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毋庸置疑地喜愛香港，但我厭惡疫情下港府的管治模式。」
來自澳洲的Jared Taylor在港擔任舞蹈教練，疫情下舞室多次被列入表列處所而要關閉，嚴重影響生計。加上大量康體設施停開，Jared無法鍛鍊，保持舞蹈員應有的體能和狀態，最終在今年2月中決定暫別香港。
本港今年年初爆發第五波疫情，政府逐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拖，不少市民受不了嚴苛的防疫政策，毅然離港。根據入境處資料，由今年1月至3月底，香港居民的離境人次接近24萬，比上年同期多出百分之50。離港避疫，是為了避開疫情，更是為避過壓抑的生活環境。
記者｜汪樂霖 編輯｜羅寶晴
今年年初，政府為阻止第五波疫情出現，於1月7日起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包括禁止晚市堂食、二人限聚令、關閉健身中心及娛樂場等。惟措施還未奏效，疫情便在農曆新年假期後大規模爆發，其後自2月24日至3月25日長達一個月時間，本港每日維持過萬宗確診個案。嚴謹的社交距離措拖未見成效，卻先令市民失去正常社交生活，甚至影響生計。
32歲的澳洲人Jared Taylor，7年前與同為標準舞運動員的妻子，經工作假期計劃來港，一直在不同舞室教授標準舞（Ballroom Dance）。疫情爆發以來， Jared的工作多次停頓，訓練和運動空間亦所剩無幾。反常的生活除了影響生計，更使他與妻子備受情緒困擾。最終，這一波防疫政策成了壓倒他的最後一根槄草，迫使Jared暫別他深愛的香港。
7年前旅居香港 落地生根
Jared指，當初來港教跳舞，是因為外籍舞蹈老師能賺取較多收入：在澳洲，45分鐘的舞蹈課堂只能賺450港元，但在香港課堂收費則可高達750元，客源亦能擴展至深圳及上海來港的人。課堂以外，Jared亦不時受聘於一些上流人士，以高價擔當社交舞練習舞伴，亦有不少亞洲舞蹈比賽主辦方出錢邀請Jared夫婦到台灣及馬來西亞等地比賽，收入遠高於在澳洲當跳舞選手和教練。
除了收入外，Jared亦喜歡香港的環境和美食，談到他最喜愛的地道食物，Jared著記者不要嘲笑他，笑指最喜愛的是本地一家連鎖米線餐廳，更表示自己鍾愛中、港式美食，7年前來港時，已決定在港落地生根。
防疫措施嚴苛 生計大受影響
可惜自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已來，政府一系列防疫政策來襲，Jared的生活出現各種問題，首當其衝的便是經濟困難。疫情以來，舞室多次被政府列為需要關閉的表列處所，加上受限聚令影響，Jared只能以小班教學授課，收入比疫情前少了起碼一半。今年1月7日起，舞室再被下令關閉，無法教班的Jared就沒有賺取過任何收入。Jared指一些教授芭蕾舞或拉丁舞的朋友轉為網課，只需有4平方米的空間示範練習動作，就可以透過視像軟件在家授課。但Jared教授的標準舞如華爾滋、探戈，需要舞者在舞池上大範圍移動，至少要有50米長的空間才足夠。他笑言：「若在網上教授標準舞，只要一秒學生便會遊走出鏡頭外了。」舞室關閉令Jared沒有收入，看著積蓄日益耗減，租金和帳單等開支令他憂心忡忡。
作為舞者，跳舞就是Jared夫婦的人生。心肺功能對舞者而言極為重要，然而疫情下無法進行舞蹈訓練，連維持舞者所需的體能也不容易。本來健身、游泳都是他的例行公事，防疫政策下，他無法進行這類室內運動，只能與約10個朋友組成跑步小組，間中相約跑長跑，這也成了Jared疫情下唯一的運動。然而單單跑步的運動量仍然不足，使其體能漸漸變弱。Jared無奈地說，現時只跳一支華爾茲舞，就足以令他氣喘吁吁。今年年初疫情爆發後，Jared和朋友被迫二人一組列隊跑步，他形容「整件事看起來很愚蠢，而且帶口罩跑步的感覺極糟」。現時小組中一半成員已離開香港，跑步小組亦漸漸瓦解。
生活空間被扼殺 無奈離港
終於，Jared與妻子決定於今年2月中離港，先後到兩夫婦各自的原居地澳洲和芬蘭探望家人。Jared說，隨著客機降落澳洲，他在下機的翌日立即到舞蹈室練舞，情緒舒暢多了。短暫停留澳洲後，Jared前往妻子的原居地芬蘭與她會合。雖然在芬蘭教跳舞課的收入只得香港的5％，但比起賺錢，Jared更希望藉這段時間放鬆緊繃的心情，享受自由的空氣。
比起香港嚴厲的防疫措施，Jared指澳洲和芬蘭的防疫政策明顯寬鬆，雖然兩地沒有關閉室內康體設施，他卻不擔心染疫。他認為自己還年輕及健康，並已接種三劑疫苗，不擔心疫症對健康的影響。他更指，離開香港一大原因便是害怕萬一染疫，就會被送到叫天不應、叫地不聞的社區隔離設施。但若在澳洲或芬蘭染疫，只需在家隔離5天，這對他來說沒甚麼大不了。
Jared2月離港時，早已買下回程機票，希望4月初回港。但他說，回港只為繼續教導已建立深厚感情的學生。居港7年間，Jared已教授其中一對學生六年之久，看著當初只是小學生的他們，長大成快將畢業的中學生，這對學生佔上了他生活的一大部分：
「我與學生們建立了連繫。說實話，若沒有他們，我不認為我會回港。」
處處受壓 陷入情緒低潮
疫情除了影響市民實際收入，亦有人因為嚴謹的防疫政策嚴重影響心情導致患上情緒病。在中文大學主修歷史的三年級本地生John（化名），兩年多疫情以來大學的面授課堂屢次被迫暫停，換上長時間的網上課堂。
網課期間，他無法專注學習，「像看YouTube似的」，跟面授的感覺完全不同。John曾嘗試回學校的電腦室上網課，希望加強專注力，卻因為該大樓數次有職員染疫而被封，迫使他滯留家中。沒有恆常的學習空間，久而久之，John的功課和論文不是遲交便是欠交，最終在2020-2021學年的下學期向學系申請停學。
John自小父母離異，母親最近再婚，加上網課下面對學業困難，John自言難以在枯燥的生活中找到情緒出口，使他患上情緒病。由學業到日常生活都實在過得太苦悶，令他不斷胡思亂想，也不再關心學業成績。心情一蹶不振的John 決定向大學保健處求助。經過診斷後，便轉介他向醫生接受藥物治療，令他病情漸轉穩定。
自發旅居德國 重燃學習熱情
禍不單行，在John情緒稍微好轉時，原正期待著本學年9月到美國耶魯大學的交流，卻突然被通知，交流計劃因防疫政策收緊而被取消。交流機會落空，在幾乎沒有社交生活的香港，John難再抵受疫情下的抑鬱情緒影響，因此決定獨自到德國，創造自己的探索之旅。他在3月4日離境，到防疫政策較為寬鬆而且物價不算太高的德國暫住，直至免簽證到期。
雖然John在德國仍然要對着冷冰冰的屏幕上中大的網課，但當他在旅館的公共空間做功課時，住客會好奇地問他在做甚麼，繼而主動跟他聊天甚或提供協助，為John創造了一個更適合他的學習氛圍。即使要配合兩地時差，在凌晨3時起床上課，John亦自言不成問題。
在德國四處遊歷期間，John對學習漸漸重燃熱情。以往讀到教堂歷史時，John不能深切體會教堂的底蘊，唯有親自到訪過才會明白。到過德國天主教教堂後的John，滔滔不絕地講述當刻感受到書本上的城市設計，以及宗教的影響力，讓他寫論文時更得心應手。短短三個星期的德國生活，足以令他的情緒問題得以改善。
他坦言情緒病藥物的確有用，但也不及離開香港見效。
擔心醫療系統崩潰 長者急離港
年輕人飽受情緒困擾離港，亦有嫁到外地的港人擔心長期病患的母親萬一在港染疫，會被送到環境惡劣的隔離營，於是帶同母親離港避疫。31歲的楊顥昕在2018年年尾與新加坡丈夫成婚，從香港移到當地居住。上年9月，因應新加坡疫情嚴重，帶著未滿一歲的女兒跟公司請假回港避疫。今年2月，本港爆發第五波疫情，長者和長期病患染疫離世的數字創新高，楊顥昕的母親患有血壓高、心臟病、類風濕關節炎等長期病，楊媽媽擔心如染疫後成重症患者，在港未能得到適切治療。加上楊媽媽與丈夫和另外兩個女兒同住在500尺、只有一個廁所的居屋單位內，只要一人染疫，已難以有效隔離。相反在新加坡，二女（楊女士）的家地方大，套房有獨立廁所讓染疫者隔離，減低傳播風險，故跟從女兒和孫女回新加坡避疫。
楊女士在新加坡一間醫院當文員，她說新加坡在上年9月經歷每天數千宗確診的嚴重疫情後，採取與病毒共存政策，市民沒有出現如香港恐慌的情緒，一旦染疫只會在家隔離休息，不會蜂湧到醫院求醫。現時新加坡已大致回復疫前生活。她指，媽媽以往是每天都要跟朋友外出聚會的人，而且習慣每天早上到公眾游泳池游泳。防疫政策規限下，社交和運動習慣皆受影響，媽媽情緒難免變差。到達新加坡後，媽媽終於能夠重拾每天游泳的習慣，更加可以外出美容，心情大有改善。
離港不易 回港甚艱難
面對港府朝令夕改的入境政策，各人都表示難以預計回港行程。沒有工作的楊媽媽可以待香港疫情好轉措施才回港，算是比較幸運的一人。跳舞教練Jared為了不受航班熔斷機制影響，如期回港重投工作，索性一併買下數張回港機票及預訂了不同日期的隔離酒店。而中大學生John，則打算在3個月的旅遊免簽證期限過後回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