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修例運動持續一年，逾萬人被捕，記者的焦點，由衝突現場漸漸轉至法庭。法庭記者記錄審訊的故事，控辯雙方對簿公堂、旁聽席上被告親友的神態舉止，法庭記者把這些一一記錄下來。
民主派初選案、暴動案、《港區國安法》案件，都由法庭記者親身記錄，但身處大時代，種種新舊規條為法庭新聞報道設限，有記者跟隨法例決定報道的方向，亦有記者認為受限的內容具重大公眾利益，在法律和公眾知情權間掙扎。法庭記者如何在重重限制下，應付新挑戰？
記者｜許詠茵 編輯｜陳展熙 攝影｜陳展熙
任職法庭記者七年的Stephy（化名）表示，反修例運動後法庭審訊數字上升，法庭記者的工作量隨之增加。Stephy指反修例運動前，同一法院每天通常只有一至兩宗值得報道的審訊。若該法院當天的審訊完結，她就會到其他法院繼續聽審。但截至去年11月，共10,171人涉反修例運動被捕，當中近2400人被檢控。Stephy表示到如今，即使在同一法院，工作都是「做唔切」，單單一個法院內，每天至少有三宗審訊進行，加上不斷有新案件提堂，她只好取捨，報道更具公眾利益的審訊。
除了工作量大，審訊時間之長亦是新挑戰。Stephy指法庭一般的審訊時間為上午9時半至下午4時半，即使法官想盡快處理案件，聆訊結束前傳召新證人，都只會超時至下午5、6時。但與反修例運動有關的審訊時間就長多了，她舉例，2019年11月大批市民在理工大學外圍聲援一案，近200人被控暴動罪，雖已分散在幾個裁判法院提堂，但聆訊仍需進行至深夜12時。而社運期間，有被捕人士被扣押48小時後立即上庭，Stephy稱記者要時刻留意他們提訊的法院，也延長了工時。
而令Stephy最深刻的案件，就是民主派初選案（下稱47人案）。今年3月初，47 名參與或組織初選的民主派人士被控「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由於案件檢控人數多，首日提堂由早上10時開始，一直審訊到深夜，最後因其中四名被告不適送院，才於翌日凌晨2時許暫停程序，打破法院最晚的閉門時間紀錄。第二日的審訊時長達12小時，最後用了破紀錄的三日才完成提堂程序。多家媒體連續三日三夜，以文字直播方式報道47人案，Stephy形容該三日的審訊和報道都是「馬拉松式」，由於記者數量多，但庭內記者席有限，為了能夠進入庭內，Stephy需要早上8時前到法院排隊，換言之早上約6時就要起床，工作至晚上10時才有同事接班。
9P條例下的空白 舊限制成新挑戰
記者報道法庭審訊過程，一向有不同限制。《刑事訴訟程序條例》第9P條（下稱9P條例），特別針對保釋法律程序的報道。條例規定「除非法庭覺得為了社會公正而有所需要，否則任何人不得就任何保釋法律程序，在香港以書面發布或廣播……」在47人案的聆訊裡，有公眾人士和傳媒於社交媒體上轉載被告爭取保釋的求情內容，做法一度引起爭議。
記者報道保釋申請程序，只可載有被告姓名及罪行等六項資料，其餘資料如背景、求情理由、及刑事定罪紀錄等，都屬9P條例限制內。如違反而發布或廣播報道，一經定罪，可處罰款$50,000及監禁6個月。有不願透露姓名的大律師指，條例原意是避免影響將來陪審團的裁決，若陪審團預先從新聞得知有關資訊，或會先入為主，使審訊不公。
但條例同時列明，法庭可「為了社會公正而有所需要」豁免限制。2014年佔領運動期間，七名警務人員於金鐘「暗角」毆打公民黨前成員曾健超一案，法庭於2017年處理被告保釋申請時，法官基於「案件備受公眾關注」，批准傳媒報道保釋過程。
47人案裡，也有記者及幾位辯護律師要求法庭容許報道案件庭上的法律爭議，和被告成長背景等部分受限內容。但總裁判官蘇惠德表示，不清楚放寬內容與公眾利益有何關係，以及以保障日後審訊公正性為由，拒絕放寬有關限制，也沒解釋何謂「社會公正」。大律師表示，法官的拒絕原因只是一句概括。何謂「社會公正」暫時未有任何解釋，令界線模糊。
面對9P條例，Stephy認為守法是現階段最安全的做法，以免影響陪審團的判斷，以及47人的利益。雖然在限制下，47人案保釋聆訊可報道的內容不多，但她認為能以描述庭上各人的表情及互動代替：
「並非現在不報道，這部分（陳情內容）就不能留在歷史。只要案件日後仍是公開審訊，就有機會報道他們（47人）想說的話。」
9P與國安法的掙扎
《蘋果日報》曾於該報頭版，報道47人案被告譚文豪及楊岳橋的部分陳情內容，當中涉及其個人背景，或屬9P條例的限制之內。任職傳統媒體法庭記者五年的阿聰（化名）表示，不評論相關做法。但他認為法庭應就涉及《國安法》的47人案，在9P限制上作出特別處理。
阿聰認為《國安法》對港人而言，除了是全新的法律，也是未有經過公開討論，便直接頒布的法律，而47人案更是首次涉及「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案件，因此他認為罪名如何應用及詮釋，都值得讓市民了解。他續指，被告以個人背景作陳情理由，是為證明保釋後不會危害國家，而記者報道相關內容，正可讓公眾了解甚麼是《國安法》下的保釋準則，既不會影響審訊公平，亦符合公眾利益。
至於傳媒是否值得為此擅自破例，阿聰沉默近半分鐘後，形容問題複雜。除了擔心破例後或會引致案件閉門審訊，最終損害被告利益，阿聰更關注傳媒機構要付上法律後果。
刪控罪書內容 司法公開原則成疑
除了原有的9P條例限制，其他報道限制也正在擴大。今年3月，《明報》記者發現東區、九龍城及西九龍裁判法院等只供傳媒查閱的控罪書，在無通知下被刪除多項資料，包括被告的年齡、職業和部分住址等個人資料，並以「警察」二字概括警方負責案件的主管姓名和職級等資料。司法機構回覆香港記者協會（下稱記協）查詢時指：「提供涉及私隱度較高的個人資料，或會損害妥善執行司法工作，以及與司法公開的合理理由不合比例。」記協於3月31日發聲明，憂慮司法機構放棄其獨立地位，跟隨行政機關以保障個人私隱為名的政策，也有違司法公開原則。
被刪除的資料有何重要？阿聰稱法庭記者於每天開庭前查閱控罪書，初步了解候審案件，再選擇案件聽審。相關資料有助記者了解案件的特性，亦有助辨認被告身份，避免混淆同名的被告。
至於控罪書上案件主管的職級，阿聰指可有助記者跟進具新聞價值的案件。例如去年12月，黎智英被控串謀詐騙罪，案件與《國安法》無關，但有記者從控罪書發現，案件主管為國安處高級督察馮俊宜，感到「事有蹊蹺」，所以記者就可跟進，讓公眾了解國安處的職責範圍。
司法機構稱於控罪書上提供私隱度較高的個人資料，或會損害執行司法工作，阿聰不認同，稱控罪書只容許傳媒查閱，從未聽說過因容許媒體查閱控罪書，而出現洩漏私隱的情況。而司法機構早前已於控罪書刪除被告身分證號碼，阿聰認為身分證號碼屬高度敏感資料，可刪除或部分遮蔽，但現在法庭再刪除更多資料，他不認同也難以理解，他認為讓傳媒查閱相關資料不會損害私隱。
特寫法庭新聞 細節及情緒紀實
大時代下，法庭記者挑戰重重，偏偏有不少新血加入行列，於罅隙中尋找可報道的材料，網媒《誌》的獨立記者王紀堯便是其中一員。她2019年於浸會大學傳理系畢業後加入《誌》，遇上社會運動最熾熱之時，為追蹤示威者的前路，她由衝突現場的前線記者，轉至法庭記錄被捕社運人士的故事。
《誌》於2019年7月成立，當時正值反修例運動初期，他們主要以短片記錄衝突現場情況，直至法庭案件增加，便轉以特寫方式報道法庭新聞，王紀堯指特寫有助彌補主流媒體忽略的細節，仔細至被告的每個動作，以及庭內的互動，幾時幾分發生，她都會記下。
在47人案的法庭特寫中，她寫到：「晚上7時20分，還未開庭。何桂藍走向坐在中間的朱凱迪並與他擁抱。一向都沒有甚麼動作的黃子悅都站起來，探向旁聽席，應該是想看看席上的家人。隔了一陣子，一向活躍的何桂藍向觀眾席飛了一個吻。7時35分，正當大家準備開庭，岑敖暉走向被告欄中間並低頭，朱凱迪用力按著他的肩膀，兩人輕輕擁抱。7時40分，控方突然離開法庭，大家大為緊張，辯方律師也一個個跟著離開。旁聽的市民和記者大感詫異。伍健偉此時合十向家屬席方向鞠躬。」王紀堯認為，記下時間，既可還原冗長的程序，又可反映法庭內每分每秒的煎熬。
社運期間，街頭衝突連連，一直跟進社運新聞的她卻認為，法庭比任何示威現場帶來的精神創傷更大。
去年5月，反修例運動下首宗暴動案的被告冼家豪被判監四年，是王紀堯第一個跟進的法庭報道。她碰巧於庭內坐在家屬旁邊，眼見被告與家屬雖看到對方，但將要面臨四年的離別，令她感覺很震撼，更形容法庭判罪的畫面是「斬釘截鐵的離別，沒有希望的餘地」。
散庭後，庭內一片愁雲慘霧。聽著站滿人的電梯內只剩偷泣聲；看著為見兒子一面，似要拍破囚車窗戶的冼媽媽，王紀堯淚流滿臉地完成報道，只為將當刻的情緒記錄下來。傳統媒體經常強調記者報道新聞時應保持客觀中立，她認為事實更重要：「若這時代是充滿情緒，而這情緒需要被記錄，我認為自己的情緒都是一種事實，我只能坦白地說，我有哭、我感到不開心，但別人如何看待這件事就交由他們決定。」最後，她以「今天不應陽光燦爛」為題，寫下報道。在訪問間短短五分鐘內，王紀堯五度以「震撼」形容當日的感受，可見一年前的經歷仍撼動著她。
跟進法庭新聞近一年，王紀堯指不少獨立記者在每次報道保釋聆訊前，即使明知不會成功，仍堅持申請豁免9P條例的限制，為的只是要將法官拒絕豁免的原因記錄在案，為歷史作證。而《國安法》閉門審訊等新挑戰，會否打消她報道法庭新聞的念頭？
「法庭只是一個場景，我不會因為這個場景的限制，而覺得過分無力。若不能報道，就想其他辦法報道，從來新聞工作都是如此，大家只要想像，就總有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