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是站在那裡，一個塔利班成員就沒因由地打我，打得我全身都是瘀傷。」Zuhal引述叔叔的話。遭塔利班奪去工作，Zuhal 40歲的叔叔再沒生活費養家。徬徨之際，身處外地的家人寄來點救命錢。他硬著頭皮去銀行，獨自排隊等候取錢，心中默唸祈求安然無恙，但仍是避不開惡運：「他拿著槍，開始用槍背打我的肩膀，叫我移動。」手無寸鐵的他無法還擊，只能默默承受。Zuhal語帶憤恨，覆述著叔叔的經歷，卻愛莫能助。然而，在塔利班統治下，這些經歷只是冰山一角。

編輯｜伍銘熙　蔡詠愉　攝影｜蔡詠愉　美術｜蔡詠愉

八月中，塔利班攻入阿富汗首都喀布爾（Kabul），隨後更成立新政府，相隔20年重奪政權。雖然發言人穆賈希德（Zabihullah Mujahid）向婦女保證，會在伊斯蘭教義的框架內保障婦女權益，女性仍能工作上學，亦不必穿戴全身的罩袍（Burka），但對於阿富汗人，這天仍是夢魘再臨。

坐困危城　如待宰羔羊

「試想像一下，在家甚麼都做不了。有時只是坐在一個黑暗的地方，甚麼都不做。再想起你上學、與朋友家人享受過的快樂時光，現在卻只困在家。」21 歲的Zuhal 11年前離開阿富汗到加拿大定居，剛在多倫多完成警察基礎課程，準備到約克大學進修政治學。她現時是Afghan Youth Toronto的成員，組織在塔利班奪權後成立，希望引起外界關注事件。 她父親體驗過塔利班的殘暴，加上崩塌的經濟，早於2000年到海外工作，再將她接到加拿大。Zuhal的親人卻不及她幸運，至今仍有超過30名親人被困阿富汗，其中只有八名男丁。在塔利班奪權後，Zuhal的親人決定住在一起，互相有個照應：「他們都來到喀布爾，因為喀布爾現在最受關注，似乎比其他地方要安全些。」

塔利班政權2001年被推翻後，阿富汗經濟穩步上揚，2003至13年間經濟每年增長逾9%，但在2016年仍有過半人口在貧窮線下。在塔利班奪權後，經濟更是一蹶不振，Zuhal直言物價大幅上漲，原本折合價值約港幣90元的大米，升至約180元。價錢翻倍，有人更要出售家具來購買白飯充飢：「人們現在為了錢，甚麼都能做。」不只女性被禁止工作，Zuhal的叔叔們也已失業，只能依靠身處外地的親人匯入生活費，暫時僅可應付：「只要能給他們的，我們都會送過去，他們才能生存。」

自塔利班來襲，Zuhal的親人都近乎抑鬱，更長期失眠，他們懼怕塔利班的狂妄，不知何時會觸動其神經：「親人們都害怕出門，害怕會遇到他們（塔利班），害怕穿了不合乎塔利班要求的衣著，不知會發生甚麼。」Zuhal指，大人不能工作，學校亦要停課。起初家中的女性仍會在叔叔陪伴下，看看外面的情況，但見識到塔利班的可怕後，除了叔叔出門買日用品外，其他人都不敢外出。他們每一刻都活在不安定之中，恰似待屠宰的羔羊。

不能相信的塔利班

塔利班入主阿富汗後承諾會尊重女性，更指所有人都應被視作平等。面對這些承諾，阿富汗人嗤之以鼻：「媽媽告訴我，他們當年說過一模一樣的話。」1996-2001年塔利班統治阿富汗期間，亦曾說過會給予女性自由，Zuhal指結果有目共賭：「看看當時發生甚麼事，他們會無緣無故地射殺婦女，看到女性手上有指甲油，會割掉她們的手指。女人做的任何事，他們都反對。」

她的親人就領教過，塔利班怎麼說一套做一套。塔利班早前宣佈男生可以重返中學，本應就讀中六的表妹則被禁止上學。塔利班奪權初期，她的叔叔和姨姨，曾目睹兩個少女穿著牛仔長褲在街上走，被數個塔利班成員捉著，斥責她們衣著不恰當，並用鐵絲鞭打她們雙腿。Zuhal的兩位表哥亦曾在回家途中，無故遭塔利班毆打，被搶了汽車、金錢和珠寶。她住在南部城市坎大哈（Kandahar）的朋友，更被塔利班逐出家門：「塔利班突然闖進他們的家，叫他們滾出去，找另一個地方住。」Zuhal指，根本不應期望塔利班會改變，一切只是如20年前般重現：「塔利班只是希望世人接受他們，所以才這麼說，但他們不會實行。」　

前路未卜　只求安全

「叔叔總是問我們，有沒有辦法把他們帶走，他們只想有一個未來，現在在阿富汗，他們沒有未來。」遠在他國，眼看塔利班攻陷家園，Zuhal除了擔憂親人的安危，內疚之情更難以言表：「我很安全，可以出門、工作，有自由，但他們沒有。若當年父母沒帶我離開，現在身陷困境的可能是我。」加上她的叔叔們本來在非政府組織工作，曾與英美政府等合作，這令他們身陷險境，更擔心被塔利班發現後遭處決。為解救親人，她用盡方法，去信各國政府與叔叔的上司們，希望能為他們申請簽證，卻沒有回音。被焦急、無助等情緒籠罩的Zuhal已不知怎辦：「即使我怎麼努力，也似乎無法為他們做甚麼。」

能試的都已試過，在阿富汗東北部潘傑希爾省（Panjshir）僅餘反抗塔利班的勢力，成了他們僅存的希望。塔利班拿下首都後，唯一未能攻下的就是該省，全賴當地的「反塔勢力」。8月20日，「反塔勢力」更一度奪回數個地區，惟塔利班在8月29日，切斷了潘傑希爾省的互聯網與電信服務，往後的各種消息再難以核實。Zuhal不期望他們能擊敗塔利班，只是希望能達成協議，令阿富汗人不再受傷害，有一丁點人權。雖於9月6日，塔利班稱已完全控制潘傑希爾省，但反抗力量「全國抵抗陣線」堅稱仍未被擊退，Zuhal仍然相信，那是阿富汗人僅存的出口：

「我只能祈禱，這次他們能奪回阿富汗，這是現在唯一支撐我們的東西，是我們唯一的希望。」

習以為常的亂世

在香港大學讀書的Sitara這天穿上清爽的長裙，展露出自信的笑容，這個她，或許會嚇倒六年前從未離開過阿富汗的自己。23年前在阿富汗出生，她本不知自由、平等為何物：「如果你沒有體驗過，你不會認為有問題，因為已經習慣了，你不會質疑這些規範或發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即使有時你感覺很糟糕，你認為它就是這樣。」

2001年911事件後，美國以追捕主腦拉登和反恐為由，派遣軍隊進駐阿富汗。雖然Sitara認同美軍駐守20年間，為當地帶來了更多教育資助，亦引入自由、民主等價值，提升了女性的社會參與度，但她指當地人仍然要穿遮蓋身體的衣服，要為人身安全擔憂。直到2015年，她首次出國到土耳其參與夏令營，接觸到來自世界各地的師生，不論男女都能任意穿想穿的衣服，才開啟了她對自由的想像。其後於2018年考獲獎學金到香港大學就讀，這四年享有的自由，她更坦言從未感受過：「就算我穿什麼衣服，也沒有人來騷擾我，我覺得很安全。 」

阿富汗的亂象從未平息，塔利班雖於2001年喪失政權，但未有銷聲匿跡，仍與以美國為首的聯軍時有交戰，發動各種恐怖攻擊。Sitara指去年在她加茲尼（Ghazni）的家附近，曾有人發動自殺式炸彈襲擊：「（施襲者）其中一片人體殘骸，飛進我家後園。」這樣恐怖的事，Sitara直言是「正常」，只因太常發生，當地人已經麻木，她亦只能苦笑置之。

外人看是如此荒謬，但對Sitara而言，未被攻佔前的阿富汗，的確在一步步地改進，至少女性能上學，能上班，或像她般有到外地升學的機會，而政圈、教育界和商界都能找到女性的蹤影。或許很微小，但至少能看見希望。這小小的進步，卻於旦夕間化成灰燼，回到20年前的境況。在當地的大學，情況倒退到男女學生上課時要以簾分隔，她慨嘆：

「一切（進步）彷彿一下子消失了，是的，其實很悲哀。」

回到廿年前　阿富汗危機四伏

塔利班奪權前兩個多月，Sitara回到阿富汗探望家人，8月10日返回香港。她當刻不知道，他日再回去時，已不會是那個熟悉的阿富汗：「我離開不是因為塔利班會來，我沒想過塔利班會控制整個國家，沒有人預料到這一點。」

Sitara雖趕及在首都淪陷前離開，但當時塔利班已控制了數個省。未離開前，Sitara不下十次遇上塔利班檢查站，每一次都是膽顫心驚：「你不知道會發生什麼，你不知道是否有人舉報你，或有人只是想殺你。」多位塔利班人員披著頭巾，手持槍械，要求她父親和弟弟停車讓他們搜查，連正眼都不看一下她，她只顧低頭瑟縮一旁，即使傳統的伊斯蘭罩袍包裹著全身，也掩蓋不住她的恐懼：「我不敢看他們，只能祈禱，想著『我只想安全，真主，請救救我』。」

輾轉回到香港，得知塔利班奪權，無助感始向她襲來。她不知道怎樣幫助仍在當地的父母、弟弟等，也想像不到會發生甚麼：「家人也不清楚外面的情況，不知道該怎麼做。」家人不只不能外出，連僅有的娛樂也遭剝奪，只能做家務和看電視打發時間。但Sitara指，電視現時只是播著一式一樣的宗教節目，由穆斯林神學家（Mullah）講道，宣揚「偉大」的伊斯蘭教：「媽媽總跟我說，『我不能再看最喜歡的電視劇了』。」

她又聽當地朋友說塔利班正挨家挨戶搜索，有人推測是要找以往在政府工作的人：「他們也不知該怎麼辦，如果被塔利班發現藏有文件，將會有生命危險。」有朋友嘗試尋找逃亡的方法，卻只是失敗而回。眼看家園危機處處卻束手無策，Sitara和家人只能空盼黎明來臨。

重整心態　靜待歸家時

「我永遠是個阿富汗人，我永遠不能說我是華人。當你喪失自我，不知自己屬於哪裏，才是最壞的感覺。」Sitara看著家園崩壞，自然是無比痛心，但生於斯、長於斯，那份歸屬感是奪不走的。

Sitara坦言，家雖不再似家，但卻沒另一處能比得上。就如她很享受香港的生活，但沒有同種族的朋友、沒有人說她的語言，她只感孤獨。她曾夢想，畢業後回去在商界闖一番事業，報效國家，幫助自己的民族。這夢想仍未磨滅，她仍盼望那日會來臨：

「到有一天，沒有生命危險時，我就會回家。」

沒有女性的街道　

36歲的譚家雄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服務近九年，到過泰國、緬甸工作。去年八月他被調派到喀布爾，期間一直身處聯合國營地，出外工作時才會目睹市面情況。塔利班入城後，聯合國先後兩次安排撤離，他才有機會離開營地。

原以為塔利班奪權後會帶來腥風血雨，但他在街上沒看到混亂的情況，估計未必是塔利班變得温和：「在新塔利班統治下，最大的不同在於他們的公關手段，的確做得不錯。」對外地人而言，塔利班負責維持治安，離開當天，聯合國車隊便是由他們護送到機場。而同事事先已與塔利班溝通，他不感到害怕，更有塔利班成員向他打招呼。

平日約十五分鐘的車程，當日歷時兩小時。經過喀布爾的街道，譚家雄見到最大的分別，是在街上只剩下男性：「女性一定是留在家，不會出外，因為不知會發生何事。」他指當地的女同事，一面倒擔心自己的安危，想找機會離開，現時只能留在家中。但譚家雄指出，這種恐懼大多源於對塔利班固有的觀感，而非她們經歷了甚麼。

嘗試對話　維護權益

相較20年前，譚家雄指塔利班開始回應公眾關注的議題，例如承諾保障女性受教育權，當地小學及私營大學現時更容許女生上學，但很多女性仍留在家中，衣著亦較以前保守，他估計女性權益比以前差，本地人自然難以適應：「他們過去20年享受了自由，但現在少了的時候，當然會很擔憂。」

譚家雄與組織在九月下旬回到喀布爾，打算跟塔利班對話，了解教育官員的長遠計劃，強調會盡力協商，幫助當地人：「維護阿富汗人民教育的權利，這是我們要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