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頭採訪是否犯法？」突然被帶到派出所的香港電視台記者阿恩（化名）不禁反問公安，卻換來「你合作，你合作」的敷衍回應。這是阿恩與同事一個月內，第二次在廣州採訪其間被拘留。公安把他們的手機一部部疊在桌上，不准使用。他們知道不能坐以待斃，若無法通知外界，便難有放行的機會。同事待公安一不留神，乘機取回手機，通知廣州宣傳部來交涉。待走出派出所時，才發現已是傍晚了。
記者│蔡美琦 楊文敏 編輯│李慧珊 攝影│李慧珊
阿恩和同事Jo（化名）去年八月駐廣州工作，她們指，電視台曾於七月報道內地民眾對反修例運動的看法，以及偷拍一些敏感題材，相信這些報道引起官方關注。八月初，阿恩和Jo出外採訪時曾遭公安跟蹤，當時公安未有進一步行動；後來她們做了一個關於反修例運動的報道，隨後幾日就有約七名公安分別兩次到她們在廣州的辦公室，以檢查屋內滅火設備為藉口要求入屋。阿恩說，以前沒有發生類似的情況。她們不能拒絕，唯有目不轉睛地觀察公安，防止他們放下監聽器。
八月中，他們再做與反修例有關的採訪，阿恩和Jo在街頭訪問廣州民眾的看法，完成訪問後，團隊一行四人在附近的商場用餐。準備開車離開時，商場停車場的閘桿卻無法開啟。阿恩本以為是機器故障，只好在車上等待保安來解決，怎料十五分鐘後，突然有六、七位公安出現包圍他們。阿恩嚇得心裡怦怦大跳，不知所措。公安兇狠地呼喝他們下車，並且不准他們用手機和說話，把他們帶進商場的保安室。
扣留期間，阿恩想盡辦法離開，她藉口上廁所，偷偷用手機向香港的上司求助， 通知宣傳辦的人過來交涉，被拘留三小時後才獲放行。阿恩不明白為何突然被截查，直到放行後看到一條讓她非常震驚的手機片段：有人在遠處拍攝不久前阿恩在街頭訪問的過程，片段雖看不清人樣，但足以看出是記者正在採訪。發佈者稱阿恩是「非法採訪」，並且會故意歪曲事實，提醒大家不要接受香港記者的訪問。片段在網絡瘋傳，短短幾小時就有過百萬觀看量，下面更有不少人身攻擊的留言：「她在哪兒？如果讓我看見，我一定打死她！」
事隔一星期，公安在廣州一個公園再次截查阿恩及Jo，並要求搜背包。近十名公安把他們帶到派出所，並把所有沒收的手機疊在桌上。Jo趁公安不為意，迅速拿走自己的手機通知香港上司，又再經過三小時才獲釋。擁有兩年內地採訪經驗的Jo表示， 以前公安較為被動，往往在報道播出後才知道他們做過哪類採訪，但在反修例運動期間，公安變得主動：「連續兩次公安都能於短時間內到達採訪現場，（所以我們）便覺得公安在主動跟蹤我們。」阿恩事後亦回想，公安拘留期間並沒有粗暴對待記者，相信主要目的是拖延記者時間，讓自己無法繼續採訪。
公安旁門左道阻礙採訪
除了直接拘留，公安在最近半年亦不斷向他們廣州辦公室的業主施壓。Jo表示，內地業主出租單位時需要交稅，平時做法寬鬆，沒有太多規管，但公安在最近這半年不斷向業主追討稅項。除此以外，公安更騷擾業主九十多歲的父母，質問他們「你 知道你的女兒租樓給香港暴徒嗎？」Jo認為，此番說法彷彿暗示業主做了不見光的勾當：
「公安想威嚇業主不再出租給電視台，用旁門左道妨礙記者工作。」
此外，Jo亦認為，內地民眾明顯因反修例運動對香港產生負面情緒。她以往在廣州採訪時，覺得當地人民很「貼地」，願意分享很多事情。但現時她卻覺得內地人對香港媒體反感，擔心記者會扭曲他們的意思。運動爆發後，邀約內地學者做訪問也變得更難，即使報道非敏感議題，也有學者因擔心而拒絕接受早已答應的訪問。Jo做街頭訪問時曾向內地民眾表明身分，卻被投射厭惡的目光，而且她經歷過兩次被內地公安拘留後，做訪問時會擔心內地民眾報警，使公安再有機會用「非法採訪」等罪名拘留他們，阻礙採訪。在內地採訪的掣肘愈來愈多，因此Jo在採訪過程中會選擇除去咪牌，也不會主動介紹自己來自香港，以減低內地民眾的戒心。
記者成中央監視對象 官方記者會拒之門外
在另一新聞機構工作的記者Sam（化名），有七年駐京經驗，8至11月駐京時正值反修例運動衝突激烈的時候。他說，外交部一名官員曾直指Sam的新聞機構「沒有做好一個傳媒應有的角色」，又向他表達警察很辛苦，傳媒應該做回「正義」及「人性」的報道，暗批香港記者的報道及言行不恰當。他指國家安全部會派人監視香港記者的一言一行，記者若在會上提問時不禮貌，發表激進言論，內地安全部便會對這記者有所警惕。有記者曾於香港警察的記者會上戴上「查警暴，止警謊」的頭盔抗議， 事後便有國安向他查問參與抗議的記者姓名，他猜測國安會限制這些記者在內地的工作，或主動向他們問話，甚至使整個機構失去到內地採訪的資格。
香港電台記者陳妙玲，由2006年開始成為駐京記者，曾到烏坎村、新疆等地採訪，又經常出席內地官方記者會。她指大部分官方記者會需要被邀請才能出席，但外交部記者會一向最開放，幾乎全世界媒體均有採訪證，自港台設立駐京組時已經能出席， 她以往亦會在記者會上問及香港議題。陳妙玲上年六月駐京時仍獲批外交部採訪證，但從八月起，外交部已沒有再發證給港台，向官方查詢只得到「正在處理」的答覆。在申請參加外交部記者會的香港電子傳媒中，現時只有《鳳凰衛視》有外交部記者證。
雖然官方一直不解釋為何不發記者證，但她相信與反修例事件有關。陳妙玲表示，六月反修例運動開始，官方逐漸對香港記者有所忌諱。直至八月，香港局勢升溫，內地媒體開始報道及抨擊香港情況，令內地政府進一步打壓香港記者。陳妙玲認為不能進入外交部例行記者會，是收窄了香港媒體收集資料的渠道，她唯有透過直播取得資料，或請其他媒體幫忙在記者會上問問題。 除此之外，香港傳媒以往多年會透過公開報名，派記者採訪廣東省人大兩會，但今屆廣東省人大兩會今年卻不接受傳媒自行報名採訪，只接待獲邀人士，港台亦不獲邀請。
雖然報道的空間愈縮愈窄，但陳妙玲卻認為辦法總比困難多，做內地新聞需要與公安鬥智鬥力，能突破內地政府封鎖很有成功感。她相信中國線記者有其重要價值：
「在中國境內，除了香港傳媒，沒有其他傳媒可以將內地人的故事告訴其他人。如果連香港傳媒都不關注他們，他們的聲音便會消失。」
她指香港記者現時仍有僅餘的空間報道內地新聞：「因為《逃犯條例》沒有通過，內地政府不可以到香港拘捕記者，所以保障香港記者的防火牆仍然有效。」
中港媒體觀差異大 官方收緊空間為大趨勢
前中國組記者、香港浸會大學新聞系高級講師呂秉權認為，傳媒對中國官方而言是宣傳工具和傳聲筒，它的作用是「報喜不報憂」。他續指，內地有一種「防火、防賊、防記者」的思維， 記者好比火災般危險，必須提防及嚴加打擊。內地傳媒欠缺西方社會第四權獨立監察的作用及新聞自由，因此並不能如香港一樣隨意拍攝採訪。
對於內地新聞自由於反修例運動後進一步收窄，呂秉權表示：
「反修例運動更明顯引起官方對香港媒體的防備，記者在運動裏的工作相對敏感，對官方而言也是運動的一部分，中央政府便會進一步提防或者打擊香港記者。」
內地的新聞自由持續收緊，呂秉權說記者小則被要求刪片，大則被公安帶走，及剝奪採訪資格。他又指，官方針對香港傳媒，旨在阻隔兩地資訊流通，擔心群眾會互相支持社會運動，因此現時香港記者或會因擔心人身安全，比以往少到內地報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