渴望改革，教育家花近40年時間，才發展出今日這一套。但以客觀數據看，芬蘭在2015年的PISA成績未能保持佳績，漸被其他國家追上。
Katri說，教育界現正需要反思過往表現，但芬蘭政府卻有意削減教育資源，例如增加每班學生人數。更令她擔憂的是，花多年努力收窄的貧富學生差距，開始有反彈趨勢，男女學生的能力差異也擴大，這都是追求平等的芬蘭教育絕不樂見的情況。面對政府的行政考慮先於教育發展的擔憂，Katri說唯有保持警覺，靈活變通去減少政策對學生的影響。
今天的芬蘭教育未必最完美、最入流，但社會對教育的重視、對不同學生的包容，都是香港可以借鏡的地方。當我們口裡說羨慕芬蘭時，卻似乎可以盡更多努力，在急促的城市步伐中，為下一代製造「慢慢來」的空間。如若某天，教育局局長楊潤雄說過的「懶啲揀咗個簡單方法」，能由送子女到國際學校讀書，變為留在本地主流學校，我們的學生也許便會幸福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