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鈴——鈴——」電話的來電鈴聲劃破客廳的寧靜，阿輝連忙關機，不知如何應對這星期第三次追收欠租的房東。四十歲不到的他，已欠租三個月，沒想過會失去穩定的地盤工作，沒想過會重蹈被追債的覆轍，更沒想過往後會再次露宿街頭……
新冠肺炎肆虐香港至今一年，重挫本地經濟。最新一季失業率達7%，有約25.3萬人失業，創近17年高位。失業大軍中，不乏30至40歲的壯年。疫情下，有壯年因為失業露宿街頭，亦有壯年為求兩餐一宿刻意自殺，只求在醫院有食有住。他們都有著同樣的疑問——為何在香港找到容身之所是如此困難？
記者｜林諾暄 編輯｜戚可穎 攝影｜林諾暄
阿輝（化名）今年39歲，只有中三學歷，任職地盤工人五年，失業前月入25,000元。去年1月尾他收到荃灣地盤僱主通知，著他「停薪留職」。雖然在同年2月疫情緩和，地盤工程得以重啟，但公司負責項目卻由五個減至三個，阿輝因此一直沒能重返地盤工作，「僱主都是說（讓我）先休息一陣子」。
當時他正租住月租約6,000元的屯門一房一廳單位，積蓄不多於三萬。阿輝一直尋找工作，拜托從事建造業的朋友介紹，並到工地查詢，但都一無所獲。三個月後，由於他不斷拖欠租金，最終被房東趕走。即使後來政府有派發9,000元地盤津貼以及一萬元現金發放計劃，但亦只夠阿輝償還欠租，無法租住新地方。無奈之下，阿輝在接下來的半年，只好輪流借住在六個朋友的家。
由於不願打擾朋友的日常生活，阿輝每天早上7時便會出門，直到傍晚才回去。不過朋友亦會詢問他找工作的情況，暗示他離開。為了不再麻煩別人，阿輝最終在2020年11月到深水埗通州街公園旁的籃球場露宿。期間，他不斷反問自己為何會落得如此地步，亦無法相信自己五年的努力付諸流水，被迫再一次當上露宿者。
期望長進卻再度露宿 無法得到家人諒解
「上一次露宿是我自暴自棄，現在我想長進，但疫情影響下一切又回到原點。」
阿輝一直有賭博的習慣，18歲那年因為賭博欠了財務公司近20萬，自此與家人關係決裂，搬到任職的酒樓閣樓居住。及後因為被解僱，他無處可去，展開一年的露宿生活。阿輝曾經嘗試戒賭，卻因已成癮，無法輕易改變，但近五年賭博的投注額已大減，更沒有再向財務公司借貸。
五年前找到地盤工作後，阿輝努力工作，只在公眾假期休息，不會額外請假，生活一直有改善，每個月的薪金能同時應付生活費、還債、租金以及賭博的開支。阿輝本來已重拾自信開始與家人聯絡，卻因為疫情失業再露宿，再一次與家人疏遠。「向家人提及失業，他們會說（我）沒有儲錢」，阿輝覺得家人並不明白他。
露宿期間，阿輝透過香港社區組織協會提供的食物和飯券解決三餐。露宿四天後，阿輝得社工協助，被轉介至收容無家者的仁愛之家居住了兩星期。現時阿輝租住板間房，月租2,800元。雖然社工有轉介清潔、搬運等散工給他，但由於開工不足，他的生活仍十分拮据，不時要向朋友借錢交租。
回想再度露宿的經歷，阿輝深深不忿：「上一次露宿是我自暴自棄，現在我想長進，但疫情影響下一切又回到原點。」他表示往後若仍找不到全職工作，繼續欠交租金，只能放下「靠自己」的執著，申請綜援。
沒預料疫下轉工難 露宿三日尋短見
「以往找工作十間有八間都會請人，但現在很難。」現年35歲的文仔（化名）在兒童之家長大，20歲時曾因為感情問題而自殺未遂，亦與家人斷絕來往多年。成年後他主要從事飲食業，至今已轉換超過20份侍應工作。文仔沒有積蓄，以往都是有錢便租住日租300元的賓館，沒有錢就在每24小時收費60元的網吧流連，過著「月光族」的生活。去年4月初，他因為工作疲勞而辭去任職了三個月的侍應工作，卻沒想到疫情下轉換工作變得如此困難：「（試過）一星期被拒絕聘請五次，後悔（辭職）」。
文仔因有自殺紀錄，每月可領取2,100元傷殘津貼。離職時，僱主未支付欠薪，他只得把心愛的電話變賣出去，以繼續租住賓館，連同生活費，每日開支共約600元。4月底，文仔收到9,000元薪金後，沒想太多就以7,000元買回電話，卻沒料到會持續失業。雪上加霜，政府因應疫情要求關閉遊戲機中心、網吧等娛樂場所，他最終只得在5月初露宿街頭。
「（怕被別人說）嘩！後生細仔走去瞓街！」
首次露宿街頭，文仔感到十分無助。他擔心受到途人的歧視：「（怕被別人說）嘩！後生細仔走去瞓街！」同時亦憂慮自己會佔據其他露宿者的固定位置。因此他堅持每天早上9時前起來，又避免在同一地方露宿，都是「行到哪裏便睡到哪裏」。即使在報紙看到合適的工作，亦沒有車錢前往應徵：「有份（工作）在荃灣，但我在新蒲崗。」
在露宿的第三天，文仔已長時間沒有進食，只靠在運動場的自助水機喝水解渴，感到極為無助的他萌生自殺念頭，到九龍城碼頭打算跳海自盡。他憶述當時在欄杆前站了良久，內心猶豫且害怕，「跳下去辛不辛苦呢？導致半生半死怎麼辦？」之後因為途人發現報警，才阻止悲劇發生。
入住精神病院有食有住 不願離開
文仔被送至九龍醫院（精神病科）後，發現這個地方免費提供三餐及睡牀，感受到一線生機。為了繼續有容身之所，出院後他利用以往的自殺記錄，多番向急症室假稱自己出現自殺傾向，以求入院。不過，住院經歷並不好受，病房住滿精神病患者，房內只有一張張的病床，患者又不能離開房間，文仔形容情況「比坐監更慘」。
斷斷續續出入醫院三個月後，醫生向文仔直言醫院非收容中心，轉介他到社福機構ImpactHK尋求協助。文仔被安排住進為期半年的免費臨時宿舍，今年找到一份餐廳煮麵的工作。1月尾宿舍到期後，他獲社協幫忙支付2,350元租住重慶大廈23日，現時有能力自己交租。然而，疫下露宿的經歷給文仔留下了精神上的傷害。他以往一直有服食安眠藥和抗抑鬱藥，露宿後睡眠問題惡化，除了每天無法入睡，半睡半醒的情況更加頻密。
疫情下求助者急升 社協倡議政府制訂無家者政策
由於晚市禁堂食等抗疫政策成常態，加上失業率持續上升，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社協）社區組織幹事吳衞東預料，無家者人數會繼續增加。他指，一般基層不會單純因失業而露宿街頭，露宿背後多少存在個人問題，例如有不良嗜好或情緒管理不善，但疫情令基層更容易墮入露宿的危機。
吳衞東認為無家者求助意識較低，即使他們主動求助，疫情亦增加社福機構協助無家者的難度。以協助他們求職為例，吳指以往社工有信心在三天內成功轉介工作給無家者，但疫情出現後，一個星期都未必能為他們找到工作，特別是基層普遍從事的體力勞動工作，如飲食、運輸、貨倉以及建築等行業。他解釋，禁堂食令、中港貨運貿易下降都是主要原因。
疫情下求助者數量上升，令社協去年首次出現超支。吳衞東指，政府以往每年向社協發放14萬緊急援助基金，足夠讓組織協助每年約100名求助者繳付首月租金，以及轉介工作。不過2020年，求助者由約100人上升至超過250人，基金不足三個月便用盡。社協為此在去年5月向政府申請額外的撥款，直到今年1月才獲批額外14萬。由於資金不足，社協在去年需要另外申請霸菱基金、凱瑟克基金及扶輪基金，才能繼續提供相關協助。
至於今年2月初有無家者確診新冠肺炎，屬源頭不明個案，有專家指無家者常在街上流連，社區傳播風險較高。吳衞東批評政府沒有制訂「無家者友善政策」，疫情下各部門只以「沒有政策」為由推搪，不願開放臨時收容中心讓無家者居住。他敦促政府設立相關法例，當遇上問題時便能迅速應變和跟進，保障無家者權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