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條例修訂我又不是很驚訝，我的感受是『終於都擺上枱面了』。」被問及政府修訂《電影檢查條例》，導演莫坤菱只感無奈。訪問當日，她身穿黑色上衣，印着一句英文歌詞：如果我們想做錯的事，就要變得非常堅強。

今年6月，莫坤菱首部執導的反修例運動劇情短片《執屋》未獲電檢處發出的准映證，被迫取消放映。政府同月亦宣布修訂《電影檢查條例》，規定檢查員須考慮影片會否不利國家安全，並於10月底通過三讀。國安法之下，紅線蔓延至電影業，電影人該如何在重重紅線之中，尋找新的創作空間？

記者｜羅子璇　編輯｜伍衍亭　攝影｜羅子璇　伍衍亭

《執屋》為莫坤菱首部執導劇情影片，故事講述一名男生於反修例運動中被捕，女友為他上門「執屋」，並遇上與男生政見相反的父母。製作團隊由去年3月開始寫劇本，時隔一年終於完成製作，並獲上映機會。影片原定於第15屆鮮浪潮電影節放映，今年6月13日為首映日。

根據條例，檢查員需於影片呈交後不超過28天內決定是否發出准映證，莫坤菱指影片已在5月初呈交。臨近上映日，莫仍遲遲未收到准映的回覆，只好取消首場放映。她沒想過《執屋》不能放映，更不解電檢處為何要拖延：

「當電檢處只是用行政手段拖延，我覺得有些無奈，因為它沒說『可以』或者『不行』。」

政府提電檢修例　禁電影危害國安

在《執屋》未能上映的同時，政府於6月11日修訂電影檢查員指引，指明檢查員有職責制止危害國家安全行為，需考慮影片上映會否不利國家安全，政府亦於8月向立法會提交《電影檢查（修訂）條例草案》。假如影片「相當可能」不利於國家安全，政務司司長有權撤銷已發出的准映證，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亦可延長電影審查時限。由於涉及國安，有關決定不可向審核委員會上訴。10月27日，立法會正式三讀通過電檢條例修訂。

過審需「落14刀」　《執屋》無奈放棄上映

宣佈修例消息之後，電檢處於6月17日向鮮浪潮發出書面回覆，要求影片不能以《執屋》為名，而且片中有14處需要刪減，包括父親同情兒子被捕的情節，並要加上「影片内容可能構成刑事罪行」的說明，否則影片不會獲發准映證。

莫坤菱從沒料到影片多處不過審：「刪走14個位置很多，這短片只有20多分鐘，刪走14個地方就『乜都無』。」她指影片主要刻畫親情而非政治，亦沒有偏向任何政治立場，而且香港過往有不少創作，例如《夜更》和《3月6日》亦是關於兩方政治立場的對話。莫坤菱坦言有想過妥協，按電檢處要求刪走14個片段。但最令她不能接受的是，連《執屋》二字都觸碰到紅線，為了保留創作原意，她最後拒絕修改，影片無法取得准映證。籌備近一年的影片最後不能放映，莫坤菱慨嘆：

「作為創作人，這是無所適從的。如果電檢處告訴我2019年是不能寫的，那我可以改寫其他題材，但它沒有告訴你『不可以』。」

面對無形紅線　要隱晦到無人明白？

經過三個月的沉澱，莫坤菱嘗試估計紅線所在，是不能講述黃藍家庭故事，不能同情示威者，還是不能提及反修例運動？面對電檢條例修訂，她認為如果創作者要確保電影能安全過審，是一件費力的事：

「是否要打擦邊球？是否要很隱晦，隱晦到無人明白呢？這是藝術工作者要適應的事情，不單是電影界。」

莫坤菱以往為專題記者，較多製作紀錄片等影像項目，《執屋》是她首部劇情影片。對於未來會否繼續創作，她坦言經歷《執屋》一事後，她已很難再找到本地投資者：「可能看見你的名字，知道你拍過這些東西，就不投資了。」她又指，電影由寫劇本、拍攝至後期製作均需時較長，但政治環境變化急速，沒有充裕時間予導演製作政治電影，她表示：「你以為能說的事情原來在一年後不能說，會否將來有更多限制，會不會在將來有某些字眼，如『本地』、『香港』都不能用？」她希望繼續製作社會或愛情題材的電影，但要取決於團隊和投資際遇。

影響蔓至商業電影　業界見步行步

香港電影工作者總會會長、資深電影工作者田啟文認為，從商業電影製作人的角度來看，所有電影題材都需要有爭議性，例如《怒火》塑造正邪難分的警察角色，以營造反差誇張的劇情效果。就電檢條例修訂，業界憂慮選材令他們誤墮法網，尤其是挑戰法律的情節：「電影呈現炸禮賓府的畫面可以嗎？是誰炸？為什麼要炸？這些都需要討論。」

「任何改動出現，而該改動不是令市場更加開放，都是行內人不想出現的情況。」田啟文認為，條例影響了電影界的創作空間，他和業界代表曾就此與政府會面，但對於業界的具體疑問，政府表示也在摸索中。田啟文又指電影是多元化和多角度的創作，很難白紙黑字寫清楚，即使業界舉例一套電影作樣本討論，亦不能斷定日後同類電影必定能過審。他認為：

「我們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最好的方式就是見步行步，將個案分開討論。」

對於有聲音指電檢修例或會令投資者卻步，田啟文解釋現時行業運作模式大多是導演主動尋找投資者。他不排除修例後，投資者會因為導演曾拍過政治電影而拒絕投資。

時隔20年　政治審查再現

事實上，電影遭政治審查亦非新鮮事，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院副教授吳國坤回顧香港電檢條例歷史，審查的嚴格程度與社會氣氛息息相關。在50至60年代，由於港英政府擔心共產主義滲透，大量中國電影和紀錄片都被禁映。直至80年代，以文化大革命為背景的台灣電影《皇天后土》被港英政府以「不利於友好國家關係」為由，上映一天後撤下。直到1988年，政府正式頒布《電影檢查條例》，包括成立電影檢查員小組及審核委員會，並制定電影分級制度。至1995年才取消政治審查條文，而條例中的分級制度則沿用至現時。

時隔近20年，國安法令政治審查以更高姿態再現電影圈，製作人亦再被政治紅線籠罩，吳國坤指，經過反修例運動後，政治紀錄片的背景取材或更易觸動政府神經：

「其實拍攝和放映那些紀錄片本身未必有問題，而是中國和政府覺得2019年（反修例運動）有問題。」

吳國坤補充，港英政府對電影審查沒有清晰條文，亦沒有立法過程，純屬業界知道和默認的內部審查，今日的國安法卻是明文立例。現時的社會氣氛亦不利於政治電影，「危害」和「不利於」國安的意思是什麼，他認為電影人必然有所猜測和避忌：

「它（電檢修例）的威嚇作用超越了實際想管的東西，寒蟬效應的確存在。」

在條例修訂之下，吳國坤認為未來兩年都是摸索期，創作人或要嘗試更隱晦地批判社會，專注於電影說故事的藝術，例如《執屋》的背景不一定要提及反修例運動。應對電檢修例的最好方法是繼續創作不同題材的電影，「世界很闊，先不要被這件事（修例）框死創作力。」他寄望電影人繼續拍出好作品，延續香港電影文化。