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工作人員努力搶救後，場內部分的燈及一支咪曾一度恢復功能。在僅有的時間下，列明慧立刻叫全體肅立，開始獻花說悼詞，希望把握時間，完成晚會。其後為了安全，支聯會決定在九時多提早結束悼念活動，這令部份市民心感氣憤，他們一邊走，口中一直罵。
但暴風雨之中，她看到市民仍緊緊凝聚，燭光還是照遍了六個足球場。「有時候沒有天打雷劈，反而不知道我們是這麼堅持」，列明慧一下台就忍不住抽泣，但不是因為受了委屈，而是有九年而來難得的滿足與感動，她說這一次讓她看到了香港的希望。
是經驗也是包袱 十年司儀退下來
初當司儀時，列明慧二十六歲，但九年須臾而過，今年六四將會是她當司儀的第十個年頭：「年紀對於我一定是個包袱，你說十年經驗是一個很好聽的詞彙。但也會有包袱，總會失去了一些衝動和熱情。」這番感慨，源自晚會二十週年時，她目睹青少年熱情投入的灑脫，以及反國教時見識到下一代為求公義的堅強不屈。
「 對於反國教事件，我是打定輸數的，認為沒有理由能反到。當他們要決定絕食時，我還在想你們不要這麼傻了，是沒有可能的，不值得為他們（政府）絕食。」身為物理治療師的她，認為任何抗爭的底線就是不要受傷，不要流血。因此當看見反國教的參與者要重演絕食來改變政府立場，她感到悲觀。
原以為反國教學生的叫喊只是短暫無比，怎料，這個以年輕人主導的抗爭成功了，令列明慧更驚嘆年輕人的幹勁與魄力，同時亦反省自身：「有時年紀這個包袱，會令你質疑政府怎麼會聽你講，便令你自己去妥協、去讓步。」年輕人為社會盡心盡力，令她明白即使自己已三十六歲，但仍可大膽構思，為六四、為社會做更多事。「開始時，會覺得自己做司儀已經很好，但每一年在這裡回顧，會覺得自己要盡自己力量再多做一點。」她說首要做的事，是要剔除六四晚會被批評儀式化、守舊不變之名，把司儀一職應該交付給更有勇有謀的下一代，讓他們為晚會加入新元素：「今年是我最後一年做司儀。無論怎樣，下年都不應該再站在台上。這絕對不是一個捨我其誰的崗位。」
愈戰愈勇 讓舞台說更多話
其實早在五年前，列明慧已著手辦舞台劇，希望彌補六四晚會在宣傳平反六四這個訊息的局限：「晚會一部分是悼念，一部分是較激昂要爭取中國民主，但只是叫口號，根本難以教育，所以自己要去做一些事，便選擇做六四舞台劇。」因此她在六四二十週年時創作了舞台劇《在廣場放一朵小白花》，現在亦不時到中學巡演。「佔領中環」討論得如火如荼，在去年，她亦為此而創作了一部《讓黃雀飛》。適逢六四的二十五週年，她更為《王丹》這劇當監製，帶觀眾經歷一班因六四政治因素而流亡或入獄人士的故事。她希望放下六四司儀的身分後能創作更多與六四及社會議題有關的劇目，與年輕人好好分工，為香港做更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